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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谁是仓颉——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9-01-19 22:08:09
作者: 李零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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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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