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学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9 次 更新时间:2019-01-18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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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史料学的科学化,开始得很早。钱乘旦教授指出,在史学史上,“兰克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写作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注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确实如此,项羽乌江自刎,离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司马迁怎么知道霸王在哪里别姬,唱了什么歌?霸王别姬这件事,是无法证明的。皇帝的起居注,皇帝每天发生什么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皇帝有时候也拿来看,看到不顺眼就要删掉。所以根据这个起居注写成的实录、正史,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用这样的材料写出来的历史,也可能存在问题。


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才开始把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兰克对历史学的改革,被称为“兰克革命”,而他所创建的新的历史学,则被称为“科学的史学”。由于兰克的科学化史料考证对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所以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就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直书”原则。兰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兰克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文书、档案等资料,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作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


要准确、真实地写历史,要尽量运用没有经过加工的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例如文书、档案等。但是这些材料只是素材,其中包含的信息是不是正确,还需要考证。不能因为是司马迁说的,所以“霸王别姬”就是完全真实的。要弄清楚,这个故事是谁听见的,谁记录的,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等等。这些,我们要弄清,如果没有弄清,那这就是一段不可靠的史料。因此,弄清史料来源,保证史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确无误,就能够保证研究结果正确吗?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吴承明先生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也必须科学化。


历史学家也在追求怎么使历史研究变得科学化。“新史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学者鲁宾逊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中提出来的。而实际上,早在1903年,梁启超先生在同样题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这个口号。不过梁先生没有对此展开细致的讨论,而鲁宾逊则做了很详细的论述,讨论怎么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鲁宾逊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要发展“新史学”。“新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极。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经济史,被称为“新经济史革命”。为什么叫作革命?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历史学都很不重视定量的问题。例如《史记》里说项羽带8000江东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项羽到底有多少兵,谁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讨伐南越,出兵50万,抵御匈奴出兵30万,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只有2000万。因此这些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无从考证。古代打仗喜欢虚张声势,交战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万人,常常说是10万、20万、30万人,以壮大声势,吓唬敌人。由于这些数字不可靠,所以无从进行定量研究。到了后来,可靠的数字多了,这个时候就应当强调定量。


在经济史研究中,传统的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后来数据多了,定量研究兴起,于是形成两个阵营。


那么,史料爆炸和方法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可现在变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种文书。重视地方民间文书,是从谁开始的呢?是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厦门,厦门大学师生逃难到闽北山区。傅先生那时是青年教师,看见村子里、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约文书。傅先生在大学里念过社会学,觉得这些文书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里面搜寻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国使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社会历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促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中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本文选自:李伯重:《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学化》,《北京日报》,2017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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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北京日报》2017年07月11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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