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认为受虐狂和施虐狂都是在人与人的联系中失去了独立性，通过依赖他人(被动的依赖或主动的依赖)来建立人际关系，以逃避不堪忍受的孤独和分离。因此，要深入理解受虐狂和施虐狂，就要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

施虐狂性格的人，总想去统治或伤害他人，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不奇怪，好像这是人的本性。霍布斯(Hobbes, 1651)说过：“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会贪得无厌地去追求权力”，这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倾向。追求权力是人追求幸福和安全的合情合理的结果。希特勒则认为，人为了在生存斗争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必须掌握统治权。追求权力是人的本性，是天经地义的。但受虐狂倾向看上去就与这一本性相矛盾，人为什么会轻视自己以致伤害自己并能从中得到快乐呢?

比受虐狂的性格倾向更早地受到心理学家重视的是作为性变态的“受虐狂倒错(masochistic perversion)”现象，这种现象证明，痛苦确实能成为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种病人只有在肉体受到束缚和痛苦时才能获得最大的快感，所以主动地寻找这种途径使自己受苦受难，并从中得到满足。他希望别人咒骂自己、伤害自己。同样，施虐狂也通过相应的手段得到满足，如咒骂、捆绑以至鞭笞、毒打。受虐狂的性格倾向与受虐狂倒错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表现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后者偏重肉体的、行为的，与性冲动交融在一起，表现得较为外显、激烈一些；前者则偏重精神的、心理的，表现得较为隐晦、平和一些。二者都是通过自我折磨以逃避不敢正视的困境。

第一个力图彻底解释受虐问题的心理学家是弗洛伊德。他一开始只从性本能的角度来解释肉体上的受虐现象。后来认为精神上的受虐问题意义更大。他发现施虐狂和受虐狂虽是对立的两极，但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于是他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本能理论。认为人有一种死本能，这种本能既可以指向他人又可以指向自己。如果指向他人就表现为施虐、攻击、破坏，如果指向自己就表现为受虐。而死本能又是和性本能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死本能一般可以消融于性本能之中。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消融，性本能受到压抑，人就被迫在施虐(对他人)和受虐(对自己)之间做出选择。

可见弗洛伊德并未真正超出其性本能理论来解释施虐—受虐狂现象。阿德勒(A. Adler)则将非性欲的攻击性现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人生来有自卑感，为了克服自卑感就发展了权力欲，通过统治他人来避免不安全和自卑感的威胁。如果权力欲不能得到张扬，人就陷入自卑感而不能自拔，于是就用贬损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寻求一种合理化的解脱。但弗洛姆认为阿德勒的解释没能超出目的论和理性决定论的视野，没能继承弗洛伊德注重从非理性领域来探究人的行为动机的传统，因此阿德勒的理论是肤浅的(陈学明译，1987,第199页)。

霍妮(K. Horney)第一个看到了受虐狂冲动在神经症人格中的重要作用，她把受虐狂看成一种性格特点，其根源不在性变态；相反，性变态只是特定的性格结构在性活动中的表现。

弗洛姆认为，施虐狂和受虐狂的根源都在于人的处境，都是为了帮助人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能无力之感。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总是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之中，但这种感受通常是潜意识的，往往被自以为高明和了不起的表现所补偿，所掩盖。

受虐狂者觉得以渺小的自我来面对一个强大的人，去依附于他，屈从于他，哪怕受苦，也比孤单一人要强。至于“比自己强大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此人确实了不起，一是因自视太低而相应地抬高了别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只耗子从身边跑过，或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足以使人吓得心惊肉跳(Fromm, 1941/1961, p.152)。

有时，一个人越是小看自己，孤弱无助的恐惧感越是强烈，于是更加小看自己。这是一种通过强化某种东西以便消除它的过程。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恐惧，甚至还加剧了这种恐惧。这好比一个陷入火海的人，站在窗台上大声呼救。在那一时刻，呼救似乎减轻了一点恐惧，因为他还抱一线希望。但他早已惊惶失措，不能判断形势，不知道与其慌乱地呼救，不如赶快从楼梯逃命。而几分钟后，楼梯也着了火。呼叫本来是为了获救，结果却招致毁灭。同样，受虐狂孜孜以求的无非是想除去自己的弱点、冲突、疑虑和不堪忍受的重负，但只是暂时缓解一下表层的痛苦，随之却招致了更大的不幸。所以受虐狂根本不可能使人从现实的和心理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受虐狂像一个苦工，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最后债台高筑，他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目的——内心的安全和宁静，根本就没有达到。

