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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春纳:西方民主衰退之争评析

更新时间:2019-01-14 23:58:14
作者: 倪春纳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民主衰退成为国外民主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戴蒙德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前全球民主发生了衰退,主要表现为民主崩溃的速率不断加快;多数“摇摆国家”的民主质量和稳定性经历了显著倒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以及对民主的自信心也在急剧衰减。部分学者对当前全球民主处于衰退之中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对民主内涵的不同界定或援引例证的偏差,以及研究中受到主观意志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民主衰退”论断可能是个伪命题。然而,根据几大民主评估机构最新的数据来看,民主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国内学者应当充分把握当前西方学者反思全球民主衰退的契机,对其成因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在解构的基础上对西方民主话语进行祛魅和超越,进而不断地提升中国民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关 键 词:民主衰退  国外研究  戴蒙德  民主话语

  

   “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议题。亨廷顿在其代表性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就曾述及“民主回潮”。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回潮”是一个与民主化“波浪”相反的概念,指部分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国家又回归到非民主的统治①。罗伯特·达尔也指出,20世纪是一个民主频繁失败的世纪,期间有70多个民主政权垮台并让位给专制政权②。自“第三波”发生以来,零星的民主崩溃案例不断发生,但是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并没有认真对待该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波澜壮阔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发生逆转的危险。民主衰退真正成为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在进入新千年尤其是2006年前后。

  

一、民主衰退研究的兴起


   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民主崩溃渐趋于频繁,大量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停滞和民主质量下降的情形③,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面临着各种治理困境与信任危机。2006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国家”的比例将近十年没有增长,民主陷入了停滞的困境④。如果将民主现状与“第三波”以来的民主发展相比较,那么当前的民主衰退就会十分明显。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来看,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世界的“自由程度”(“自由之家”使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指数来衡量“自由程度”,每个指数的区间为1-7,1代表最自由而7代表最压制)经历了一个缓慢地上升过程。1990年为3.85,2005年达到顶峰。2006年前后,全球的民主扩张进入了拐点,之后则陷入漫长的停滞阶段。自2006年起,“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数量没有净增长,“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此之后都有所下降。同时世界“自由程度”也轻微地发生退化而降至3.30⑤。

   如何理解当前的民主衰退呢?国外民主衰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过去的十年可以被视为是民主衰退的初始时期,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率明显加快。自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政变颠覆民主政权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开始加速⑥。民主崩溃的比例在新世纪最初的15年间为17.6%,而前一个15年间则只有12.7%。2000-2015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⑦。其次,“摇摆国家”的民主停滞。在多数“摇摆国家”即人口众多的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民主的质量和稳定性发生了明显衰退。许多“摇摆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被内部颠覆,而仅保留着表面的合法性体制外壳。戴蒙德将“摇摆国家”视为一波范围更广的民主衰退的先声⑧。27个“摇摆国家”中有12个2013年的“自由程度”得分低于2005年,并且衰退的空间分布十分广泛,既包括相当好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南非)和相对较差的“自由民主”国家(如泰国),同时也包括一些威权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第三,西方民主的溃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以及对民主的自信心也在急剧衰减。戴蒙德认为,威权主义的复兴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紊乱”同时发生,导致了国际社会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以美国为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不能有效应对重大的治理挑战,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僵局之中。在国内,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认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历史低谷。竞选费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响的飙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国民主制度处于“亚健康”的明显病症⑨。

