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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

更新时间:2019-01-20 22:04:04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新年伊始,我们相聚在气候宜人、充满活力的海口,专题研讨“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景色与议题均值得铭记。首先,我代表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法理研究中心和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秘书处,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以来,“治理”一词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的热词,以“治理”为核心的政治命题和理论命题大量涌现,围绕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全球治理以及治理现代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许多意义非凡的重要讲话,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富有创新的论著和调研报告,治理研究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在座的俞可平教授就是中国学术界治理问题研究的开拓者,韩庆祥教授、李林教授也都是治理问题研究的杰出思想家,都分别多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介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郁建兴教授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可谓最系统、最深刻,他所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和模式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江必新教授、吕忠梅教授、在座的其他同志在治理领域的研究也都是成果丰硕。

  

   去年,在我受中央政法委委托,主持“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课题研究过程中(在座的李林学部委员、郁建兴教授、钱弘道教授、余钊飞教授等参加了课题研究),经过文献梳理发现,有关社会治理研究的成果精品不是很多,多数研究论题互相重复、观点互相雷同、研究方法单一,对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作用还不够坚实。。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核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重大决定,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而法治社会建设至今还没有规划,也没有纲要。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抓紧制定法治社会建设规划,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我们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法治社会建设规划提供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撑。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理论研究带有多学科、跨学科性质,可以说是包括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共同任务,需要多学科力量的鼎力合作,也需要更多的“学科间”创新。我们这次会议特邀各个学科当中对治理问题最有研究的大牌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参会,正是希望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对话,激发社会治理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和学术生命力。

  

   基于深化社会治理理论的迫切性以及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我们这次研讨会拟定的讨论议题有十多个,包括:(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述;(3)如何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4)自治法治德治的法理内涵;(5)共建共治共享的法理内涵;(6)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法理内涵;(7)共商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8)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9)“枫桥经验”的历史逻辑与法理逻辑;(10)社会治理的海南经验和海南理论;(11)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传统;(12)“礼治”在社会治理中的现代价值;(13)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14)网络空间治理的法理;(15)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这些议题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延展性强、涉领域广,希望能给各位专家提供较多选择和自由发言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大背景下,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关系几乎是唇齿相依、如影随形,从法治与法理的角度展开社会治理的相关议题,来源于我们对新时代的科学认识、精准定位和深刻把握。这次参考议题的拟定也正是以此为初心。我认为,着眼于新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治理的法治和法理问题,深入探讨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推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加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法治和法理问题,我也准备了一个发言。限于时间,我讲几个观点。

  

一、新时代中国的治理体系


   我国的社会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而是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体系包括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互联网治理、全球治理等五个方面。

  

   政党治理,即从严治党,依法执政。国家治理,即十八大以来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涵盖制度创新、能力提升、模式变革。社会治理,即社会领域的治理,与国家治理相对应。世界上有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在内),都认为国家和社会(市民社会)是二元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平等、自由和协商的社会领域是政治国家的根基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国家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导向。互联网治理,即与国家和社会等实体空间相对应的虚拟空间的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新型治理领域。全球治理,即十九大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体系,其指向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新秩序。

  

   五个方面的治理针对不同的治理领域和空间,紧密契合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既是整个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又必然对其他各领域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基础性、复杂性、可持续性决定了其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的角色。遗憾的是,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矛盾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却非常薄弱,而关于社会治理的法理研究更加乏力。以往围绕社会治理展开的研究,多从综合治理的角度、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城区治理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切入,却淡化甚至忽视了其中最为关键的法治思维和方式问题、法理思维和法学理论问题、治理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等等。正因此,社会治理研究显露出诸多空白,以至于理论深不下去,高度提不上来,需求难以满足。强化并深化社会治理中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的研究,必将提升社会治理研究的品质,也必将助益于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建国70年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


   从历史维度来看,建国七十年来,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种主要模式的演变,即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管制阶段(1949年到1978年)。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主要以镇压敌对势力为中心。50年代中期,虽然党的八大提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很快,这一政治判断就被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所取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因而,这三十年间的社会治理,就以社会管制为显著特点,比如对“地富反坏右”“地痞流氓”“社会闲杂人员”所采用的管制以及专政的手段。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管理阶段(1978年至2012年)。1978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长期的国家垄断惯性导致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自治能力不足,不得不依靠党委和政府对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换句话说,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对社会实行直接管理,社会事务基本都由国家来实施,国家包办一切。

  

   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正式提出了“社会管理”概念。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管理”概念,并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同时提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社会管理概念,虽然仍然强调以国家为本位的权力管理,但却实现了从管制到管理的重大转变,释放了社会活力。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治理的阶段。(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不同的是,内涵发生了变化,不仅体现为将“法治保障”纳入社会管理格局,将“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变更为“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把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和法律服务组织及其法治活动作为社会管理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五个要素的具体表述也有所改变。

  

   十八大之后,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和总体部署,党中央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用“社会治理”概念取代了“社会管理”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凸显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以“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论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法理命题


   从法学研究范式和依法治理战略出发,我认为有四个命题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法理:

  

   一是“共建共治共享”。这是就社会治理整体而言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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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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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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