在受虐狂倾向中，与自贱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的势力的一部分，跻身、参与到这一势力之中。这种外在的势力可能是一个人、一种机构或上帝、国家等等。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魅力，可以永世长存。既然已被接纳进这种势力之中，也就分享了它的力量和荣耀。他放弃了自我，宣称世界上任何力量和荣耀都离不开这个势力。他丧失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但因参与这种外在势力而得到了新的安全和尊严。如果得到了相应的文化的强化(比如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把领袖神化、鼓吹群众应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文化),那么个人就通过参与崇拜领袖的仪式而感受到自己与千千万万的同胞是融为一体的，从而得到一定的安全感。个人把自己托付给外在势力，凡事无需自己决策，无需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也无需为什么事而焦虑，更无需去探究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

尽管如此，尽管他感到有所归宿，自以为安全，但个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和所从属的势力并没有真正融为一体，有时还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他的自我不可能完全丧失，他还是能若隐若现地感受到自己在强大的势力中实际上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已，感受到自我被淹没的痛苦。因而，一种力图克服这种依赖性，使自己真正获得自由的冲动还是存在，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而施虐狂倾向的本质是，完全绝对地控制他人，使他人服从我的意志，使自己成为他人的统治者，成为他人的上帝，把他人视为自己手中的玩物，伤害、奴役他人，使其痛苦不堪。使他人痛苦的原因在于，再也没有比使人痛苦更能显示出对他人的统治权了。一言以蔽之，通过对其他生命的虐待来得到快乐。

很明显，渴望依赖他人和渴望蒙难的倾向，与渴望统治他人并使他人受难的倾向是不同的，受虐与施虐是对立的两极。但这两种倾向往往不可分割，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根源：即个人的渺小和孤独；还有共同的基础：即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现象叫做“共生(symbiosis)”,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何其他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不能独立存在。施虐狂者之依赖其虐待对象的迫切性，不亚于受虐狂者之依赖能虐待他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受虐者通过受压迫来获得安全，施虐者则通过压迫别人来寻求安全。在前一种情况下，自己消失在某种外力之中；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使他人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扩充了我自己，获得了某种当“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时所不可能有的力量，就是说“我”的力量完全取决于他人，所以也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可见受虐与施虐虽然表面上是互相冲突的，但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源的基础。

受虐狂倾向的人和施虐狂倾向的人不仅相互依赖(共生),如果进一步分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共同依赖权力、崇拜权力。施虐者依赖受虐者，是因为离开了受虐者，他手中的权力就无处显示。受虐者依赖施虐者，是因为施虐者手中的权力能决定他的命运，他只有服从，才有望得到更多的好处。施虐狂倾向的人因手中握有权力而洋洋得意，受虐狂倾向的人则因得到有权者的关照而沾沾自喜。二者都热衷于追求权力。有的人把追求权力看成人的基本动机(本性)。在西方，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渴求权力和信奉权力万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数百万人成了权力迷，把权力(power)当作力量(strength)的象征。确实，表面上看，一个人具有统治他人的权力，就说明此人具有超人的力量，权力来源于力量。假如我有权置某人于死地，那说明我比此人强。但从心理意义上看则另当别论：权力欲并非来源于力量而是来自懦弱。一个人去追求权力，说明此人无法依赖自己生存下去。由于丧失了自己的真正力量，就铤而走险去追求第二种力量。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权力显赫的人物实际上有很深的自卑感，特别看重他人的尊重或尊敬，而对他人的丝毫的否定性态度极为敏感。他们在需要自己处理问题时，就显得极为虚弱。