   戴蒙德关于民主衰退的论述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积极回应。如在2015年第1期的《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包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马克·普拉塔纳(Marc F.Plattner)、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等在内的著名学者就“民主衰退了吗”主题展开了激烈辩论。2016年,《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和《国会事务》(Parliamentary Affairs)等期刊也分别对民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多数学者对世界各大洲民主现状的分析,得出了与戴蒙德相一致的判断。如哈佛学者塔里克·马苏德(Tarek Masoud)指出,仅就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来判断,“民主是否处于衰退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而响亮的肯定回答。马苏德指出,根据“自由之家”对16个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评估结果来看,该地区的民主希望已经完全化为泡影。具体而言,16个国家中仅有2个国家2013的得分优于2010年,但是仍被归类为“部分自由”国家行列;7个国家的得分保持不变,属于“不自由”国家;还有7个国家的得分进一步恶化了⑩。吉玛-博阿迪(Gyimah-Boadi)指出,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状况来看,民主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非洲大陆上的居民绝大多数开始将民主视为理想的政权类型,同时2005年以来,许多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的自由化和建立民主制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进步放缓了,在某些国家中甚至发生了倒退。博阿迪认为,阻碍非洲大陆民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精英对民主事业的信仰消退,同时民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府回应性和问责性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1)。斯科特·门瓦林(Scott Mainwaring)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也是喜忧参半。在安第斯山脉国家和尼加拉瓜,民主制度不断遭受侵蚀,逐渐沦为“竞争性威权”或“半民主政体”。2009年,洪都拉斯发生政变直接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崩溃。在拉丁美洲,与民主侵蚀现象并存的是民主停滞。尽管包括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和巴拉圭在内的许多国家,其民主制度显示出了较高的稳定性,但是这些国家在民主质量上却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使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家中,边缘群体如穷人和土著居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平等尊重,而且民主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只有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在民主治理上表现出色。基于此,门瓦林总结道,从长远眼光来看,“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确实值得称道,因为拉丁美洲从没有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存在如此多的“民主国家”;但是如果将视线聚焦在新千年之后,则可以发现仅有少数国家的民主状况真正取得了进步(12)。许多国外学者对老牌民主国家的研究也同样得出了“民主在衰退”的结论。如昆士兰大学教授詹姆斯·阿兰(James Allan)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分析,证实了当前全球存在民主衰退的趋势(13)。

  

二、对民主衰退的质疑

  

   部分国外学者对当前全球的“民主衰退”的论断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由于对民主内涵的不同界定或援引例证的偏差,以及受到研究中主观意志等因素的影响,所谓的“民主衰退”论断可能是个伪命题,或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全球民主仍在“缓慢发展”,绝非戴蒙德所说的衰退。首先,有关民主衰退的争论首先体现在民主的概念上。在多数情况下,戴蒙德遵循的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他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可以通过定期、自由、公正和有意义的选举来选择和更换领导人的政治制度。戴蒙德承认,全球民主衰退命题是否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计算的方法,而当前比较民主研究中最大的难题却是,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和测量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不过戴蒙德并不认为,一个准确的或共识性的民主概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分歧。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对政权类型进行划分,以此来判断政权是否具备民主属性。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民主都是一个连续性的变量,其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多个政党和候选人可以自由参加竞选、普选权、公正而中立的选举机构、选举获胜者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这些关键组成部分的不断变化让研究者很难判定那些位于“灰色区域”里的政权,因为后者的多党竞选是真实的而充满活力,同时也在诸多方面也存在瑕疵。有的国家的多党选举制度明显不符合民主标准,有的虽然存在严重缺陷但尚不足以否定其民主属性。因此,戴蒙德强调,如何权衡这些缺陷以及在何处划出红线十分困难(14)。民主理论的资深学者菲利普·施密特以前曾将民主定义为,公民拥有平等权利以及选择领导人和支配公共事务方面拥有平等发言权的自治。“现代政治民主是指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的行为是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竞争与合作间接完成的。”但是,他发现这种程序主义的定义存在明显缺陷,应该增加“公民能够自愿遵守统治者的决定,即使在他们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双重过程。在该过程中,享有平等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能够通过定期与可靠的方式,获取统治者的信息、要求他们做出解释以及给予制裁。作为交换,公民自愿赋予统治者以合法性,即使是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同意并遵守统治者的决定。施密特指出,这个定义对理解是否发生民主衰退有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过分关注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和政党行为是错误的;二是基于某个民主国家的独立绩效指数做出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施密特认为,民主衰退研究应该考虑问责过程的有效性和公民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的意愿程度,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民主遭遇的是危机和转型而不是衰退(1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指出,如果将民主政权定义为民选政府通过自由选举并和平地向民选继任者让渡权力,那么戴蒙德列举的25个“民主衰退”案例中有16个不复存在。在剩下9个真正的民主衰退案例中,截至2014年只有5个仍维持着威权政体(16)。斯泰潘·林德伯格(Staffan I.Lindberg)等学者对1990-2012年68个国家样本的分析也得出了民主没有衰退的结论(17)。

其次,民主衰退的例证缺陷也成为众矢之的。施密特认为,当前有关民主处于危机和衰退之中的证据,都是源于不可靠的定量数据和从定性研究中得出的选择性推论。多数主张民主衰退研究援引的数据主要来自“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尤其是近年来,“自由之家”屡次强调全球“民主在溃退”和“自由程度”在下降。施密特认为“自由之家”的判断极具误导性,因为其使用的变量受到区间的限制(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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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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