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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谁是仓颉——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9-01-19 22:08:09
作者: 李零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

  

   《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試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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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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