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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战争的另一种想象

——《战争的面目》书评

更新时间:2019-01-21 17:55:22
作者: 杜君立 (进入专栏)  
我们就不会惊奇干他们想投人战争了。投入战争,为的是结束那种无聊、厌和僵化的生活,去从事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他一生中所能昐望的唯一冒险机会。

  

   弗洛姆说,人类的历史是残酷的破坏性与残忍的记录,而人类的侵犯性远远超过人类的动物祖先。人与绝大部分的动物都不一样,人是不折不扣的“杀人者”。只有人才会觉得毁坏生命是一种乐趣,只有人オ会去追求这种乐趣,会为了毁坏而毁坏。正如暴力和残忍是人性的一部分,战争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战争说白了就是杀人,尽管战争是反人性的,但人类仍然会发动战争,甚至以参与战争为荣,而这一切也是基于人性。由此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

  

   基根一生致力于对战争的研究,其实他常常步入对人性的剖析,这种困惑也是战争必然结果。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就是杀人,但人们发动战争,往往并不是为了战争本身。换句话说,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并不在乎战争的过程,他们只关注战争的结果。承受战争过程的是普通士兵和大众,他们遭受到杀人和被杀的双重恐惧。

  

   在著名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

  

   有一位迷路的法国士兵跳进了一个弹坑,而一个德国兵保罗正躲在里面。保罗出于本能刺杀了他。机枪扫射迫使活着的保罗只能和死掉的法国士兵呆在一起。保罗开始对自己的杀人行为懊悔起来,他翻检了法国人随身携带的信和照片,他是排字工人,家里有妻子和女儿。保罗难过起来:“如果你再次跳进这里,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原谅我吧,伙计,你怎么成了我的敌人呢?如果我们扔掉这些来复枪和这套军服,你本来可以做我的兄弟啊。”

  

   在美国电影《锅盖头》中,士兵不是人,而是一种武器,而武器则是士兵的性器官。在许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专制国家,武器要比士兵更加受到重视,因为武器需要国家投入资本和技术来生产,而人则是自然生长的,所以人是低值易耗品。这样的理念必然不重视士兵的生命和后勤保障,导致军用品质量低劣。 苏联的AK47代表了一种文化,即粗糙但容易大规模生产武器才是最好的。

  

   说一段题外话:阿富汗战争时,苏联的武器貌似非常先进,但后勤仍跟40年前的二战时期一样非常糟糕。药品总是不够用,缴获的药品都是进口药,其先进程度让苏军颇为惊讶。日本制造的一次性注射器很受救护兵的欢迎,他们尽量在药包里保持装满20支的状态,它们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苏联的国产注射器落后很多年,一旦包装的垫纸磨损后,便成为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也沦为废品。苏联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个重伤员需要2升即4瓶;而阿富汗抵抗组织则使用意大利产的1升装的聚乙烯代血浆袋,用皮鞋都踩不坏,使用便利、安全。苏联的消毒药布包装粗糙,包装的重量就超过布本身,布没有弹性;抵抗组织使用泰国、澳大利亚产的消毒药布,又薄又白,弹性很好。抢救骨折的夹板,苏军争抢着用缴获的外国产品,如英国、法国、德国产的,国产夹板被吐槽成犹如滑雪板一样笨重不便。这位军官对曾经使用过的英国夹板念念不忘,有拉链,可充气,运输伤员时能防震,设计非常人性化。抵抗组织使用美国的睡袋,用天鹅绒填充,非常轻便;苏军则使用重达7千克的棉袄。苏军还从被击毙的雇佣兵身上剥下上衣、长檐帽、袜子、旅游鞋、中国造的裤子,中国裤子尤其受苏军欢迎,因为它不勒股沟。苏军连尸体上的袜子和内裤都不放过,因为军队分发量严重不足,国内计划经济下的产能又无法满足苏军个人的购买需求。

  

   战争的最初设计完全是为了结果,而过程必须服从于结果,为了结果,过程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也就不重要了。虽然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战争的技术性,其实从有权发动战争的人来看,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战争就是罪恶这件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古代战争中,总会有很多士兵选择逃跑,但现代战争彻底堵死士兵的后路,当然他们可以选择投降,但仍然逃不过惩罚。从基根的最后悲叹来说,所有战争都是被强迫的,这是普通战士的无法逃避的命运。他们只是国家的奴隶。1891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对新兵说:“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

  

   将军们要的不是战争,而是胜利,(“所谓胜利,就是使一个国家灭亡,使他的灵魂屈服”。)而胜利来自强迫和强制的成功,一旦这种强制遭到士兵的逃避和抵抗,战争必然会失败。现代社会的军装越来越漂亮,但其作用却是为了抹杀人的个性,以各种棱角和迷彩来使人更像一件物品或者机器。

