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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 刘娟:从围观走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转型

——兼谈学术何以能中国

更新时间:2019-01-13 14:25:57
作者: 樊凡   刘娟  
2015)的境况中。虽然相互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村社会研究的“活跃和繁荣”,但是其中更多的只是研究者的“自娱自乐”(樊凡,2017a)。这种缺乏合作热衷批判的研究状态,非但不具进化的优势,反而使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者“缺乏共识,彼此之间难以沟通,以致在整个学圈中难以形塑具有共识性的‘客观’判断标准来评定学养的良莠”(Stinchcombe,2001)。

   除了以上问题外,这些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中还存在将农村社会视为问题社会的倾向。尤其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中,中国农村社会似乎变成了很多围观式研究者眼中的“问题社会”,对中国农村各种“问题”的研究,便成了这些研究者的中心任务(陆益龙,2010)。然而,将中国农村社会预设为“问题社会”的做法值得质疑,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建构、夸大农村社会问题的嫌疑。这容易导致经验研究过密化、过于依赖研究者的直觉和经验,并常常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的农村社会调查,且这些调查往往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对农村社会研究自身和农村社会的贡献其实微乎其微(陆益龙,2010)。与此同时,低水平的农村社会研究助长了一种刻薄的人文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常常表现为自虐式的激进主义,它“妖魔化了祖宗、对‘中国’失去了起码的敬畏”(杨光斌,2016)。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开始质疑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自身存在的基础被围观式研究动摇之后,它该何去何从成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健康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于“推进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和“改进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并产生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例如黄宗智,2005;叶启政,2006;赵鼎新,2011,2015,2018;贺雪峰,2014;边燕杰,2015,2017;李强,2016;折晓叶,2018;谢宇,2018;李建民,2018;张静,2018)。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问题的认识,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案。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对社会研究所依赖的传统的、主流的“田野调查法”进行深入的、彻底的反思,普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蕴”(贺来,2018)[⑦],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识别和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存在的以上问题。


三、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出现

  

   费孝通(2001)曾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反思道,“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于晓刚借对“主流人类学”研究的反思,也阐释过此问题。他指出,“在太平洋的一些小岛上有一些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有一些很奇怪的婚姻关系和社会制度,有很多人类学学者到那儿去调查,产生了诸多人类学博士。但是一百年以后,人们发现这个岛依然还是这个岛,这些人依然还是赤身裸体,那么贫困。产生了那么多的博士,却没有对这个岛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⑧]。

   也许,围观式农村社会研究最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发展和繁荣”。然而,与“围观式学术的发展和繁荣”相比,农村社会研究的价值更在于解决实际困难、真正为农村社会服务,即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作出切实的贡献,其根本任务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帮助农村社会更好地发展。也唯有在与中国农村社会命运的紧密连接中,农村社会研究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才能得到有力的彰显。为了有效防止农村社会研究蜕变为依附于甚至寄生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学术职业”,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兑现研究的社会责任,一些研究者开始倡导、践行一种不同于围观式的研究范式。这种新的农村社会研究范式以“田野实践”为基础、以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志,注重的不只是研究在学术上的贡献,还有研究的实践效能和实践品质。借用经典的理想类型分析法(Weber,1949),可以将其称为“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该研究范式为破解“农村社会研究何以能中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开辟了平台。

   在分析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对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发展历史加以概述。行动研究诞生于社会活动领域,194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首次提出一种把“行动”和“研究”结合起来的“行动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结合现状,在行动(即实践)中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具体操作中,“行动研究”是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螺旋式循环过程(蒋楠,1987;Small,1995)。20世纪70年代后,“行动研究”开始成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用来研究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发展、专业发展、学校改进以及教育系统规划和教育政策,其目的在于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凯米斯,1994);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组织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发展研究、医务护理研究、酒店管理研究等多个领域(李小云等,2008)。从广义上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行动研究:(1)就职于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发起的试图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工程建立起关联的行动研究;(2)研究者参与到某一具体社会运动和政治工程中的行动研究;(3)非学术性的独立机构所进行的行动研究(Borras,2016)。在行动研究中,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的边界变得相当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协作,共同推动研究目标的实现(李小云等,2008)。与国外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相比,国内对行动研究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领域(李小云等,2008)。

