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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的集体表象与空间区隔

更新时间:2019-01-21 00:49:00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二、中国网络空间的集体表象


   如果把前面讨论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同网络空间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了四重空间的研究。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主要是物质空间,表象空间则无疑是观念空间,而网络空间是利用信息技术把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联系起来、扩展开来的中介空间。虽然主要活动是信息交流和观念沟通,但网络空间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领域,货币金融、商品财物等也可以在网络中流动和交易。网络空间还是没有边界的、迅速流动的话语空间,是广大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生活空间,人们利用便捷的网络信息技术灵活自如地交流,形成了无限丰富的集体表象,结成了在实体空间或地方空间难以形成的异常活跃的网络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常常把网络空间称为表象的空间。[16](PP381-384)

   考察西方学者关于集体表象和空间关系的论述,目的在于借鉴其思想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空间变迁中的集体表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发生的空间变迁和集体表象的变化,要远比西方社会复杂而深刻得多。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大规模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原本就十分注重人际交流或感性交往的人口大国,无论是空间变迁还是集体表象,都呈现了内容异常丰富和范围空前广阔的崭新变化。

   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1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超大城市,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70%以上。[18]并且,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网民的网络活动十分活跃,每周网络活动时长达到26.4小时。[18]中国社会的网络化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居于世界前列,并且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展开形式。齐美尔重视从形式上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但他关注的社会形式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微观形式,即人们的交往形式。他论述的二人组、三人组和多人组的交往形式,都是在特定场所中的在场交往。[6](P33)今天,在齐美尔视野之外生成了一种新的交往形式——不在特定场所中的缺场交往。中国网民的缺场交往非常活跃,按工作时间和作息时间计算,网上活动几乎占用了网民业余时间50%。其实对那些精力旺盛的城市青年而言,上网时间会远远超过业余时间的50%。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特别是中青年人的城市社会,主要的社会交往形式已经从传统的实地场所进入到网络空间之中,缺场交往已经成为人们得心应手、热烈参与的日常活动,因此,中国社会已经展开了一种充满生机的网络形式,即网络社会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崛起。[19]其中手机上网是中国网民最活跃、使用时间最长的参与网络活动的方式,而利用手机上网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微信和QQ开展的即时通信。这种灵巧便捷的即时通信,既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说教,也很少见到严密精细的推论计算,大量的是在交流生活中的日常见闻、情感趣事、讥讽谈笑,甚至是一个“笑脸”、一个“段子”、一张图片等,其表现形式就是前面讨论的感性表象,是穿流于各种网络群体中的集体表象。

   7亿多网民热烈参与的网络活动,不仅是中国社会微观形式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也发生的重大变化——网络空间的生成。超过总人口半数以上网民活动于其中的网络空间,已经不能称之为虚拟空间,而是形式上脱域、内容十分现实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既是社会空间的崭新形式,也是社会空间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在场的地方社会空间之上,而且也以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信息传递进入实体社会或社会地理空间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网络空间中的观念活动主要是表象层面的,而在数量难以统计的各种微信群、微博群和QQ群中,可以发现十分活跃、丰富多彩的集体表象。如果同迪尔凯姆所论的集体表象相比,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表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具有的脱嵌性,即它可以脱离具体场所或地方环境的限制而开展灵活的流动,可以将之称为“脱嵌表象”。与在特定场所中生成的集体表象相比,脱嵌性的表象具有了穿越地理边界和局部限制的传递性,并且可以通过往来穿梭般的表象传递,生成脱嵌性的传递经验。

   吉登斯曾根据电视、录像和传真技术的发展论述了传递经验,[20](PP25-29)但它同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中生成的传递经验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中交流着海量信息,并且在微信和QQ中交流的主要是感性层面的表象信息,这意味着网络中的信息交流可以直接生成一种经验。表象和知觉一样,都是可以直接与行动对象和实践环境具体对应起来的实践观念,理论、逻辑和计算也具有支配实践行为或经验活动的作用,但它们的作用是间接的。抽象的理论逻辑和数学计算,只有转化为形象的表象或同感性表象联系起来,才能明确地支配人们的实践行为或社会行动,而当实践行动开始时,经验也就开始生成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象和集体表象可以直接支配人们开展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经验。

   经验是人们的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的统一,在网络空间中,即便身体没有实地经历,但面对或接受大量生动的感性表象,也可以生成丰富的心理体验,并且这种通过感性表象刺激而成的心理体验,可以直接同生活中的具体存在对应起来,进而形成处于网络之中又能对应实地存在的心理体验。因此,经过表象传递而形成的心理体验是一种有具体形象和充实内容的现实经验,而不是通过神学表象生成的指向虚构的精神寄托,也不是经由思辨哲学的冥思苦想而形成的抽象体验。

   传递经验的广泛存在和不断生成,使社会生活有了新的存在基础。经验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的生活,离开了经验就必然成为虚幻的臆想。这条很少有人怀疑的传统信条,在今天却需要重新界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提起经验,人们首先想到在田间地头或车间班组的亲身经历和同他人以及具体事物的直接接触,但在社会生活已经大规模网络化的今天,如果仅仅固守在这个层面上看待经验,无疑就漏掉了最活跃、最广泛的网络经验,漏掉了可以在瞬间快速传递到社会各种角落的传递经验。