  

   在军队这个非凡的有机体里,一百万条腿步调一致。他们服从同一个命令、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严守时间。他们随着鼓点统一行动,他们说的是命令和服从的秘密语言,他们的忠诚不再仅限于家庭和地方。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决斗”。骑士时代的决斗有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而战争毫无公平可言。战争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不公平,当一个强者面对弱者时,或者当一方自以为自己强大到足以打败对方时,战争就爆发了。

  

   机器的设计初衷是为人带来舒适和享受,但人们发明武器的原则却是尽最大可能来给人制造身体痛苦和死亡。战争的美德是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心狠手辣、残忍冷酷。在很多时候,战争的机制其实是如何对为数众多的士兵进行强制的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士兵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尤其是他们都非常年轻,没有家庭,也没有太多社会阅历,这样的孩子最喜欢暴力,也最容易服从。

  

   战争也是属于年轻人的,种种不适、无法睡觉、忍饥挨饿和沉重的负担,这些折磨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能受得了,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恐怖、焦虑、分离和剥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容易被战争带来的道德抚慰所打动,虽然战争有种种残忍,但是否认其补偿会是愚蠢的,其中包括让人陶醉的战友情谊、追逐敌人时的刺激、突袭和欺骗性战术所带来的兴奋胜利的喜悦和不负责任的恶作剧带来的狂喜。

  

   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虽然德国人民确实不希望发生战争,即使那些将军和士兵们也是如此,但后来他们都未加抗拒地走入了战场,并且勇敢地打到底。战争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因为谁也无法承担战败的后果。一旦走进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别无选择。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像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那些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宁静安逸的生活,迅速响应号召,投身于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行动中,这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古斯塔夫·勒庞刚完成《战争心理学》。这位群众心理学大师试图揭开人类发动战争的心理成因。但他同时又宣称:

  

   任何以理性和逻辑来解释连锁的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像人们尝试用纯粹的理性角度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一无所获一样。其起源和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最理性、最睿智的人也不可能预见的。

  

   基根说,和以前任何时代的人相比,20世纪的人更加具备成为好士兵的潜力。在现代社会,战争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在国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国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可以牺牲无数个人,因为现代人常常被灌输,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国家,杀人和被杀都是光荣的。对于战争,政客和将军都从内心深处充满种种禁忌,保持最远的距离,他们不承认杀人,更不承认屠杀,他们只说,杀人是“消灭敌人”,被杀是“光荣牺牲”。人类在战争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件物品或祭品。

  

   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例子,拿破仑所打的战争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他并不是为了法国,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权力。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感叹:“我要是有屠云尼那样的助手,我早就是世界的主人了。”他依靠军队和战争偷窃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无耻地为自己加冕,而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人却将其视为英雄。这种政治悖论不仅嘲讽了道义,也是对人性最残酷的揭露。

  

   在西方中世纪,战争的主力是雇佣军或骑士,国王的战争常常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钱很快就花完了。现代征兵制让战争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战争中损失的士兵可以迅速补充。

  

   常备军的存在本身就剥夺了自由人抗议示威的权利、质问和竞争的权利、威胁和反叛的权利。可想而知,在国王拥有镇压这些权利的军队之前,这些权利都是可以自由行使的。拿破仑把军队据为己有,这标志着他完成了掌权,使他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政体,这个政体可以比任何国王统治之下的政体都更加有效地实施镇压。但是,拿破仑式的镇压实为背叛,看起来却不像是背叛,因为作为帝国最终的保障者,军队在情绪和精神上都依然是法国革命的产物。

  

   单纯从战争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都是不世出的天才,人们对拿破仑的崇拜往往是出于对战争和权力的崇拜,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了解战争本身,对战争的过程和个体不感兴趣,这种思维也是拿破仑的思维。拿破仑最狂热的崇拜者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莫属,这两个法西斯主义者从拿破仑身上获得了无数灵感。对拿破仑来说,他是战争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但他并不参与战争本身。正如中国古诗中所写:“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对于战争,处于战争前线的普通士兵和指挥所里的将军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后方,军人的家属和发动战争的政客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战争是暴力、死亡、恐惧和悲剧,后者则认为战争是权力、强大、荣光和功绩,是这让我想起人们常说的钓鱼比喻:同样是钓鱼,手持鱼竿的渔夫认为其乐无穷,而被挂在鱼钩上作饵的蚯蚓则痛苦不堪,但在现实中,并不乏这样的描述:一只蚯蚓兴高采烈地宣称,它跟渔夫共同从事了钓鱼这件伟大的壮举。

  

   (本文发表于2019年1月14日《文汇报》读书周刊,发表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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