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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照祥: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

更新时间:2019-01-21 22:51:14
作者: 阎照祥  
不分青红皂白地分配于大众,而是去帮助那些拥有意愿和渴望,去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做到更强和更好的人。”(19)性格强悍的作家厄奈斯特·本(Ernest Benn,1875-1954)在1920年发表《回归自由放任》,挖苦劳合·乔治等自由党头面人物提出的“给工人阶级住房”“使矿工过上舒适生活”的口号是恬不知耻的政客伎俩,意在以小恩小惠换取选票。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实施福利救助,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问题,本反对政府继续规定企业生产计划。(20)这也是考虑到一些人追求享乐的本性。

   以上种种,仍然只是现代保守主义内容的一部分,诸多保守党人还格外看重经济发展和帝国问题,并为此而坚守历史传统。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20世纪前期,展示保守主义守旧特征的史实不胜枚举。世纪初年,约瑟夫·张伯伦呼吁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但在帝国内部实行关税特惠制。20年代的大罢工、经济危机和30年代的王位继承危机中,鲍德温在各方面均无建树,却能不露声色地固守阵地,使保守主义未伤元气。他在政治上最有名的做法,是要党人勿忘迪斯雷里的箴言:“不理解时代精神你就无法取得成功。”(21)其他呼应约瑟夫·张伯伦和鲍德温的保守党人,在经济学领域有亚瑟·斯蒂尔-梅特兰,在历史学领域有F·J·C·赫恩肖、吉斯·费林、亚瑟·布伦恩特,在文化界有作家厄奈斯特·本等,他们大多属于保守党的右翼。

   保守党右翼对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宣传,未限于著书立说和会议演讲。为了培养本党骨干,强化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党校、读书会和研究机构。

   1920年6月,保守党全国联合会在伯明翰召开大会,保守党要人阿尔德曼·戴维斯在会上提醒:工党为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培训本党成员和积极分子,已建立了一所学院和30所学校。为此,保守党应尽快建成类似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以便有效地迎战工党的政治宣传。

   保守党的第一个“党校”——菲利普·斯托特爵士学院(Sir Philip Scott College),于1923年9月在北汉普顿郡的欧文斯通市创办,用作保守党发言人、大选候选人和党员骨干的政治教育中心,“学习反社会主义组织的指导性课程”。1930年,学院改名为“波汉姆斯特德阿西里基纪念博纳·劳学院”,简称“阿西里基学院”,其办学宗旨是提供“公民教育”,为“英国宪政发展和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特定人材。(22)整个30年代,该学院一直是保守党政治培训中心,它还为该党的“后座议员”(back-bencher)(23)领会保守主义原则,增强批判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讨论场所。

   阿西里基学院拥有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其课程由青年政治活动家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1899-1985)编制,五套基本科目是:保守主义原则、公民权利、经济问题、现代工农业发展史和大英帝国史。其中,公民教育读本的内容包括各时期英国权利和职责的演变,重点阐释公民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以及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原则。阿西里基学院所坚持的阶级属性,决定这所党校要把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教育中的靶子。

   为了实施教学计划,布莱恩特还为学员准备了“开创性读本”。他亲自编撰的教材《保守主义精义》出版时正值工党第二次组阁,这显然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为了使学院听课者领会保守主义理念,布莱恩特言明:“这些书籍的首要目的是要把保守主义作为生活的指导性哲学。实际上,它们还将会像费边社宣传社会主义的早期出版物那样,为了实施保守党的教育目的而发挥同样的开拓性作用。”(24)

   考虑到本党学员们职业面貌的差异和工作时间的限制,阿西里基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周末班、暑期班和函授课程。在一些本属普通高校的公民教育课程中,也添加了讲授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内容。

   在师资方面,该学院延聘了一些著名学者,其中有保守党历史学家查尔斯·配特利、H·J·C·赫恩肖、基思·费林等人,政治学专家为数更多。他们作为反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学者,曾发表多种著作,后来又在课堂上和政治俱乐部中面对更多的听众,阐释保守主义政治观点。其中阿诺德·威尔逊爵士于1933年10月在阿西里基学院演讲时说道:“托利主义不仅是党的教义,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思想态度政治,还是社会和伦理力量的回归。”(25)为扩大保守主义的影响,威尔逊号召未就业的保守党党人去从事宣传工作,使更多的人掌握和信奉保守主义理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党校创办只是保守党人实施党内思想教育的一个方面。为扩大社会影响,保守党精英们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印发政治小册子、招贴画,在报刊上发表文论,尽量传播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20年代末,道格拉斯·杰罗德就率先创办了右翼期刊《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大约同时,保守党作家弗兰西斯·亚茨-布朗也开始创办政治刊物。

   其二,仿效工党组建读书俱乐部。1936年岁末,在书商爱德华·塞缪尔的赞助之下,布莱恩特出面建立了“右派图书俱乐部”(Right Book Club),并随即与工党的“左派俱乐部”开始了具有党派斗争性质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26)

