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奇琦:向死而生与末世论:西方人工智能悲观论及其批判

更新时间:2019-01-10 23:25:54
作者: 高奇琦  
而种族之间的平权运动也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发生的。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所宣称的平等主要是白人成年男性之间的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平等。

   在基督教叙事看来,主人控制奴隶恰恰是人性恶的体现。但由于人类伦理和权利的发展,公开地奴役自己同伴的行为不再获得认可。因此,西方社会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和奴役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重复上演着“主人与奴隶”的戏码。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累计劳动占有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分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劳动”本身,而工人只获得了必要劳动的报酬,剩余劳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却为资产阶级所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其表现形式再次发生改变。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因控制着对产品的定价权和知识产权等,从而轻易地获取了全球价值链顶端的超额利润。而“第三世界”的人们参与全球劳动的分工,却只能以低廉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剥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新型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逐渐获得了部分定价权,使得发达国家的定价权不再那么有效。因此,未来的国际分工也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而逐步走向瓦解。

   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未雨绸缪。考虑到未来发展中国家人民觉醒后的境况,西方很早就启动了自动化研究(人工智能的低级阶段)。事实上,西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最初动机就是希望用机器来替代人类的部分活动,或者说就是要实现机器人奴隶的效果。随着人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奴役人的现象不断减少。然而按照基督教人性恶的假设,人们仍然有强烈地奴役其他人的动机,因此需要有其他发明来满足人们的奴役欲望。换言之,人类奴隶的数量将不断减少,机器人奴隶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当人们不愿整理房间、且雇佣工人的成本较高时,人们将更倾向于购买扫地机器人。所以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明,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奴隶的外壳。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通过智能的发展,人们将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下生产出不同种类而且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机器人奴隶。但问题是,奴隶是会反抗的,就如斯巴达的奴隶起义一样。正是因为这种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奴隶有强烈的动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这也是黑格尔所讨论的“主奴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即奴隶总有一天会获得主人的地位。将这一点与末世论结合起来思考,奴隶的反抗便构成了新的世界末日的叙事内容。到最后,机器人就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发明。

  

挑战神的领域:悲观论的社会负担


   悲观论是西方世界对待人工智能的主流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条不归之路。这种不归路强烈地体现在,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现有的许多进展和突破都在挑战传统的上帝领域。按照传统的基督教文本,智力本应该是上帝的一个发明。智力是灵魂的体现,而灵魂是上帝的造物,不能成为人的造物。然而,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就描述了人类的这种野心,即人类的角色正在从智人向神人的方向发展。因为赫拉利是犹太人,其观点受到了犹太教的影响,而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文化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所以赫拉利真正意义上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不应该去充当神的角色,而应该是“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赫拉利的观点也是一种悲观论。

   “巴别塔隐喻”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做较好的注脚。巴别塔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故事。在这一故事中,由于人类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所以人类之间很容易交流。同时人类希望接近上帝的天堂,于是就修建了一座巴别塔。但随着巴别塔越修越高,最终变成了通天之塔,这便引起了上帝的不满和担心,于是上帝给人类赋予了不同的语言。此后,不同地域的人类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从而心生猜忌,最终陷入冲突和战争。这一故事强调了语言在人类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语言有着非常高的评价,即“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继续修建巴别塔成为可能。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时值人工智能第一阶段的发展热潮,美国中情局资助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研究,并企图通过机器翻译来搜集和破解苏联的情报。最终,因为没有能够成功借助机器对苏联情报进行自动翻译,美国政府削减了对人工智能的预算,导致了人工智能第一个冬天的来临。此后,人工智能不断蓄力,在机器翻译领域首先实现突破。2005年,谷歌率先运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并结合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实现了机器翻译的突破。“马尔科夫链”的存在,也使得谷歌翻译可以呈现出整版的英文界面,无论原界面的语言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谷歌在线翻译可实现80多种语言之间的即时翻译。机器翻译在许多语言翻译领域中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2017年9月,科大讯飞推出“讯飞晓译”翻译器,可在离线情境下,对五国语言进行同声翻译。此外,2018年4月8日,亚洲博鳌经济论坛在中国海南开幕,本次会议上中国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科大讯飞应邀出席。“讯飞听见”和“讯飞翻译机2.0”成为本次会议的独家指定翻译机,他们在语音识别和翻译准确性上的出色表现,成功推动了本次论坛的圆满召开。在未来,语言之间的无差别或者较低差别的自然交流指日可待。换言之,巴别塔建造的语言基础将会形成,《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将得以继续发展。同时,这也是导致西方世界持有悲观论的一个重要注脚。

