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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历史美学: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代绪论)

更新时间:2019-01-20 21:31:19
作者: 路新生  

  

  

   本文提出“历史美学”这一概念,读者很容易心生疑窦:“历史美学”这个陌生的概念究竟意谓着什么?它在学术的规定性上有没有确切的内涵?的确,读者的这个疑虑,是本文必须解答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为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学”与“历史学”相互关联的研究史。

   近代以来,关于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学界一般认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是西方有关“历史美学”研究的先驱性代表作。然而怀特虽然论及了“历史的诗学”、“历史分析的语法、句法”、“历史意识的美学”等,但就思想的深刻性、表述的准确性来看,怀特有关“美学”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康德、叔本华,尤其逊色于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康、黑、叔思想体系中可用以审视历史和历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怀特没有合理利用。对于发达程度远远超迈西方的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左传》《史记》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美学”思想,怀特不知就里未能够置一喙;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熙载《艺概》中远早于西方、成体系的关于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的具有“美学”意味的论述,怀特更是视而不见,他无力因此未对其作“历史美学”的丝毫解读,这是怀特《元史学》最大的不足。

   从我国情况来看,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这样一些学界精英将“美学” (Aesthetik)这门原产于西方隶属于哲学的学科引进国门[1],至今已经历了百余年。这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和进步给予了巨大推动。美学被引入文学、戏剧、影视、绘画、建筑等领域,催生了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等新学科。

   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启动“史界革命”, 拉开了中国史学“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序幕后,百余年间史学界虽有将历史学与美学相互勾连的零星论述,但数量极少不成体系。以下近8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极简略回顾肯定挂一漏万,却已经足以证实以上论断:胡适1921年8月在与顾颉刚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出:“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不够齐全,“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2]1930年陈寅恪在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也强调历史研究当具“了解之同情”以及“艺术家的眼光与精神”,指出:

   吾人今日所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

   史料不足,“想象力”可资倚靠;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审视历史,这都带有“美学”的方法论色彩。三、四十年代张荫麟作《历史之美学价值》一文,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一书,是为探讨“历史”和“艺术”相互关系问题的专门论著。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作于1948年,其中亦不乏用美学眼光剖析史著者。当然,无论是胡适、陈寅恪还是张荫麟、姜蕴刚、钱钟书,他们并没有提出,更没有使用“历史美学”的概念。

   1949年后的30年,对“历史”和“艺术”关联性之研究基本停顿。直到80年代以前,大陆学界仅有钱钟书《管锥编》、周谷城《史学与美学》,《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探讨了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关联度问题。“改革开放”后,学界在讨论历史学属性时偶有论及“历史”与“艺术”之关系者。如朱金瑞、周国柱《论历史的审美特性》、王少卿、朱金瑞《历史美学论要》、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陈新《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对narrative的解释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演进》、李洪岩《史蕴诗心——浅论钱钟书的史学观念》等。但以上论著基本上还处在探讨历史学“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层面。从“功用论”、“目的论”的视角切入,即从史学建设的高度触及引美学入历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之研究极为罕见,更不用说使用“历史美学”的概念,以“历史美学”为衡骘之圭臬,审视历史、评价史著,定其善恶,决其高下的历史美学“实践”了。

