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锋:要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更新时间:2019-01-20 12:22:10
作者: 朱锋  

  

   1981年,17岁的苏州少年朱锋机缘巧合地开始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习。彼时,中美两国之间交往正变得日益活跃。北京大学里的中美学术交流氛围浓厚,令他认识到美国是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

  

   1991年,朱锋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不过他很快感觉到国内学术训练还有不足,于是开始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从北京到香港,从日本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用他自己的话说,“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锋的学术生涯与中美关系的成长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朱锋保持着一种相当公允客观的态度。在他看来,过去40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朱锋不无忧虑。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已然改变,害怕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日益对中国崛起的势头感到担心。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来界定合作或冲突点,而是在多个领域既有竞争也存在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冷静、清醒、客观、科学地看待两国关系,不仅要看到其中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也要在双边互动中更加灵活。

  

治学四十载,与中美关系同行


   采访组:您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学国际关系?后来为什么把美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朱  锋: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想要学文史哲,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未来的发展肯定更多地需要政经法等实用的社会科学人才,所以当年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经济学。机缘巧合的是,那年来江苏招生的老师把我调剂到了国政系。刚进北大的时候我还考虑过转系,但是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国际政治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所以我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可以说,这是一种命运的选择,我就这样留在了国政系。

  

   后来自己的研究兴趣跟美国有关,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80年代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教英语的外教,都是美国的访问学者和教授。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非常旺盛,如饥似渴地学习,而那时和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最多的,恰恰又是美国教授,所以我们受这些来访的美国教授的影响很大。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1982年中美发布《八一七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当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我一直对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外交、安全、军事战略关注比较多。博士毕业后,我更多地关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外部安全挑战,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去化解与美国在地区政治,包括国家的军事安全能力发展中的各种安全议题。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一方面以地区安全为重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又是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是中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最重大的国际挑战和压力。

  

   采访组:您后来也到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去访学,包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当时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朱  锋:我记得大学时看过央视播出的一个片子,印象特别深,片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美欧日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社会秩序等等。从这种纪录片中所感觉到的美欧日发达国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下,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追求知识的精神渴望,去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所以,打开国门以后,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巨大的差异,是激发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读完博士留在北大工作以后,我强烈地感觉到国内接受的学术训练确实有限制和缺陷:一是文献阅读量不够,二是语言训练不够,三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理论掌握不够。所以我就开始想各种办法出境学习,先后到香港、日本、英国、美国去进修,能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去练外语、读文献,把自己投身到更高水平的学术环境中。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学的时候,老一辈的学者如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义(Ezra F. Vogel)等都在,还有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课,一有问题就去探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很有意思,反映了80年代初那一代大学生求学的一个代表性经历。我是国内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国际关系博士,后来感到有欠缺,又抓住机会弥补短板。所以说,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中国这40年来的变化过程,与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非常契合,与中美关系这40年的发展也高度契合。

  

   采访组:您多次参与或组织中美之间的一些“二轨”对话,您觉得这些“二轨”对话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作用?

  

   朱  锋:通过两国的学者和一些退休的官员来对一些重大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灵活、开放的探讨,“二轨”对话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两国政策领域的智库、研究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二轨”对话的成果可以形成政策建议,去影响政府和社会,或者倡导某种观念和方法。所以,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交流,特别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避免错觉误判方面,“二轨”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我参与了傅莹大使主持的《中美智库研究报告》,美方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总裁何幕礼(John Hamre)和资深研究员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等牵头,该报告非常有影响力。我还主持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海洋安全“二轨”对话等。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去参加美方组织的各种“二轨”对话。

  

   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靠接触、对话才能形成真实客观的判断和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实证研究。任何良好的政策研究,一定要有良好的学术和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同时,好的学术理论研究一定需要有政策研究实证的深厚经验。可以说,学者参与“二轨”对话本身就是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


   采访组:回顾中美建交40周年的历程,哪些事情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中美关系中的转折?

  

   朱  锋:从我们这代人的理解来讲,1979年中美建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80年代我在北大求学时,很多美国学者都到中国来,他们不仅是要做中国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也很有兴趣。

  

   另外一个转折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关于中美关系的去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但那个时候中美双方政治和社会基础都比较牢固,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短暂波折之后,老布什政府很快做了调整,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双方关系又重新开始趋向稳定。其实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辩论已经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何汉理在1992年出版的《非友非敌:90年代的对华政策》(Neither Friend Nor Foe)一书就对冷战后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定位有很重要的分析。

  

   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新阶段。在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希望借助接触政策更好地推动中国变革,让中国变得对美国友好,并在地区安全和全球事务中都有所贡献,进而从中美关系中受益。所以,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美国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引导者角色,也扮演了施压者的角色。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也出现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还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源。合作和压力产生的作用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拖着拽着让中国向前走。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双方就如何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反恐产生了广泛共识,对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在此之后的两个重要事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奥巴马上台以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过去40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注定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有维护这种“一超”地位的决心。因此,中国今天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同样需要更新我们的思路,要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于中国未来的利益目标要有整体的规划。

  

   采访组:90年代到现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危机事件,在危机处理方面,您觉得中美双方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朱  锋:在危机处理方面,我觉得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如果出现不测事件,双方还是要冷静,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误判。危机出现后,静一静缓一缓很重要。

  

第二,要有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2001年空中撞机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没有预先设计好相关机制,没有迅速介入危机处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671.html
文章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