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百安 著 吴万伟 吴越 译
美国哲学系在很关键的方面令学生感到失望，因为没有能讲授深刻、迷人、且相关性越来越强的中国哲学传统。在美国121所拥有博士点的哲学系中，只有11所长期开设中国哲学课程。 有些哲学教授可能会说，学生可以到宗教研究院系或者区域研究院系如东亚语言文学系学习儒家。我会提醒他们，如果院长告诉学生不需要聘请康德专家，因为德语系也可以教康德，不需要聘请政治哲学家，因为政治学系也有人能讲授“那种东西”，哲学教授的抱怨会有多么激烈。哲学家对文本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在讨论中使用的某些方法未必在其他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中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当然有同样宝贵，但绝对不能代替从哲学角度阅读文本。
美国哲学系应该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哲学，它能提供很多价值。想想英语世界中有关中国哲学的若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的介绍。李耶理（Lee H. Yearley）以其《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开始了比较哲学的一场小型革命，该书展示了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概念如何应用于儒家思想研究。 李耶理认为，这两种传统的相似性足以证明将两者进行对比的合理性，但两种传统的差异性则足以让两者相互学习。例如，阿奎那传统和儒家传统都有一套“cardinal virtues”(基本美德)的清单（囊括所有较次要美德的主要美德）；然而，这些清单只有部分重叠。儒家的基本美德是仁、义、礼、智，而阿奎那的自然基本美德则是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思考这些基本美德的不同概念为我们回答幸福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答案。
许多哲学家正在就儒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非常有趣的研究：比较儒家与西方的正义概念，讨论儒家孝道和童年教育观如何为公共政策提供具体的建议， 将西方大哲学家如霍布斯和卢梭与孟子和荀子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 考察基督教与儒家在道德修身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将中国哲学的深刻见解与当代心理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以形成替代传统西方伦理学的强大选择。 有些主流哲学家包括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也思想开放，愿意与儒家思想进行对话。
亚洲哲学也可以为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不可能为真。然而，似乎既真又假的命题多得令人吃惊。有些是日常生活中的句子（比如撒谎者悖论，“这句话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这句话所指的内容就为假；如果是假的，那这句话所指的内容就为真），形式逻辑数学系统还产生了其他悖论（如罗素悖论，“设集合S是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那么问题是：S包含于S是否成立？”，它自身既属于S也不属于S）。亚洲哲学家更愿意接受一些既真又假的命题。因此，有些当代哲学家正在试图综合佛家和道家有关悖论的见解与“paraconsistent logic”(并行相容性逻辑)结合起来为“dialetheism” (双面真理论）辩护。 这并不是亚洲哲学领先西方哲学数千年的唯一专业课题：古代墨家哲学家就认识到，“opaque contexts”(不透明的语境)阻碍了同指术语的可替代性，而这一点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纪才被完全接受。
考虑到这些事实，美国大部分哲学系拒绝讲授中国哲学是一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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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善途径
作为对此状况的回应，斯密斯学院的杰夫·加菲尔德教授（一位受过分析哲学专业训练的哲学家，后来成为研究佛教的专家）和我在2016年5月《纽约时报》“The Stone”(哲人之石)专栏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这里我引用部分内容：
我们询问那些真诚相信完全围绕欧洲和美国哲学家和哲学著作组织学科，并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探索这一议程是理所当然的人。因此，我们建议只提供西方哲学课程的院系应该被重新命名为“欧美哲学系”。这个简单的改变将更加名副其实，不仅让这些院系的研究领域和使命更加清晰，也将向学生和同事传递其真正的思想承诺。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应该抵制这种小小的改变...尤其是那些或直接或间接支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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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相信重新命名哲学系不如实际上扩展哲学课程并确保“哲学系”名副其实那样宝贵...我们希望美国哲学系将来有一天也像我们如今讲授康德一样讲授孔子，哲学学生将最终有同样多的机会像学习《理想国》（Republic）那样学习印度圣典《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波斯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的飞人思想实验将像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的“缸中大脑”思想实验同样著名。古代印度学者佛教僧人月称对自我概念的批判性考察将像研究大卫·休谟的著作一样被认真研究；我们的学生熟悉研究殖民主义的法国作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加纳大学科瓦西·维尔都（Kwazi Wiredu 1931- )、拉科他部落土著人莱姆·迪尔（Lame Deer 1903-1976) 和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亚·卢格尼斯（Maria Lugones）的程度就像熟悉当今哲学经典的哲学同事一样。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诚实地面对现实，给哲学系名副其实的名称吧：欧美哲学系。