   近代以来直至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始终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而存在并壮大。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急功近利的“工具论”理念,致使学人没有也不敢以“鉴赏”的闲定心境和雅趣去欣赏历史和历史学,这是历史学和美学“井水不犯河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疑问并非没有。值得一问的首先就是:历史学和美学不相关,这究竟是因为二者原本就不可以因此也就不应该发生关联呢?还是因为我国史学界从来就没有想过,或者说至今还不曾深切地体悟到借用美学的慧眼去审视历史和历史学呢?史学理论家柯林武德在谈到黑格尔惟一的“史学专著”——《历史哲学》时所给予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该书“是黑格尔著作整体上的一个不合逻辑的赘疣”。相反,他对黑格尔的《美学》却赞赏有加,认为这部著述是“历史方法上的革命的合法成果。”(重点号为笔者所加)[4]这表明,至少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在方法论上是可以而且应当与美学相结合的。黑格尔早就认识到“史诗相通”的道理,指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交和情况”,“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交,移到了精神现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祥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5]所以,黒氏在《美学》中也承认,此书是他“检阅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6]即审视了人类“全部历史”以后的产品。在谈到何种“美的艺术”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的时,黑格尔指出,“真正的艺术”应当“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能够“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只有这样,“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又说:“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惟一的钥匙。”[7]黑氏这两段话可以启发我们作两点思考:(1)艺术既然在成为表现“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方面应与宗教、哲学“处在同一境界”,那么,美学与宗教、哲学是有关联的。成为表现“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艺术、宗教与哲学能够肩负如此伟大的使命,历史学是不是也应责无旁贷地追求这种 “担当”?在探讨“艺术”何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时黑格尔认为,那是因为艺术体现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但是,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展现给世人,这难道不首先是“历史学”的本分与职责吗?根据黒氏上述观点,我们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应当与美学相关联。(2)美学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惟一的钥匙”,黑格尔这里的“许多民族”只能是指“历史地”形成的许多民族。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倘若缺乏美学的眼光,也就无法理解哲学和宗教;更无法理解“历史地”形成的“许多民族”。以此,“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美学与历史学的关联性也就甚至超过了它和宗教、哲学的关联性。也所以,在《美学》第一卷中黑氏就径以“从历史演绎出艺术的真正概念”作为“艺术美的概念”一节下的一个标题来使用。[8]黑氏本人的学术实践就已经将美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从传播——认知的角度着眼,一个新概念的诞生绝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维特根斯坦说:“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的原地里播下一粒新种。”[9]新概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一次次学理性的审查和质疑性的学术批评,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得到学界的“批准”以后才能“通行”,这是肯定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任何新概念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例如,“哲学”这一概念本为中国传统所阙如。“哲学”一辞系日本学者西周对西方“philosophy”的翻译,时在明治6年1873年, 1895年前后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10]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人对于“哲学”概念曾经普遍存在一种文化接受上的紧张。如王国维所说:“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11]这一说法准确反映了时人在接受“新概念”时的一般心理状态。时至今日,“哲学”早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化符号与概念。“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ly)的命运也与“哲学”相似。1756年伏尔泰提出这一概念[12],随之而来的却是学界经久不息的质疑和批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用语尖刻的评论颇能折射出当时学界在接受这一概念时的迷惘,他说:“‘历史哲学’像只半人半马的怪物。这个词汇本身即是一个矛盾词,因为历史和观察是同等的,因此是非哲学的;而哲学却将历史附庸于原则之下,因此是非历史的。”[13]当然,学界的质疑批评并没有阻挡“历史哲学”成长的步伐。黑格尔作有名著《历史哲学》就是一个显例。以此反观“美学”(伊斯特惕克Asthetik)。现如今“美学”(伊斯特惕克Asthetik)已家喻户晓并已被学界普遍使用。但在她刚刚面世时也曾经遭遇接受和使用上的尴尬,这一点颇值得玩味。例如黑格尔本人,他虽有巨著并命名为“《美学》”,但一开始黑氏却心存疑虑,认为“美学”(伊斯特惕克Asthetik)“这个名称实在是不完全恰当的”,“说得更精确一点,很肤浅”。因为“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黑氏甚至对“有些人想找出另外的名称,例如,卡力斯惕克 (Kallistik)”来取代“伊斯特惕克”指称“美学”也表示理解。[14]然而,黑格尔最终仍然承认“美学在沃尔夫(1679——1754)学派之中才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科学,或则毋宁说,哲学的一个部门”,黑氏终于还是认同了沃尔夫的门徒——“美学之父”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出版于1750年《美学》时首先使用“Asthetik”一词并且定名为“美学”的做法,黑格尔并且终于将它移用作了自己巨著的书名。

   “历史美学”实“凿壁借明,乞邻求醯” [15]之法,即借西方美学认识论、方法论之慧眼,以反观“历史”和“历史学”,将其中蕴涵的美学要素条分缕析䌷绎化解,建构成一独立自洽的体系。因为“美学”产自西方,先看一看西方文化渊薮希腊的实践是有益的。

古希腊神话中原有九位“文艺女神”,排在首位的是女神之母——历史女神克里奥。(克里奥是宙斯的姑姑,宙斯第五任妻子。她与宙斯共度九昼夜,生下了九位缪斯。)克里奥能够作为文艺女神之母,“历史”可以生产“艺术”,意味着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历史”与“艺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希腊人认为,任何文艺创造都离不开“记忆”的支撑,“记忆”当然属于“历史”的范畴,因此希腊人将“记忆”称为“缪斯之母”。如此看来,在希腊人的文化观念中已经蕴含了“历史”和“美学”可以而且应当相结合的思想芽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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