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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更新时间:2019-01-16 00:41:22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因为连耶稣也仅仅是为了上帝的选民而死,为了选民的利益,上帝已经在永世中预旨了耶稣的受难。这完全消除了通过教会和胜利得到救赎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决定性差异。

   关于自律。既然命运是预定的,怎么办呢?接下来只能求助于救赎,那么又如何得到救赎呢?过一种自律的生活方式,“把人们从非理性冲动的影响和对于现世和自然的依赖中解救出来。隐修制度试图让人服从一种意志坚定的无上权威,使他的行为受到持之以恒的自律,从而深思熟虑自己的行为会产生的伦理影响。在客观上,隐修制度把修道士训练成为上帝之服务的劳动者,而在主观上,修道士也由此确保了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这种积极的自律构成了圣依纳爵的苦修的目的,也构成了所有理性的隐修美德的目的,而对于清教徒来说,或者种自律也构成了它最为重要的实际理想。”并宣称“对寂静自律的尊重”“在今天依旧可以从英国或美国典型的绅士身上分辨出来。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和每种理性的禁欲主义一样,清教徒试图让人能够保持他一贯的行为动机(特别是请教教导给他的动机),并且依照这一动机行事,而不是凭情绪行事。”韦伯知道,禁欲主义在中世纪就是一种行为哲学,那么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与之有什么区别呢? “加尔文宗又在其中增添了一种积极的观念,即有必要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以理性主义精神从事商业活动以完成“天职”并获得救赎。

   关于理性。在逻辑上,禁欲主义的自律生活方式会酝酿出理性。韦伯牵强附会地论证到,商业活动的记账簿来自禁欲主义,“用以一一收录罪恶、诱惑或蒙恩进展的虔诚的记账簿”,并认为所有道德家和神学家都提到过记账簿,而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最为典型,他的记账簿以图表统计的方式记述了他在各种美德方面的自我提高。韦伯直接把来自教会活动的记账簿与商业活动关联起来,认为清教徒能够理解上帝在生活中所有的细节之处留下的痕迹,因此“这种使生活神圣化的过程几乎可以呈现出一种商业企业的特征了。对整个生活进行完全的基督教化就是这种伦理行为的条理性所产生的影响,与信义宗不同的是,这种条理性正是加尔文宗要求人们遵循的。只有时刻记住这种理性对现实生活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力,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加尔文宗产生的影响。”总之,“清教道德所指的正是由条理的理性伦理行为。”这样,“一般人道德行为中那种盲目和非系统化的特征被抹去了,随之这种行为开始受支配于一种作为整体的一贯行为方法。”人的行为就从“自然状态”转化为“蒙恩状态”,行为变得理性。

   关于商业行为。从商业行为的理性特征出发,韦伯探究了加尔文宗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关性。宗教改革之后的“加尔文宗显得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那种严格的守法主义和积极的事业进取心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不但企业家如此,就连普通人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美德,公职人员、企业职员、工人或仆人的忠诚德行。韦伯继续说道,资本主义伦理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诚实为做人之本”,“甚至在17世纪的人们看来,浸礼宗,尤其是贵格会所秉持的入世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实际上也接受了这一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预见到的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是解放了人们获取私有财产的活力。”“现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了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的一种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既不属于现世,也不为现世而存在。”为了谁呢?为了履行上帝的“感召”而在俗世间所完成的“天职”。在加尔文看来,财富不仅不会妨碍神职人员发挥自身的作用,而且还能大大提高他们的威望,劳作创造的财富“增添上帝的荣耀”,“要像上帝命令的那样,更进一步地把劳动本身当做是人生的目的”,因为“上帝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都设定好一个天职,人人都应该以此为业并辛勤耕耘”; “当获取财富是天职中一项需要履行的责任时,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而且事实上是必须践行的”;“强调固定天职在禁欲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为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伦理依据。同样地,对盈利活动的神意解释也证明了商人活动的正当性。”“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附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而这自然会有助于增加资本。”在韦伯那里,人类几乎所有的美德都源自新教伦理。可是,诚实、节俭、勤劳、进取等美德以及劳动分工、再生产性投资等经济行为,难道在其他文明中不系统性存在吗?

   关于自我救赎。“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向何在?韦伯论述到,“蒙恩状态”中的理性主义使得圣徒的生命履行了一个先验的结局,即为完成天职而获得救赎。“恰恰是为了这一原因,他在现实中的生活被彻底地理性化了,并且完全被这种增添上帝在现世中的荣耀的目标所支配。再没什么人能比他们更为严格地奉行‘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一箴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同时代的清教徒借用来进行伦理的重新解释,即人的生命只有在持之以恒的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克服自身的‘自然状态’。”财富越多,“如果这种财富的获得是在履行天职中的劳动中结出的果实,那么它就成为上帝赐福的象征”,就越能为上帝增添荣耀,这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伦理基础。

   这种浮想联翩式的逻辑其实是在说,新教伦理培养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使得“西方的兴起”,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旨。作为历经了长期的教会政体的欧洲,无论是先前的基督教,还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政体与新教政体,无疑会给世人的思想、行为带上一定的烙印,加尔文教之于商业解放的价值更不容忽视。问题是,没有加尔文教就没有商业活动、甚至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吗?把暂时性的权力转移(即“西方的兴起”)被论证为上帝的永久性安排,一种天启式的预定论,实在不应该是标榜学术研究“价值无涉”的韦伯之所为。韦伯的行为犹如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神学家,只不过此时的世界不再是蒙昧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不到韦伯神学家身份而视《新教伦理》为“经典”者,事实上依然存活在蒙昧时代。