这篇评论文章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哲人之石”专栏的前五篇文章平均每篇有277条评论。我们这篇在十二小时后关闭回复之前共收到797条评论，超过三十个网站评论或主持了讨论会。（我的上大学的孩子对我们在Reddit(红迪网)上收到自己的主题帖(thread)。） 这些回复对于本来属于大学课程设置的讨论显出非同寻常的激烈情绪。有人认为哲学中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是明显的进步。华盛顿圣三一大学校长帕特·麦圭尔（Patricia McGuire）表示：
文科的宝贵经典主要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上，即欧洲和英国的文学、艺术、文化和视角。许多老师包括我们华盛顿三一大学的老师在内，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改造课程和课程设置，以便包括来自更大范围的文化和传统的更多声音和贡献。这些变化加强和丰富了整个文科课程，使之变得更加开放，让更加多样化的学生一代更容易接受。让我们面对事实：伦敦有一位穆斯林市长，这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连那些尊重英国的一切的人也需要赶上当今生活中已经确定无疑的多样化现实。学习的经典也应该反映这个现实，包括哲学在内。
然而，许多回应是非常负面的：
当然，以准确反映讲授内容的方式命名哲学系，并讲授全球思想传统，但是，无论是好是坏，都会有一个特定思想学派会引发大火，打破文化界限，并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有人愿意乘座采用非西方数学原理制造的飞机飞行吗？），也为我们最少压制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使得
一个特定思想学派成为其他学派学习的适当基础。
(就个人而言，我只愿意乘坐采用非西方数学原理制造的飞机飞行。毕竟数字零就是印度的发明，我们的词汇“代数”来自阿拉伯，是古埃及人发明了二次方程。)
一个读者甚至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客气。他写到：
请别对我说什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鬼话。非欧洲哲学中有很多历史意义和价值，但是，欧洲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是有原因的。我不相信我们只因为假装所有文化都同样先进的可笑理由就应该牺牲这种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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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论证
我要问那些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的人下面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认为托马斯·霍布斯给出的用自然状态论证政治权威合理性是好的哲学，而墨子在《上同篇》中给出的自然状态论述就不是好哲学？为什么让雅各·卢梭的人性善论证是哲学，孟子的性善论就不是真正的哲学?为什么他认为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公元3世纪初，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怀疑主义论证是好哲学，而庄子的怀疑主义论证就不是好哲学？为什么他认为前苏格拉底希腊人芝诺悖论（Zeno）和巴门尼德悖论（Parmenides） 是哲学，惠施和老子的就不是哲学？他为什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现实政治是哲学，韩非子的现实政治就不是哲学？
为什么他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对话是哲学，却对法藏在“华严一乘教分齐章”中的形而上学对话不屑一顾？他为什么认为亚里斯多德关于无自制力（akrasia）意志薄弱的论证是哲学，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证不是哲学？他为什么认为大卫·休谟的伦理自然主义（ethical naturalism）是哲学，戴震的天理不是哲学？他如何看待牟宗三对康德的批判？他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个人伦理修养理论结合起来有什么哲学观点？他更喜欢大乘佛教中的《维摩诘经》（the Vimalakirti Sutra）中提出的男女平等论述还是由宋明理学李贽的女性平等观？事实是，挑战中国哲学质量不高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中国哲学家或者论证。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基于无知而已。
