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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农地私有化行不通——刘守英教授错在哪里?

更新时间:2019-01-18 22:24:30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简单地说,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出现了土地承包人与经营者的普遍分离,这种分离主要是通过农户之间自发土地流转完成的。这种自发流转通常是在兄弟姐妹邻里朋友之间的流转,流转不正规,租金低,好处是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种。未将土地流转出去而是自己种的农户,他们也基本上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年轻子女进城,年老父母务农。在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体面就业与收入机会从而可能进城失败的情况下面,农户不会随便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长期地规范地流转出去,而是要保留返乡退路。这是他们的基本保障。何况,对于中国农民来讲,土地从来不只是生产要素,而且是他们的家乡与精神归属,土地对农民不只是具有经济意义和保障意义,而且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宗教意义:落叶归根以及心理安全都是宗教性的,所以农民绝对不会愿意永久地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实际上日韩台以及几乎所有原住民国家的农民都倾向保留属于自己的土地。反过来,正是土地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农民进城失败就可以退回农村,而使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以及中国在现代化中保持了稳定。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这个优势,刘守英们是看不到的。刘守英们指望通过土地确权私有化来促进农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形成具有与美国农业相竞争的优势,是完全没有现实性的。

  

   当前农地制度中,因为过于强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以及推动土地确权,造成了一个十分麻烦的后果,就是分田到户之初,为了公平,村社集体土地分配都往往十分细碎,户均面积小,地块多。不同农户土地普遍插花。在农民未外出务工时期,农村劳动力多,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土地细碎化产生的问题不严重。当前农村种地主力是中老年农民,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高,土地细碎化就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反公地悲剧”,严重影响了土地的农业利用。且越是强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就越是无法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农民就越是无法种地。当前在中国一些农村出现的无人种地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土地承包造成土地细碎化从而造成土地难以耕种的问题。不是无人种地而是地无法种。

  

   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都将是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城市化推进,大量农民进城,进城农民又可能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而在年老时返回农村,甚至出现世界性经济周期时,城市就业机会大幅度减少,进城农民返乡就成为了缓解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当前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农民,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他们急需解决当前农地细碎化造成的地难种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农地问题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是农业问题同时也是农民问题,甚至更是农民问题,因为包括进城两亿多农民工在内的9亿农民都还离不开农业和农村,他们的父母仍然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进城失败就可能返乡以获保底。二是当前仍在从事农业生产需要获得农业收入的2亿多户小农,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也最现实的麻烦是土地细碎化问题如何解决。

  

   实际上,只要赋予村社集体土地调整权,农民就完全可以依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进行土地调整,并依据当前村庄普遍出现的土地承包人与经营人的分离进行土地调整与利益平衡。农地确权,土地承包权私有化,就使得村社集体不再有能力调整土地形成土地小块并大块、连片耕种,也就无法最有效率地耕种土地。

  

   更进一步,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就有一种可能,让已经进城并在城市安居农户将土地经营权退还村社集体,村社集体让依然在村务农的农户承包土地。越多农户进城了,就会退还越多集体土地,留村务农农户就可以有越大经营规模。因为土地本来就是集体的,进城农户不再种地,理应将承包地退还集体。集体可以给退还承包地农户以一定的补助或集体收益分红,但肯定不多,因为农业收入是不多的。也是因为农业收入不多,中国完成城市化以后,绝大多数农户都已进城安居,仍然留在村庄的少数农户就可以耕种较大规模的土地,就有适当的农业收入,也会避免地租的盘剥。正是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让中国有可能克服日韩台等原住民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因为农地权利难交易所造成的农业困境。

  

   也就是说,刘守英们试图将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变成日韩台式农村土地私有制,就必然造成中国农业上的困境。反过来,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就不仅可能为9亿农民提供农业收入机会,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返乡保底,为中国经济周期提供农村退路,为解决土地细碎化提供条件,而且可以逐步为农村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防止承包权与经营权(或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创造最好的条件,从而可以防止落入其他原住民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容易落入的陷阱——主要是城居地主的土地权利包括收租权。刘守英们一直要废除的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正是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之一。可惜他们缺少对中国制度的深入研究,坚信“一私就灵”。一旦刘守英们为中国农业发展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错的,后面的药方还可能对吗?

