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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国模型”

——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9-01-20 21:46:43
作者: 张平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折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8%以下,2015年继续放缓到7%以下,中国的经济就此进入大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包含三层内容:第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创新发展;第二,国家的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变,核心是政府职能体系的转变;第三,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大国模型”看待中国。

  

   在上一个阶段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生产部门提供动力的。而当城市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时,城市化进程就将会减缓。预计到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2023年达到65%,中国将成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国家。这意味着依靠城市化所带动的建设周期将渐行渐远,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原有的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到新高度的同时,“结构性减速”、创新不足、生态恶化、高杠杆等问题也浮现出来,原有的发展路径面临挑战。在这一关头,中央审时度势,用“新常态”概括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理念,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部署了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回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总结中国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经济的大转型,中国的经济学必须要面对未来经济可能面对的新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宏观经济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公共财政体制的再调整

  

   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改变,迫切要求改变之前以工业为主的财税体制,形成基于城市经济的现代公共服务的财政体制。中国现行的税制可以概括为以产业的流转税制为主导的“工业税制”,财政收入结构以工业企业为主。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工业所占比重将持续下降,工业化税收的基础将逐渐减少,而财政公共支出则将成为刚性支出。这无疑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负担在企业身上的高税和社会保障成本也会损害产业竞争效率。

  

   新阶段的城市化发展,要求对税制做出新的顶层设计:一是逐步从流转税为主导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导;二是税收承担主体从企业法人转向个人;三是财政支出上将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四是重新建立财权与事权相互匹配的中央与地方分配体制。财政体制的转型也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过去的负债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并硬化政府的预算约束。在未来,只有市民纳税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匹配,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与个体税收的贡献相匹配。从生产型财政体制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是适应城市化新阶段的财税制度改革,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则是推动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货币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方式必须改变。在经济赶超阶段,货币供给以“信贷中介”激励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货币供给结构反映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即外汇占款成为央行资产最主要部分,决定央行货币释放。2013年中国外汇占款份额占到83%。2015年汇率改革后,外汇占款快速下降,导致了货币供给方式发生转变。从货币渠道与乘数角度看,新世纪后,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与基建的大量货币需求,银行资金一方面透过影子银行提供房地产开发和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资金,影子银行的加入提高了金融机构间的交易和信用创造,货币乘数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影子银行的渠道和信用创造方式也需要重新定位,资管新规针对此做了新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中国发行的货币,首先来源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出口加工业产生的财富,其次是土地无价变有价的财富。进入“新常态”后,外汇占款不断下降,2018年预计外汇占款下降到央行资产的55%。2015年以后,中国的货币供给主要是靠国内短期流动性资产创造,如通过MLF扩大央行资产,以此来对冲外汇资产的下降。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均以公债货币化为基准。我国的国债和地方债等公债都与庞大的长期基础设施资产相匹配,因此,创设公债资产可以为长期的货币供给打下基础。这方面的探索需要央行与财政部的协调,财政部成为创设资产方,更需要配合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和立法体系的完善。否则,如果财政体制不能建立自我约束的有效监督体制,软预算无法克服,采用公债货币化的货币发行机制就有导致经济波动的危险。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

  

   以“大国模型”探索宏观管理和对外开放

  

   在这一阶段,“大国模型”必须成为思考未来中国宏观管理的前提条件。所谓“大国模型”,即本国的一举一动,都将牵动全世界的神经。此前,中国的对外出口不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因此海外也不关心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例如1994年中国汇率改革,全世界并不太关心,因为中国的贸易份额占世界不足1%;但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则是按市场透明规则定价;到2017年,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SDR,人民币更深地参与到了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加开放的经济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任何的汇率变动、价格变动、国家政策变动都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再单单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和行动者。全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关心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自身道路的选择已经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大国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内外影响,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绕不开的前提。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世界因素,那么面向未来,我们更要考虑中国会对世界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外,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中国对自己大国使命的担当;对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放松行政管制,改善商业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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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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