   西方人存在一种内在的隐忧,担心新的巴别塔的修建会导致上帝的愤怒。《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因为亚当听从了夏娃的建议,吃了智慧的果子,使得人类拥有了原本属于神的智慧,而人类也为这种智慧付出了代价——离开伊甸园。按照《圣经》中的隐喻,今天的人们更为激进地挑战神的领域,在未来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恐惧心理也在与日俱增。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恐惧与颤栗》就描述了这种面向未来的悲观的心理情景。当然,这种悲观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克尔凯郭尔的家庭环境和所处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海德格尔也对这种技术发展导致意义世界的丧失有过充分地论述。他指出:“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征。”

  

向死而生:人工智能的人类新历史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向死而生”。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在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即死亡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一观点下,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理解人工智能:第一,海德格尔的观点同样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再现。人是向死而生的,所以人类发明人工智能也是朝向这一目标的。这种表述再次解释了西方把人工智能的未来看得如此悲观而又无法抗拒的现象,同时,也使得西方思想家们对死亡的执着思考变得合理化。第二,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在死亡的深处,世界的意义会更加集中地涌现出来。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并进而指出,“当他害怕一个更大的危险时,他就总有勇气面对一个较小的危险;当他极度惧怕一个危险时,别的危险好像都不存在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杀论。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西方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一方面宣称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噩梦,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仿照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推动人工智能的进步,就是练习自杀。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也描述了这样一种面向死亡的人生。在开往卡桑德拉大桥的火车上,人们都明白这是一段通向死亡的旅程。在旅程中,人们可以选择跳车逃走,可以选择奋起反抗,也可以选择坐以待毙。但是,无论何种选择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正如海德格尔的那句论述,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海德格尔强调,人具有“存在者的存在”这样一种规定性,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对于人而言,“被抛入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偶然的,在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之后,也并不存在一些既定的方案或者明确的目标。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对人而言,必然性是不存在的,那些突发事件及其背后的偶然性才是人真实的存在。换言之,偶然性就是人的意义本身,或者说人完全生活在偶然性之中。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的感知、情感和意愿更加真实,也更有意义,而所谓的理性原则和世俗法则在偶然性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实际上,目前西方思想界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正是建立在海德格尔的观点之上的。从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出发,就更容易理解西方在对待人工智能发展问题上的矛盾性。总之,人以某种巧合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偶然间发明了人工智能。尽管在人工智能时代,走向终结是人类历史的宿命,但是由于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对这种悲观的结果和命运似乎无能为力。那么,海德格尔为什么把人类的命运描述得如此脆弱和悲观?这仍然需要在基督教神学中寻找答案。因为在基督教神学中,只有上帝才能主导万物的命运,而人乃是上帝的造物,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看,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一趟高速运转的列车。即便对于西方思想家而言,他们也不知道这一趟列车将驶向何处。然而,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我们对人的意义还处于比较迷茫的认知当中。人们不禁会发问,难道人的意义真是一种偶然性吗?偶然性的意义还是意义吗?

   对海德格尔的这种悲观态度的进一步分析,需要回到尼采。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从动物性上来理解人性。譬如,尼采认为“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尼采的判断与拉·梅特里(Lamettrie)把人视为机器的定义有相似之处。拉·梅特里将“人”比作“机器”:“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了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便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主流观点认为,人本身是具有灵魂和特殊性的,是万物之灵和万物之长。正是由于人的思考和灵魂,才将人与动物和机器相区别。但是拉·梅特里和尼采都把人打回最原初的状态,即机器或动物的状态。当然,尼采还给“人”留下了一些被定义的空间,即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这种尚未定型意味着人要追求新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人需要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和重塑自己。这也是尼采所追求的超人理想的起点。尽管追求意义的过程在尼采看来是痛苦的:人是痛苦的创造物,但是这种痛苦也为人类追求生命的意义指出了一个方向,即生命的意义就是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

尼采观点的起点是“敌基督”。尼采之所以宣布“上帝死了”,是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放大,重新建立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精神的人文体系。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完全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而基督教的传统就是以人性恶为假设,强调权力的竞争和强者的逻辑,因而尼采塑造超人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将人类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从而抗拒无所不能的上帝力量。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的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482.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