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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

更新时间:2019-01-10 22:38:27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跨场域和跨文化的革命动员更能在文化碰撞之中展现革命者的行为特征和行动策略。林同奇所提炼的史华慈研究历史人物的意识、行动与处境的三角互动就是一种很有操作意义的方法论。萧邦奇对于中共早期创党者沈定一的研究, 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三角互动的分析框架在阐释革命者于不同场域中的角色扮演、资源互动以及民众动员中的有效性。叶文心对于参与中共建党的施存统从一个浙江金华的小知识分子到杭州再到上海的跨省旅行史的考察, 充分说明不同场域里的文化资本是可以相互挪用的, 更大更中心的城市经验为其在乡村的威望赋予一种现代权威, 而扎根于小城镇的接近乡土中国的生存经验, 又为其论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如何“接地气”赋予了正当性。而研究恽代英在武汉的瑞萨科更特别注意到了恽代英参加江西的基督教夏令营的经验对其思考如何实现革命伦理与现代组织之内在结合的深远影响。杜赞奇在研究华北乡村的社会文化网络的特质及其部分解体的历史时曾注意到类似现象:“‘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 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 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 从中外学者在“新革命史”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交流与研究成果来看, 对于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范式无疑产生了一种具有引领性和深远意义的“突破”, 对于日记、书信、档案、报刊等更多一手文献的开掘, 推动着史学工作者调适进入“革命”的身段与路径尤其是研究革命史的方法、“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 而研究“新革命史”的方法、理论和视野上的学术自觉, 也促使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扩展史料搜集与解读的范围, 并且在材料与解释之间形成更为多元而紧密的互动。自然, 史学最高的境界是“史无定法”或者将理论打碎还原为思想, 就如盐溶入水, 不见其形而感其味, 本文所述的“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两种路径只是笔者对所观察到的“新革命史”之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归纳与提炼, 或许可为治革命史者尤其是初入门者提供一些学术谱系和研究路径的借鉴, 妥当与否, 尚祈方家教正。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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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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