受虐狂倾向的人对权力的依赖就是奴性，一副奴颜媚骨，将唯命是从视为天职。其“主动性”就体现在察言观色，揣摩主子的心思，溜须拍马，极尽讨好之能事。

由于施虐狂与受虐狂具有共同的根源和基础，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两种倾向往往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集这两种倾向于一身的人见到强者就退缩，见到弱者就欺负；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对这种人而言，手中无权是无能和卑贱的标志。一旦所仰慕的人大权旁落，就马上变崇拜为轻视。世界是由有权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这种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人要么统治他人，要么受他人统治，别无他择。弗洛姆称这种人的性格为“施虐—受虐狂性格(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但人们习惯于把“施虐—受虐狂”与“倒错”、“神经症”这些概念相混淆，所以在讲到施虐—受虐狂性格(特别是在不包括临床上的神经症患者)的时候，弗洛姆就用“权威主义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这一术语(Fromm, 1941/1961, p.164)。因为施虐—受虐狂性格的人的主要特征就体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同时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

为了深入讨论权威主义性格，有必要先澄清一下“权威(authority)”这一概念。权威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但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权威，一种是“合理的权威(rational authority)”,体现了“优劣关系”；另一种是“抑制性的权威(inhibiting authority)”,体现了“利益冲突关系”。

例如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及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占有优势的基础上的。但老师与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老师教育有方，学生进步了，双方都高兴；老师教育失败了，师生都沮丧。主人与奴隶的利益则是绝对冲突的，因为一方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另一方的基础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占有优势”这一点起了不同的作用：对前者，它是帮助弱者的必要条件；对后者，它成了剥削的基本前提。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威的活动趋势大不相同。学生学得越多，与老师的差距越小，以至接近甚至超过老师，即他们之间原有的权威关系趋向于消失。而奴隶付出得越多，他与主人的距离越大。从心理关系上看，老师在学生眼里既是权威又是榜样，学生对老师充满着爱、羡慕和感激。而奴隶对主人则充满了憎恨。但对奴隶而言，这种敌意只能导致双方的更大的冲突，在冲突中首先吃亏的还是自己。于是奴隶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甚至用一种羡慕或崇拜取而代之：假如统治我的人是那么伟大、高尚，那么我服从他又有什么不好呢?我本来就不应和他平起平坐，因为他远比我强大、聪明、优越。这样，他越是敌视主人，就越是情不自禁地抬高主人。

但“合理的权威”与“抑制性的权威”的区别是相对的。即使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也有某些有利于奴隶的因素，奴隶至少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保护。而师生之间那种毫无利害冲突的关系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两种典型的权威形式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形式，如工人与老板、儿子与父亲、妻子与丈夫，等等。要判断具体权威的性质，就要分析“合理的权威”和“抑制性的权威”在具体权威中各自所占的比重。

还可以把权威分为“外在的权威”和“内在的权威”。前者指具体的人或组织，表现在发号施令的行为中，命令你干这，不许你干那。后者指责任感、良心等等，即弗洛伊德说的“超我(superego)”。在西方，从新教到康德哲学的近代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由内在权威取代外在权威。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外在权威丧失了统摄地位，良心取而代之，成为支配人的力量。良心的统治地位要比外在权威稳定得多，因为人认为良心的命令是出自自己的。人怎么能背叛自己呢?

20世纪以来，“良心”已逐渐失去了重要性，似乎外在权威内在权威都不起统治作用了。每个人都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合法权力。但权威并没有消失，只是隐而不露而已。“公开的权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匿名的(anonymous)权威”。它伪装成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心照不宣，无须命令。不是粗暴地强迫而是温和地说服。如“吸这种牌子的香烟，可以清凉肺腑”之类的广告词。匿名的权威比公开的权威更有力量。外在权威是有形的，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反对它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内在权威虽看不见，但人还是能够有所觉察。而在匿名权威的统治下，人对命令和命令的下达者都捉摸不定，象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开枪者是谁，即使想还击也找不到对象。

权威主义性格的最重要的特点就体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只要手中有权(无论这权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就会自动地引起人们的爱慕、倾倒，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有的人一看到手中无权的人，就想去攻击、统治和羞辱。

权威主义性格不仅崇尚权力，还有一个似乎矛盾的特点，就是蔑视权威。一方面屈从，另一方面抵抗，二者似乎正相反。但这种性格的人反对权威，并不是革命，而是造反，即反对权威是为了自己成为权威。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很容易倒向权威主义，就是这个道理。屈从和抵抗一样，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5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