  

三、

  

   刘守英们所犯错误的原因,恰恰来自他们之前的成功,他们却未能对成功进行深入分析。说他们的成功,是分田到户时所形成的一分就灵和一私就灵的信念。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但实际上,分田到户的成功却不是在分田到户那一瞬间成功的,而是有了之前几十年的积累,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种子、化肥、农药的供给,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机械化。分田到户前与分田到户后的关系不应当对立起来看,而应当辩证地看。例如,正是人民公社将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才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抗旱排涝能力,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因此,对无比复杂的中国实践,要多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千万不要过早过快形成强烈理念,甚至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比毛主席还英明。

  

   刘守英们一旦形成了强烈的“一私就灵”的理念、信念,他们就会成为意识形态的俘虏,就会对现实视而不见,对不同意的讨论充耳不闻。一旦有了信念,他们就会从理论、现实、历史等等方面寻找各种牵强附会的证据,却全然不顾实践本身。

  

   刘守英在这篇报告中引用了很多西方制度经济学的概念,看似深刻,其实大都逻辑混乱、不知所云。他在论证自己理念时,最重要的是引用美国制度学派的理论。结果,正如他自己说的一样,美国人也不大理解他所援引理论。他是这样说的:“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你讲产权就是讲私有化,我老以为就是我们这样看,后来我在美国肯尼迪学院访问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也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你们的公有制就怎么了。跟我们认识一样,这么看是一种政治化的角度”。刘守英们用产权来代替所有权,将所有权与所有制区分开来,就是试图通过产权改革来架空所有权,来改变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就是将土地集体所有的所有权架空,刘守英说:“承包权必须明确,就是完整的财产权。承包权就是历史上的田底权。这个就是农民的财产权”,习总书记一再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刘守英们的改革中哪里还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半点位置?

  

   刘守英们喜欢借用土地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来说事。过去他们讲田底权与田面权,是比附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权,现在又被他们用来比附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农地农用,农用的农地上只有很有限的农业收益,在很有限农业收益的土地上面安排如此复杂的土地制度,这样的制度就缺少运转起来的资源条件。就是说,既然农民有承包权,哪一个农户会傻到从自己承包权中白白分出一个与承包权同等权力的经营权,让这个经营权再去转让获得收益?会有这样傻的承包权?

  

   历史上的农地田底权与田面权实际上只存在于极小范围和极短时期,并非历史上的常态,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且暂时的制度安排,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都绝对是罕见的制度,却一再被刘守英们拿来说事,论证理念的合理性,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

  

   刘守英报告中还专门讲到了北京郑各庄和广东南海,这两个地方也是刘守英长期关注的点。刘守英想借这两个点来讨论他关于土地私有化观点的合理性,遗憾的是,无论北京郑各庄还是广东南海,都是不存在农业的问题了的,郑各庄利用北京近郊区位优势违规建小产权房致富,这样的例子不可复制也不可能复制。广东南海是珠三角的核心区,绝大部分土地都由农地变成了建设用地,农民因此可以分享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南海农民没有创造价值,而成为了土地食利者,南海经验就不值得推广,也不可能复制。刘守英们在讨论中国农业发展时,经常拿土地非农化收益来说无法获得土地非农收益的农业型地区土地的事,不是缺少逻辑就是有意误导。

  

四、

  

   以我对刘守英教授的了解,刘守英教授当然不是坏人。但刘守英教授的确有太强的“一私就灵”的信念,这种信念妨碍了他的逻辑思辨,妨碍了他对中国复杂实践的具体分析。他在误读理论、误读历史和误读现实中,在错误理念上越陷越深,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7年9月23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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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乡土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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