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文学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2 次 更新时间:2019-01-13 17:41

向继东 (进入专栏)  

       家乡有朋友办杂志,约我重温八十年代文学梦。我说些什么呢?实话相告,文学与我相距已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告别文学”了。

       想当年,不知天高地厚,后来才渐渐明白,作家除了有形象思维能力,有很好的文学语言,还必须有思想。作家不是思想家,但其作品不能没有思想。中国这么大,写作者也许数以百万计,要是有一篇文章能传下来就成功了。八十年代以来,曾有许多作家影响过我,读他们的作品,令我难忘;但今天依我看,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慎之的《风雨仓皇五十年》, 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思想史角度去读,它们都会流传久远的。为什么?因为其作品有思想深度,一百年或者数百年后研究这个时代,它是一个难得的文本。曾有年轻的朋友抬杠:“何为思想?”窃以为,就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判断,面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深深忧虑,以及对人的终极的关怀!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作品的生命力肯定是有限的。

       四十多年前,我开始做文学梦,四处找书,管它禁书黄书都读。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就在暗黄的煤油灯下苦熬,等待文学灵光闪现。到了“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自己订阅的文学报刊就有七八种,如《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上海文艺》《文学报》等等。自己曾给同学写信说:“要是没有文学的成功,我就不结婚。”当然,后来还是结婚了,并做了人父。然而,文学依然是我的精神寄托,处在偏僻的湘西一隅,能发表几个字,哪怕是自己掏钱印刷的,也很有成就感。

       我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也得益于那个文学氛围。地区文联副主席谭士珍老师是怀化的“文学大妈”,他给过我不少帮助和鼓励。我第一篇在地市级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就是他编发的,他改过的原稿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到省城小报谋生后,曾邀全国著名评论家,组织了一个“《废都》笔会”专版。写作《废都》后的贾平凹,当时压力山大,见到我推出的这个专版很是感动,给我写信说“记住一个《湘声报》,记住一个向继东”。信给谭老师看了,他很快写了一篇《记住一个向继东》在省报发表,令初到省城谋生的我感动莫名。

       在八十年代,谭士珍老师就其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曾打过一场版权官司,轰动当时的文学界。因对方是老将军了,身份的对比,在法庭上他输了,但在人们心里他赢了。因为《朝阳花》,“文革”中他被打成吹捧贺龙的“黑手”,流落社会底层二十年,而平反后申诉共同享有版权却无门,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十多年前,他曾把此案的全部材料给我看了,希望我能写写这个。我也认为这是值得写的,但自己偏偏抽不出大块的时间来,感到愧对了谭老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好人,我觉得谭老师就是一个。他这辈子和三位刚脱盲的老将军合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两部署名排第二,一部连共同署名权都没有得到,这在中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谭老师的遭遇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相信有写作野心的人,说不定哪天突然抛出一部《谭士珍和他的时代》。在“心灵鸡汤”读腻了的当下,这样的书,也许格外被市场看好。

       这里还要特别说到溆浦县文联主席舒新宇兄。他是一个文学鼓动家,你如跟他谈起文学,他就会把你心中的文学欲望之火煽动起来,让你的灵魂无法安宁,去为文学而甜蜜地苦恼。如果没有他,也许不会有当年溆浦那个文学氛围,也不会产生必将会写进“中国文学史”那样的大作家——譬如王跃文——尽管那时王跃文的身影在文学社团难得一见,但大凡高人一般是不显山露水的,且喜欢独处,也只有独处才会诞生《国画》那样的划时代的作品。

我和新宇兄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也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记得那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得与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在自己对前途十分迷茫时,那天我带着所谓的“作品”,贸然去找他指点迷津。记得在他那个光线极其暗淡的小木板屋里,至少跟我谈了两三个小时。从他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许多中外作家的名字。那次,我的作品自然被他彻底否定了,却激起了我对文学梦的追求……

       九十年代初,正值年近不惑时,我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去了省城的一个小媒体。现在想来,自己之所以能在那里立足并直至退休,也完全得益于早年的文学修炼,否则像我这样的不会遵循“潜规则”的人,也很难在那里混下去。这一辈子,我付出了,也得到了。我应该感谢文学,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到省城以后,工作性质变了,一般小报,采编合一,又编又写,忙得稀里糊涂,所以那种叫文学的东西与自己渐渐疏远了,我也看淡了。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小书《生活没有旁观者》,以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篇也没有收,因为自己觉得那些文字不值得保存了。在此书的“后记”里,我说自己告别了文学,并说明之所以告别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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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这个集子名为《生活没有旁观者》时,有朋友就说:“生活还是有旁观者。”我想了想,朋友的话没错,然而我也并非反对别人选择“旁观者的姿态”。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钱物,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譬如理念的坚守等等。?