   保守党的“右派读书俱乐部”主要是重印该俱乐部编辑的旧书,阿西里基学院的教师和党内政要成为主要的编辑群。截至1937年4月,“右派图书俱乐部”已有会员10000名,“书战”初见规模。为了提高“书战”指挥部的层次,保守党还建立了“全国图书联盟”(National Book Association),并争取到了书商胡奇逊家族的支持,设立了专项基金。布莱恩特和保守党右翼骨干想使“全国图书联盟”在名号上弱化政治色彩,使之成为一个超越政党、超越阶级、超越宗派诉求的社会团体,(27)以使当时以保守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然而,由于“全国图书联盟”的党派立场是明白无误的,很容易就暴露出保守主义的右翼本色。它过多地依赖党魁意旨,甚至将错就错,追随领袖错误政策。它问世之际,正值英国绥靖主义思潮泛滥,前后两任保守党首相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为维护大英帝国私利,长期奉行绥靖政策,对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极力巴结讨好,不惜牺牲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全国图书联盟”随即在多家书店里,将首相张伯伦的畅销书《寻求和平》放在显著位置。此外,“全国图书联盟”还印发张伯伦的演讲集,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起出售。此时布莱恩特还在“德英友好协会”的赞助下访问德国,极力示好。阿西里基学院名师威廉·提令(William Teeling)在其《为何英国繁荣进步》中大谈他访问德国集中营的“美好见闻”,盛赞德国劳工集中营如何具有较高的卫生标准。所有这些言行,以后均成为历史笑柄。

   诸多史实证明,守成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保守党人对此一向是轻车熟路。

  

二、缓进:保守主义的适度更新


   保守党并非一味保守,一成不变,原地踏步或倒退。其中一些人总在行进着,尽管步伐不是很快,他们需要谨慎观测某种新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保守主义者可能最早驻足,但停顿只是暂时的。部分保守主义者会加入激进者的队伍,争取选民的支持,以免在逐步拓宽的民主道路上屡遭败绩。

   保守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一味地保守。保守主义不仅要变,还要变化适中,不失本色。在社会改革方面,它略显慢了点,但其本意还是追求阶级利益的稳定,抵制冒进,避免民主对传统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威胁。这凸现出保守主义的守成能力,以及实现最佳社会价值观的目的。

   可见,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面相:其一,恋古守旧,捍卫传统的主流思潮,使保守党行使“刹车”功能。其二,审时度势,为改变政治劣势而呼吁适度的改革,顺应社会潮流。换言之,英国保守主义最典型的两个特征是既守旧又主张缓进,前者诠释了不列颠的岛国文化传统,后者体现着英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渐进性发展特点。

   纵观20世纪,展示出英国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缓进性特征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项是阿瑟·巴尔福首相允准的爱尔兰土地改革。1903年,为缓解爱尔兰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他颁布实施了“温德汉”法令,规定:凡地主必须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要求,并可适当领取赎金;贫穷佃户可向政府贷款,支付购买土地的费用,低息借款(3.25%)偿付时限长达68.5年,还能从政府无偿得到12%的补贴。至1909年,爱尔兰绝大部分英裔地主的土地被转手。这就动摇了英国在爱尔兰实行阶级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根基,终结了带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大地产制。令人惊叹的是,不列颠近代史上唯一的土地改革,竟然是由屡次否决自由党“爱尔兰自治法案”的保守党实施的。它使英国土地在数年中大规模转让,切断了英格兰地主和爱尔兰雇农之间的“主仆关系”,避免了苏俄式土地改革的强制和流血。

   巴尔福在处置爱尔兰土地问题上有节有度,可在思想上却坚守保守主义阵地。1924年10月23日,他在议会警示:“你不应行事快速,也不可失去古老的文明。你必须利用他们,你可以改进他们,你应该去改进他们,但你不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代之以新的社会经济体制。”(28)

   大致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政治界和知识界的保守主义者中,思想活跃、居高望远、精于思考和谋划、呼吁观念变革者始终不多,而麦克米伦却是其中翘楚。他不仅思考保守党如何在三党大选竞争中顺利胜出,还能未雨绸缪,于30年代推动保守党放弃传统做派,适当向左转,并匠心独具,提出了占据“中间道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

   麦克米伦出身名门,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法定继承人,保守党优秀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投笔从戎,于索姆河大战中身负重伤,战后进入政界,善于思考社会大局,重视现实经济问题,被称为“自格拉斯顿以来最有书卷气的首相”。

   1923年,麦克米伦进入下院,成为保守党理想主义者“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几年后,大萧条降临英国,不列颠失业率居高不下。1926年大罢工导致情况加剧,劳资矛盾激化。面对经济危机,他发现:在整个欧美,“旧式的资本主义结构已经崩溃……整个制度需要重新估价”,(29)变革不可避免,经济理论探讨当居于首位。幸运的是,他在探索过程中,一再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指导。

麦克米伦对“中间道路”的理论探讨经过了三步曲。第一步,他于1932年撰写了小册子《下一步》,呼吁组建一个由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组成的“投资与发展委员会”,探索扩大投资渠道、增加就业机会、解除经济困境的方略。他向议会提出建立“英国工业联盟”,以备在市场不景气时筹集资金,支持企业家借贷。(30)凯恩斯仔细阅读了《下一步》,肯定其内容的合理性,但指出麦克米伦在表达自己想法时“勇气不足”,秉持了中间立场;凯恩斯还认为麦克米伦高估了经济低迷时期私人投资的水准,低估了政府拉动私人投资、促使经济复苏的必要性。麦克米伦接受了凯恩斯的批评,但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深入思考所谓“中间道路”问题。他还尽量谨言慎行,在其报告书《以后五年》里,未过多发挥他的实行国家所有制和控制英格兰银行等激进想法,却提议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局”,去规范和鼓励资本市场;国家部门的职能也只能在适当的范围之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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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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