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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一民:地缘困境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后期的国运

更新时间:2019-01-20 21:50:42
作者: 吕一民  
鉴于莱茵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被法国人视为同自己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德国的这一举动震动了法国。萨罗内阁在3月7日到9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在这个过程中,萨罗总理就此向军方最高领导人甘默林征求意见时,甘默林将法军予以还击的前景描绘得极为悲观,他的这一态度,对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萨罗内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那么,法国军方此期的态度,和一战结束之际的态度差别之大,及其导致这种转变的因素何在?颇为值得深思。

  

困境终成绝境:该由哪些人对此承担责任?


   毋庸置疑,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针对德国相继采取的各种地缘战略,均没能让法国从其担惊受怕的地缘困境当中摆脱出来。对于第三共和国后期的“国运”而言,这一结果带来的影响岂止是负面的,实际上还是致命的,也就说:困境终成绝境。换言之,它不仅令法国在二战中惨遭“奇异的溃败”,还导致了第三共和国的垮台。对此,自然得有人来承担责任。

  

   于是,在法国,首先把责任归咎于克雷孟梭的人有之。他们抱怨,这位当年的“胜利之父”在和会中,顶住来自国内,特别是法国军方的巨大压力,向英美两国领导人妥协,竟然放弃了法国为确保东部边界安全曾强烈要求的方案,即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同德国分离,且又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最终签署的是一项既无保证也无安全措施的和约。

  

   紧接着,无论是主张对德强硬的普恩加莱,还是奉行对德和解政策的白里安,也分别遭到了不少人的激烈抨击。例如,一些人认为,正是普恩加莱鲁莽地下令出兵鲁尔,才使得法国不仅在经济上未得到多少好处,而且还在道义和外交上满盘皆输,导致战后的法国外交在英美联手打压下,被迫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始转为处处被动的守势。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把矛头对准在20年代中后期执掌法国外交大权的白里安,怪罪他对德国过于软弱,责备他热衷于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给法国的边境安全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其中包括不得不把法国的边境安全寄托在英、意的保证上。

  

   至于甘默林,更是有不少人搬出希特勒本人后来说的那段被广为引用的话,即“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他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指责这位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判断明显有误,应在导致内阁作出错误决定方面承担很大责任。

  

   诚然,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在探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难免会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就此而言,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的一些观点、论述,似乎颇值得我们予以关注、适当借鉴。

  

   作为战后法国史学界和拉布鲁斯、布罗代尔齐名的一代宗师,勒努万是法国国际关系史(从古老、传统的外交史脱胎而来)研究中居功至伟的革新者,也正因为如此,至今仍设立在巴黎一大的法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机构,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勒努万曾经和他最得意的弟子迪罗塞尔合写过一本《国际关系史导论》,至少在本人看来,书中的如下论述,对于我们考察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启迪乃至指导意义:

  

   “为了理解外交行动,应当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导着进程的影响力。地理条件、人口的变动、财政与经济利益、集体心态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倾向,凡此种种皆是一些深层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特点。政治家在作出决策或制订计划时,不可能忽略这些力量。”

  

   其中,他在强调地理条件因素时,也极为重视人口变动的做法,本人深以为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具体考察白里安当年的外交政策时,既要重视他“贫穷的法国,经受不起新的战争冒险”之类的言论,也要关注其“我的对外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出生率来制订的”说法。 事实上,当时人口只有4千多万的法国,若要独自抗衡人口有6千多万的德国,在人口数量上就处于下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白里安对德和解政策的出发点。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在考察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困境如何最终成为地缘绝境的过程中,或许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用更加全面、综合的眼光来审视相关问题。例如,在强调甘默林的悲观看法对萨罗内阁作出最后决定时所产生的作用时,切莫低估此期在法国国内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对此产生的影响。此外,在权衡此期一些重要的法国历史人物所起的相关作用,进而“追究”他们的责任时,也应该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与事实际上也难辞其咎。

  

   例如,克雷孟梭当时之所以在巴黎和会上不顾国内不少人的反对,同意在莱茵河沿岸地区问题上作出妥协或让步,乃是因为当时英美两国均已对法国边界安全作出了庄严的保证。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及至后来,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信守诺言。虽然英国议会的上下两院均批准了这一“保证条约”,但其赞同的条件是,美国也得认可这项条约,但是,美国参议院在1919年10月拒绝批准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此项“保证条约”。由此一来,就连英国的“保证”也化为了乌有。至于普恩加莱出兵鲁尔行动的失败,除了德国的“消极抵抗”,难道不也是法国在战时的两大盟国——英国与美国均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出发,联手排挤法国,甚至不惜奉行“扶德抑法”政策的结果吗?

  

   (本文系吕一民教授在“战略圆桌”第四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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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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