   其实,韦伯自己也知道这项研究的价值性。如前引所述,从头到尾,韦伯都对自己的这项研究没有信心。毕竟,“改写(篡改)历史”是一项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天职”,哪怕是韦伯这样的天才式的人物,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改写(篡改)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抒写虚假历史的人物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二、“回到事情本身”:欧洲史—全球史


   —宗教史下的资本主义精神

   学者的精神支柱应该是自己,但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决定了学者需要“他者”为精神支柱,“文革”之后需要寻找一个新偶像,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命题”必然引发学者的竞相研究,坊间似乎一时间以谈韦伯为荣。众多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具有政治身份的韦伯为了政治目的,无视世人智商,因而《新教伦理》基本上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所祛魅。韦伯无视自己熟知的欧洲史,在资本主义起源、天主教与新教的性质上,都展开了违反历史常识的假设性论证,更别说全球史观下的“西方的兴起”逻辑的荒谬性。让我们从现象学常识出发,“回到事情本身”而把“韦伯命题”悬置起来,看看韦伯是如何“改写历史”的。这里,只把西方韦伯以后的历史社会学成果出呈现出来就足够了。

   欧洲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起源。即使在欧洲,经济中心在不停地转移,韦伯把暂时性的权力中心当成了事实性的“历史的终结”即资本主义终结了历史。资本主义组织起源于南欧而不是新教地区的北欧国家。布罗代尔指出:

   经济中心的这种转移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拜占庭在伊斯兰面前相形见绌,伊斯兰让位给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在征服世界七大海的斗争中旗开得胜,但整个欧洲的重心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偏向当时正顺利发展的北欧新教国家。直到那时候为止,也许直到十七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资本主义一词主要适用于南欧,尽管罗马和教廷都在那里。阿姆斯特丹只是崭露头角。我们还注意到,无论美洲、好望角的海路或世界的其他大路,都不是北欧所发现的,葡萄牙人最早到达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这些空前成果都应归功于据说懒惰成性的南部欧洲。资本主义的工具也丝毫不是北欧的发明,它们全部来自南欧;甚至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威尼斯里亚托银行的翻版。北欧大商业公司正是为了对付南欧——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立的国家垄断组织。

   韦伯的同时代作家桑巴特教授(Werner Sombart,1863-1941)写了两本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本是早于《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一本是批判韦伯的《资本主义》(1930年),其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比韦伯的《新教伦理》更可信,事实上在西方思想界那里影响也更大。在桑巴特那里,把新教伦理归因于犹太教精神,这是种族主义者的韦伯所要坚决剔除的(后面论及韦伯政治身份时将提及)。桑巴特有力地论证到,从13世纪起,特别是在15世纪,佛罗伦萨是个资本主义城市,不管人们赋予资本主义一词什么含义。桑巴特发现,佛罗伦萨人巴蒂斯塔的四卷本《家庭篇》(成书于1441年)记载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氛:赞扬金钱和时间的价值,必须节俭地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早期资产阶级原则。《家庭篇》指出,金钱是“万物的根本”;“有钱就能有城市住宅或乡村别墅,各行各业的工匠都为有钱人辛劳服务。没有钱就会缺少一切,办任何事都少不了钱。”这和当时基督教流行的金钱代表着堕落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在对待时间问题上,《家庭篇》说过去时间属于上帝一人,出卖时间(借贷时收取利息)也就是出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现在,时间是生活的量纲和人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最好不要让时间白白过去。关于奢侈,佛罗伦萨人说“你们应该记住,决不要让你们的支出超过收入”。对此桑巴特总结到,“这里不是要把节俭的思想贯穿到勉强能吃饱肚皮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而是要让富家大户同样接受这种思想。”布罗代尔指出,“这种实现那个就是资本主义思想”。 韦伯认为《家庭篇》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古训,对此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意见是错误的。”“如果资本主义能从‘精神’认出和词的分量秤出,马克斯·韦伯便肯定是错了。”

   资本主义不但产生于韦伯所说的新教国家,更产生于桑巴特所说的天主教南欧国家。不仅如此,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也很多。“如同欧洲一样,世界其他地区几百年来也从事生产、发展交换和加速货币流通。到这类活动中去寻找某种资本主义的征兆或先兆,难道说是荒唐的吗?……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曾经光顾过社会的所有形态,至少我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而资本主义的成败“有两大理由可做解释:一方面是经济的或地域的理由,另方面是政治的或社会的理由。”诚如马克思所说,在专制权力盛行的地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起来。在中国明朝,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很牢固,商业网络很发达,诸如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来往繁荣,但国家机器高高在上地监视一切,它对富人持明显的敌对态度,因此那时的中国只有市民阶级而无资本主义阶级。

   再看世界史视野下的“西方的兴起”。韦伯错误地“欧洲的兴起”当成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终结”,因此才有了如此粗暴的文明优越感。远的不说,公元1000年到1700年之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经济和技术上的中心在何处就不用说了。“在1750年或1800年之前,无论人口、工业还是农业生产方面,中心都在亚洲。”至多,“西方的兴起”只是1700年之后的事,而且西方的崛起有赖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自发展,几乎所有被欧洲人认为是16、17世纪欧洲的科学和数学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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