   从国外行动研究的历史来看,有很多行动研究是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侧重学术对实践的单向影响和干预。在有的行动研究中,研究者甚至乐于放大各种社会争论和矛盾,善于“玩弄”“煽动”和“挟持”民众与政府对立,在行动上常常显得有些激进,造成破坏性后果。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行动研究,可能彰显的是研究者的“傲慢与偏见”,可能存在不道德的、不公正的权力关系。经由这些权力关系,研究者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任意的、刻意的和专断的干涉、强制和支配,这其实是“学术霸权”的体现。此外,因为“行动研究”只重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学者的学术追求,为了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而非单纯地成就实践,有必要将“行动研究”升级为“行动式研究”(research as praxis)[⑨]。例如,近些年国外有的学者(例如Small,1995;Small and Uttal,2005;麦克·布洛维,2007)开始倡导并践行一种富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的行动式“公共社会科学”,他们认为学术研究者应该到第一线去体验而不是去调查,与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主体进行合作式研究。其实,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近年来,少数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者也开始倡导并践行一种将研究融入实践,以平等务实为基础,以多中心或者去中心化的治理为途径,以善治(“做好中国文章”)、“讲好中国故事”和“阐明中国道理(折晓叶,2018)”为目标的行动式研究。这种研究范式改变了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行动研究的传统,倡导并推进了学术的民主化、彰显了学术王道。

   例如,于晓刚团队于2000年开始在云南拉市海进行的中国乡村资源管理的实践探索、21世纪以来温铁军团队所展开的乡村建设实践探索、叶敬忠团队于2010年开始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桑岗村开展的“巢状市场扶贫”实践探索、李小云等人于2014年开始在云南勐腊县勐伴镇的边境瑶寨河边村开展的贫困综合治理实践探索、李录堂等人于2016年开始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董岭村开展的双重保障型农地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等。这些行动式研究不同于以研究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行动研究,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公共参与而非单向的干预和支配。这些研究者在拒绝对农村社会问题的话题化和学术化炒作的同时又不失学术志趣与学术思考,将学术研究与学术追求建立在与农村社会主体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基础上,以为农村社会服务、为农村作贡献为中心,尤其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以及主动、积极的社会行动,并以实践效能作为检验研究成败的决定性依据,打造的是命运共同体[⑩]。

   由此,将“行动研究”升级为“行动式研究”,一是可以使长期遭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蕴”(贺来,2018)得到农村社会研究界的重视;二是可以在改善学术割据现状和培育不同研究团队之间“交往理性”(尤尔根·哈贝马斯,2017)[11]和合作精神的同时,提升农村社会研究的公共性、强化研究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使农村社会研究从形形色色的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走向公共世界(Small and Uttal,2005;樊凡,2017b);三是可以增强农村社会研究的现实感和敏锐性、提高研究主题的精准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学术研究的实践品质、落实学术研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学术在田野实践的不断检验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可以给讲好中国农村社会故事、阐明中国道理以及展现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提供丰富的样本。

   在当下农村社会研究界,虽然围观式的研究是显学,鲜见行动式的研究,但是不能忽视行动式研究这一有益的尝试。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行动式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村社会研究的范式,还由于其志在打造命运共同体而显得更得理、更得势、更得人心。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研究者简单地从“认识主体”转换成“实践主体”,就可天然获得研究的合法性、甚至是质的飞跃,而是说基于“田野实践”的行动式研究为增强农村社会研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开辟了新的平台和可能。

  

四、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的理想图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人只有作为‘实践主体’才可能成为现实的‘认识主体’,或者说,只有‘实践主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贺来,2018)。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是研究者作为“实践主体”展开的研究,它不同于“行动者视角的研究”(Long,2001),也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法”(丹尼·L·乔金森,2008)的研究,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构建一套全新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体系(Small and Uttal,2005;李小云等,2008)去进行智慧的实践。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自出现以来就挑战着传统的、主流的仅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学术为志的农村社会研究,甚至可能带来研究范式上的革命。

   通过查阅与“拉市海乡村资源自我管理的实践探索”“‘巢状市场扶贫’实践”“贫困综合治理实践”以及“双重保障型农地产权改革实践”等有关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笔者发现,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以在地化的田野实践为基础、以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为取向。虽然这些行动式研究还处在进行时,它们的实践效能一时还难以定论,但是从目前取得的成效和积累的实践经验来看,行动式农村社会研究中的“田野实践”不仅释放出了治理效能,还显示出了农村社会研究的新品格和新风貌。

   (一)浓描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

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清晰且准确的表述,即“志在富民”和“文化自觉”(周飞舟,2017)。为了在具体的行动式研究中浓描农村社会研究的初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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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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