   在2011年开始的北部非洲的社会动荡中,2012年西欧和南欧的底层社会狂欢中,以及波及全美的占领运动中,人们都已经看到了传递经验的崭新、广泛而巨大的社会效应。[19]在中国社会,大量与互联网有关的群体事件中,如温州动车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等,都表现了传递经验的强大效应。[21]在网络中快速流传的感性表象,使那些远处他方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在网络群聚中形成了经久不散的集体表象,支配了高潮迭起的群体事件。

   传递经验中的集体表象,虽然具有形象具体性和流动易变性,但在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中,它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视。卡斯特曾把集体认同看作网络社会的核心力量,在他看来,在信息化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包含着各种价值指向和理想信念而形成的集体认同,成为动员社会、凝聚群体的核心,在这种核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多种多样挑战传统的网络共同体,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制度体制和权力结构都遭遇了空前深刻而强烈的挑战。事实上,被卡斯特如此重视的集体认同,其主要表现形式不是系统的理论主张,而是指向了各种具体生活目标,反映了各种生活条件的集体表象。

   如前所述,集体表象属于感性层面的认识形式,虽然被传统认识论看成是初级的认识,它的使命是给理性认识提供可加工的感性材料。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广大社会成员的认识活动通常处于具体的、形象的感性认识层面,而作为感性认识最高形式的表象,则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最基本的认识活动。理性主义者通常过高估计了逻辑推论、概念体系和数量计算在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很难承认那些被他们构造出来的精致的理性模式,往往是远离生活甚至是误导生活的。

   在网络化条件下,感性的集体表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可以凝聚各种网络群体的社会认同,它以其广大社会成员便于理解、易于接受且可以广泛传递的优势,在拥有7亿多网民的中国网络社会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社会历来有善于感性思维、乐于感性交往的传统,加上灵活便捷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集体表象的作用就更不可低估了。

  

三、表象群聚与空间区隔


   迪尔凯姆之所以看重集体表象,原因在于他认为集体表象具有整合社会或团结社会的作用。“集体表象是广泛合作的结果,它不仅延伸进空间,而且也延伸进时间。集体表象把各种各样的心灵联合与统一起来,构成了人们的观念与感想,构成了这些表象。对于这些表象来说,它们是由世世代代经验积累和知识传承而形成的。于是,一种特殊的理智活动贯彻于集体表象之中,并因此而具有了与个体表象相比的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3](P16)十分明显,迪尔凯姆充分估计了集体表象的整合作用。

   然而,当面对正在进一步发展的中国网络社会时,虽然也必须承认集体表象整合社会或团结社会的作用,但还应看到流动在网络交流中的集体表象,还存在间隔社会、分化社会的作用。无论就集体表象的生成还是传递而言,它都同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发生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表象又具有脱嵌和嵌入的两面性。如前所述,中国最活跃的网络活动是通过微信和QQ进行的即时通信,而绝大部分微信和QQ联系都是在网络群体中展开的。时下几乎每个网民都同时加入了几个微信群或QQ群,活跃的网民甚至加入了十几个网络群体。相对稳定的网络群体有同学群、同事群、同行群、同乡群、亲友群、粉丝群,还有即时性的话题群、会议群、旅行群、游乐群,等等,种类繁多,举不胜举。

   中国网络社会的群体性是中国社会的本土特征在网络化新形势下的新表现。如同梁漱溟和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所论,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下的中国社会,是与西方社会在结构关系和运行特点都不同的社会。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家庭为根、伦理为本的社会,[22](PP70-73)费孝通把中国社会称之为注重乡土亲情的熟悉社会,而无论是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还是熟悉关系,都是尚未理性化的人际关系或群体关系,是由人们的感性接触、感性意识和感性交往结成的社会关系。[23](PP24-30)如同哈耶克所论述的那样,理性推论和理性计算是易变的,而感性意识、感性行为和感性秩序却是相对稳定的。[24](PP1-3)正是中国社会的感性文化传统和感性行为方式,使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了超常稳定性。

   就新媒体的信息传递技术而言,人们在网络交流中应当是便捷而通畅的,进一步说,整个网络社会都应当是可以普遍联系的。但是,在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关系、熟悉关系或差序格局,仍然作为社会的底蕴稳定地发挥着规定作用,无孔不入的信息技术或网络信息,也要被伦理关系、熟悉关系联结而成的差序格局间隔起来,形成了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流动的圈子效应,费孝通论述的水波纹似的社会关系圈子,变成了网民在网络交往中的信息流动圈子。

   如果假定每位网民至少有5个微信群(包括QQ群),那么全国7亿多网民就会形成35亿之多网络群体!在每个网络群体中,群友们的信息交流是活跃的,交流的信息对每位群友都是公开的;但在网络群体之间,信息的交流却是有边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虽然网络群体内部的信息可以被群友分享到其他群体之中,形成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毕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群体内部的大量信息被间隔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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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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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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