        大约四年前,我在采写一篇人物访谈时,认识了一位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人。他本来有很好的前程,但五十年代接连不断的运动将他击倒了,因此沦入社会最低层二十多年,直到1979 年平反。我本要他谈我的话题,他却更愿意说自己的事情。平反了,工作几年就离休了。他不适于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无奈和寂寞,甚而在潜意识里怀念那个“轰轰烈烈”的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还以过去那种思维模式看现在。改革开放十八年后,我听了他的倾诉,心里大为震惊,于是就有了收入本书的“一份备忘录”。此后,不知怎的,我也变了,变得很是关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感时忧世,常常令我不能自已。已有朋友批评我:“你的文字怎么愈来愈激愤了?”我说,我别无选择——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文字会失去一些韵味。?

         近来读到关于王实味、关于遇罗克的文字,颇有所感。王实味向往革命,结果被革命扼杀了,就因为他写了《野百合花》那几篇小文;遇罗克想“参加革命”而不得,最后也因《出身论》而血洒祭坛。对此,今天的年轻朋友,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残酷的血腥的。面对昨天,我们反思当然是为了明天,历经磨难的吴祖光老人最喜欢题写“生正逢时”四字,我也挺喜欢这几个字,并就此作有一篇小文。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下拥有的,只是历史的一点可怜的进步。在中国迈向现代化明天的进程中,我们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不便预言,但我愿为明天祈祷。

   …………

        有人说了,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七八十年代我是一个文学迷,但在八十年代末,我似乎背叛了文学,以至现在结集的这些文字,从严格意义上说都算不得文学。我之所以选择随笔这种形式,是因为我觉得随笔更适合于表达我的思想……?  

                         

        那时至今,又是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我一刻也没有闲过,但忙了些什么?我在一些报刊发表文章,需要介绍作者身份时,有时被写成“文史学者”、有时被写成“作家”,其实二者我都不敢当。我没写出过有分量的东西,也从未自称是“作家”——在中国,我甚至认为各级作家协会都不应该存在,作家为什么要纳税人养起来?对“文史学者”这个称谓,我倒是乐意接受的,但自己除了挖掘出可以写进“中国民间思想史”的武文俊(参见《华国锋时代: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现在回头看看,我编的书倒是不少了,不下百余种。有朋友笑我想做出版家,其实现在的出版环境,哪有什么出版家?我做的事,也许勉强算个出版策划人吧。我编的书(包括主编的)影响最大的当属“新史学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其中高华的《革命年代》,已成畅销书,印刷十六次,发行近十万册。高华英年早逝,生前是南京大学博导,享誉中外史学界,但因故在中国大陆却从未出过书。我给他出版了《革命年代》,也使他在自己生活的国度实现了“零的突破”。今天写作此文时,正是高华先生逝世四周年的忌日,微信上看到不少朋友发文或是编发了高华的视频纪念版,令我想到了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009年底,《革命年代》出版后,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钟永宁、肖风华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也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见面),见他气色很好,没想到两年后他就去了。高华逝世时,我没来得及写文章纪念他,这里提及,也是表达一种哀思吧。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不多,仅出版过《思想的风景》、《历史深处有暗角》两本小书。因是台湾出版,自己样书很少,很多朋友送我书,我却未能一一回赠。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告诫我:“你是能写的,要多写一点。你再怎么编,到底是人家的。”想想也是这样。原拟退休后回归书斋,专心读点书,写点东西,但又经不住诱惑,竟在尚未办理退休手续时就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聘去了。我现在履行合同中,待合同届满一定回到书斋,也许我还会写一些。

        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但我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所以平生总喜欢怀疑权力的不轨。所交的朋友,没有达官贵人,也没有大款和暴发户,只有心灵相通的书生。无论流落何处,除了工作,我大都是孤独的。我知道孤独也是一种境界,孤独才能静思反省。好的东西大都是在孤独的情景下诞生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如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惜我至今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

        过了耳顺之年,我又重新思考我所寄身的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信?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启蒙,今天我看还是要启蒙。我编的书,主题多是启蒙,教人读了不犯糊涂,变得聪明一点点。我喜欢潜在微信群里看朋友论争,有时忍俊不禁笑出来。一个人活到三四十岁糊里糊涂,还可以理解;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明白,不能不令人心生悲凉。活到六七十岁还一塌糊涂,那这辈子不是枉为做人了吗?人活着要说话,还要有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谁能提供这些?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靠谁去推动?就是你我他。

        从“文学梦”到“启蒙梦”,这大约就是我一辈子走过的路吧。

                                                                                               2015年 12月月26日于羊城

                                                          (原载2016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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