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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改革开放与中国五年规划体制转型

更新时间:2019-01-18 17:29:47
作者: 鄢一龙 (进入专栏)  

  

   今天讲座主题是改革开放与五年规划体制转型,主要是和各位共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根本性质、管理体制与编制体制的转型,并基于这种转型探索能够有效解释实践的新理论话语,提出公共事务治理规划、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的解释。讲座基于我们的两项研究,一项是我2013年出版的《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另一项是王绍光和我在2015年出版的《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

  

   进入主题之前,我先交代一下我们的方法论。近代以来的中学西学体用之争延续至今。我们倡导的方法论既不是西学为体,并非中学为体,而是实践为体。我们的研究,不是从文献出发,而是从事实开始,先要经历一个“事实浸泡”过程。“事实浸泡”为何重要?任何理论概念,本质上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个抽象的摹本。如果缺乏对于现实世界深刻的整全的认识,再精巧的理论必然也是失真的。我们通过参与发展规划政策研究形成理解,并与已有理论对话,提出我们的假说,再进行实证。[1]

  

一、国家计划体制失败了吗?


   1、国家计划失败论:检验与反思

  

   我们正处于第13个五年规划期,今天中国五年规划已经获得高度认可,很少人会主张废除五年规划。90年代的主流看法和理论却并非如此,当时盛行的观点是“国家计划失败论”。

   1996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对国家计划体制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认为国家计划因为其深层次的低效率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可行。报告还分析了计划体制的几个方面问题,包括:计划制定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替代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随着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基本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计划体制已经被证明对于工业不利,对于农业更不利。对于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2]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更是贸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认为:采取计划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3]既便像斯蒂格里茨这样的“左翼学者”,同样也认为:这样的计划只能集中在一个非常“局部”的水平时(例如城市规划、企业规划)才是可行的,而全国性的计划框架是不可行的。[4]

   可以说,当时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就是国家计划体制已经失败,前途是什么?就是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标题开宗明义提出的“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

   我们可以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轨国家,即与资本主义体制接轨的国家,另一类转型国家,即在借鉴西方体制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主推进改革的国家。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以人类发展指数来看,转轨国家要么是停滞之后再缓慢增长,要么是先下降后恢复。相反,转型国家中国与越南则是持续上升,而且中国是持续快速的上升。(见图1)

  

   图1: 转轨(型)国家HDI变化情况:(1990-2007年),根据UNDP :HDI trends (1980-2007)数据整理。可获得数据的转型国家20个,其中第一组别为停滞上升型,包括5个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第二组别为下降恢复型,包括12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第三组别为持续上升型,包括中国、越南两个国家。

  

   当时西方学者有一个看法认为转轨过程会经历痛苦的泪谷[5],还有一个词叫“休克疗法”,为了恢复健康,得通过短暂休克进行治疗。事后来看,我们发现这个“泪谷”非常之长,有许多的转轨国家的人均GDP20年后还没有恢复到转轨之初的水平,像俄罗斯等国家十几年才恢复。(见图2)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跟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沧桑巨变,许多方面中国已经后来居上了。这也深刻地证明了“道路决定命运”,选择什么道路,就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

  

   图2:转轨(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年国际元计算),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所谓“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观点。剑桥大学诺兰教授认为,前苏联转轨的一个教训是把指令经济的和国家计划混淆了,在取消指令经济的同时,也把计划给取消了。而中国成功之处在于是把这两者给分开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保留了计划体制本身。他认为好的计划应该能够识别出特定国家所发生的独特市场失灵,并提供灵活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6]

   科尔奈被视作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的批判者,他在2006年的自传中也开始反思:

   “‘共产主义’体系的失败导致计划理念被污名化,我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对‘共产主义’体系下旧式计划体系的可怕记忆消失后,计划理念会再度复兴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对“共产主义”体系下旧式计划体系的可怕记忆消失后,计划理念会再度复兴……让我提出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建议:实行中长期规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那种已被证明失败的指令性计划,而是类似法国一度使用过的那种引导性计划的改进版。” [7]

  

   2、中国计划体制绩效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是第13个五年计划(规划)。我们对已经结束的12个五年计划(规划)的目标实现情况进行了评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一,总体而言,能够实现国家目标,虽然其中有好有差。第二,改革开放以后总体上要比改革开放之前计划完成情况要好,而且完成率趋于上升,“十一五”规划22个指标完成了20个,“十二五”规划24个指标完成了23个。(表1)

  

表1: 历次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情况评估

   说明:“二五”计划是根据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修订的《中央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意见》中的第一方案(低方案)规定的指标值计算。

  

   也许我们觉得,有目标就得实现是再正常不过的。有时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可能也是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人的评价。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James McGregor评价说:“我们要学习中国的五年规划,中国有五年规划,一步一步地把国家推向前进。”这里面谈到规划体制的一个优势,我们有规划目标,我们能够实现。奥巴马当年国情咨文提出很多目标,包括修建高铁,削减财政赤字,提升清洁能源比例等,基本上都难以实现。为什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说过,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只是传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中国是一个言必行的国家,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8]。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的评价更经典,他说当中国在为下一代人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只是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规划。(While China is making five-year plan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s are planning only for the next election. )这又说出了规划体制的另一个优点。因为我们有规划,我们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做很长期的事情。

   比如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今天提出来的,而是一以贯之。1964年我们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今天把这个目标提前15年,2035年就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又提出2050年要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强国。中国能够几代人都持续追求现代化目标,每个五年规划迈上一个台阶去逐步实现现代化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眼前可能看不到明显收益,但是下一代人或者后几代能够享受红利。毛泽东同志他们那一代人通过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共同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以不变价格计算的1978年相当于1952年的倍数,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仅仅为1.8倍,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为4.71倍,工业总产值为16.6倍[9]。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个“毛泽东红利”。由于具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全球剧烈竞争的环境中,就可以无需仰人鼻息,而是能够推进开放的同时保持高度的自主性,有条件去巩固提升全球制造业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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