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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非:中美需要大国胸襟来推动关系向前发展

更新时间:2019-01-21 00:31:30
作者: 何亚非  

   本文首发于上海美国研究,公众号id:SIASWeChat。

  

   何亚非的外交履历十分丰富,他曾在联合国机构任职,又从事过对美外交,这使他对美国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中美关系发展也有深入的体会。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两起中美危机——“炸馆事件”与“撞机事件”——恰好都被当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的何亚非“赶上”,还有其他许多日常的多边、双边外交工作经历。这些年在外事工作中他体会到:以从战略高度着眼未来,既坚持原则、又寻求解决问题的精神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多边问题至关重要,这使中美度过了一些困难重重的事件乃至危机,推动两国关系经历风雨仍能保持向前发展;而面对未来,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都需要秉持“大国胸襟”,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只有这样才能跨越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回看中美关系40年

  

   采访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之后的中美建交对您的个人生活轨迹和事业发展有何影响?

   何亚非:我在外交部工作时,从作为军控司副司长参与中美之间的谈判,到去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后来回到部里工作,有不少时间从各层面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处理多边问题时其实也涉及中美关系,比如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我主要处理联合国政治事务,特别是安理会相关事务,但与美方打交道是工作的重要方面,毕竟美国是个大国。从驻美使馆回到外交部以后,于2002年开始担任美大司司长,接触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就更多了。

   从外交角度看,无所谓个人事业。外交无小事,始终在党中央的坚强英明领导下展开工作,是国家大事。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对我来说,做好对美外交既是工作所要求,更是作为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从未有懈怠。对美工作需要深入的研究两国关系,更需要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习近平主席要求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其中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上如何相处、中美关系能否处理好,不仅关系着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未来,特别是亚太的未来。

   采访组:中美关系40年来风起云涌,经历过友好“蜜月期”,也出现了许多摩擦和危机,您如何评价40年来的中美关系?

   何亚非:中美关系40年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曲折和风浪,甚至经历过一些危机,正所谓合作与斗争如影随形,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过去40年里,两国的合作始终占主流,斗争后继续合作,合作中会有摩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所以,40年两国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合作,是向前发展的。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交往逐年增多,举例来说,现在就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当然现在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一些学习的领域,这不利于两国的长远合作。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最明显的领域,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不到200亿美元,如今超过每年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也不断增长。美国500强公司在中国大都有投资,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看好。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关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现在,美国方面不顾中美的共同利益,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会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应该三思而后行。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两国在多方面截然不同。中美之间的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中美40年来能够有长时间的合作,并在合作与斗争交替中保持了合作态势,是因为双方战略上有契合点,有共同利益。当年尼克松访华是因为双方都有应对前苏联的考量,因此交往大门重新打开。后来,双方的利益格局拓展了,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就更大了。

   采访组:除了建交之初共同对抗苏联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哪些因素驱动着中美两国走向合作?

   何亚非: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需要减少了。两国开始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凭借艰苦奋斗和全球化大潮成为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重要一部分。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管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世界上很多商品确实都在中国生产,而且是第一大生产国,但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美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双方经济结构和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有巨大的合作需求,有利于推动世界大市场的形成;中国和美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不同的位置,互补性较强。这就是两国合作新的支撑点,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当然,这40年两国一些摩擦、战略认知不同也不时有所显现。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已经开始酝酿把中国列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出乎美国意料。“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其战略优先顺序。原来,美国把大国威胁列在第一位。由于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美国自然就把反恐调整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当时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现在全球主要大国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可见,当时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描述和认知与现在不太一样。

   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10年,美国因“全球反恐战”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然伊战美国还有别的战略意图。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由于美国长期放松金融监管,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这当然也是美元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导致华尔街点燃了世界金融危机导火索。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而且产生于美国本身,对它打击很大。换言之,21世纪头十年,中美有加强合作的共同需要——反恐、大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等。我当时是中国G20事务协调员,在20国集团这个平台上,中美两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危机蔓延——首先是为了防止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继而防止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为G20的整体合作奠定了基础。

   采访组: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亚非: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两面或者是两手的,即合作与制约交替。只是2010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制约的一手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不少杂音,如“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TPP等等,美国再次反思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执政已近两年,美国这一轮对华政策的辩论和反思,对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战略评估。

   美国过去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全球化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以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沿着美国希望的轨道转变,使中国成为“又一个美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中美建交后八届美国总统大致上都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设计对华政策的。

   现在美国的战略评估认为,美国这个想法有误,对华政策不成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经过短短40年迅速发展起来,适应了国际规则,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完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不管是融入全球化,还是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确保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想,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美方所希望的结果啊?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底、2018年初相继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新的《国防授权法》等战略文件,以及特朗普和其决策核心圈的纳瓦罗等高官,把中国连同俄罗斯等一起定义为将对美全球经济利益、安全秩序、治理体系、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当然,这只是美国战略目标的表述,迄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

  

   理性看待美国对华态度转变

  

   采访组:结合您长期从事对美工作的切身经历,您如何看待美国现在对华态度的变化?

   何亚非:1998年到2002年,我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战略重点调整期,即从大国威胁调整到“全球反恐”。其实,美国当时已经倾向于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反恐成为首要战略目标后,美国战略重点作出了调整。

   从美国遭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核心利益——即美元体系、金融体系受到重大挫伤,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作用显现出来。比如“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很快发去慰问电,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反恐问题上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从长远中美关系出发,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反恐和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合作。

   这些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这是对美国总体战略的再次调整。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有动力的地区。美国认为,要保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金融体系、全球化、全球治理中保持领导地位,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地区。面对中国发展壮大,看到中国力量日益增强,美国深感担忧和焦虑,加上意识形态等传统的偏见,从中得出了一些负面的结论,导致现在两国关系出现下滑的情况。然而,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在当前风云变幻之际,这尤为重要。我们要做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采访组:中美经贸关系的繁荣发展长期以来在维护两国总体关系的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今两国经贸摩擦越发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干扰因素。这是为什么?

   何亚非: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还未加入WTO时,美国国会每年需要通过决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否则中国的商品就很难进入美国,因为关税会很高。当时,无论是支持中国加入WTO,还是每年游说国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商界都发挥了较大作用。有一个词叫“敲门行动”,意思是美国商界、企业家去敲国会议员办公室的门,找议员谈话和游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利良多,而且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双赢、多赢”格局给两国总体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动力。

   现在,美国政界、商界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即同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提高市场作用的同时保持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这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摸索出来的,既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但是美国政商界现在似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不成功,或者抱怨中国变了,于是对中国发展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美国现在做的是要“修改游戏规则”,以增加中国发展的难度和成本。TPP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例证,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前一届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推进TPP就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新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这怎么行得通呢?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自然而然地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利益,在国际体系里有自己的地位,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其实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补充和改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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