3. 本质主义论证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二个论证出现在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上，是对加菲尔德和我的文章的回应。凯尔·皮尔内（D. Kyle Peone）认为，因为“哲学” 是源自希腊的词汇，它只是指源自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传统。 类似的论证路线出现在尼古拉斯·坦皮奥发表在《永世》（Aeon）杂志上的文章，宣称“哲学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对那些讲授苏格拉底前哲学家如巴门尼德的人来说，这是坏消息!)换句话说，哲学的本质是某个具体西方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反对非西方哲学存在的本质主义论证之所以失败有若干原因，或许最重要的是：将哲学定义为自希腊开始的自足的对话是最近的观点，有历史偶然性的和有争议的观点。正如彼得·凯普·帕克（Peter K. J. Park）在《非洲、亚洲与哲学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起源于希腊的观点是十八世纪极少数史学家的观点”。 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很认真接受的仅有选择是哲学始于印度，或哲学始于非洲，或印度和非洲都把哲学给了希腊。
而且，当欧洲哲学家在十七世纪第一次了解中国思想后，他们马上就认为这是哲学。《论语》这部记录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言行的儒学经典的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就被受到西方哲学严格训练的耶稣会士翻译的。他们为译文起名为《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饶有兴趣地阅读耶稣会士描述的中国哲学的西方大哲学家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他震惊于二进制算术和《易经》之间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他发明了二进制算术，这成为计算机的数学基础）。《易经》这本中国经典通过一系列间断（阴爻）和不间断的线条（阳爻）形象地展示了宇宙的结构，其本质上就像二进制中0、1两个字符一样。 莱布尼兹还有一句名言，他说：虽然西方因接受了基督教的启示而占有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优于中国，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将伦理学和政治学戒律应用在现有生活与尘世生活方面，我们实在相形见绌了（尽管不愿承认这一点）”
1721年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在哈雷大学所作的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中，呼应了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沃尔夫论证说，孔子显示，拥有一个不以敬神或自然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是可能的。因为他提出了伦理学可以与上帝信仰完全脱离关系，该演讲在保守派基督徒中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鼓动当局撤销了沃尔夫的职务并将他驱逐出境普鲁士。不过，他的演讲使其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英雄，并很快在其他地方获得了崇高威望的职位。1730年，他又发表了第二次公开演讲《论哲学家之王和统治哲学家》（De Rege Philosophante et Philosopho Regnante），他高度评价中国人就国家大事征询孔子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孟子（公元前四世纪）等“哲学家”的观点。
中国哲学在法国也很受重视。法国路易十五朝庭的主要改革家之一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在《中国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a1767年）》中特别赞扬了中国的管理制度和哲学，因而被尊为“欧洲的孔夫子”。 魁奈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圣王舜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不干涉自然过程）中明白了该政策模式。 自由放任经济学与无为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一直持续至今。罗纳德·里根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对“无为”的描述（治大国若烹小鲜），将其解释为反对政府干预商业活动的警告。
所以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哲学始于希腊的观点在欧洲并不认为理所当然，反而是觉得中国哲学就是哲学是理所当然。什么改变了？正如帕克坚定论证的那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将非洲和亚洲排除在哲学经典之外。一方面，伊曼努尔·康德哲学的捍卫者有意重写了哲学史，从而将他的批判唯心主义描绘成所有早期哲学发展的顶峰，这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另一方面，欧洲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白人优越论并将其系统化，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非白人群体产生不了哲学。 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种族主义的这种东方主义因素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兴起相关，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冒险和拿破仑入侵埃及。） 因此，将非欧洲哲学从经典中排除是一种决策，而非人们一直相信的东西，它不仅是个缺乏合理论证基础的决策，而且还涉及到欧洲哲学中亲康德派的派别争夺方面的考虑，以及非科学和在道德上可憎的种族观点。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本人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康德驳斥了一个评论，理由是“这个歹徒从头到脚都完全是黑色的，这就是他言论愚蠢的明证。） 由于康德的种族主义，很难相信他在自然地理学讲座中对儒家思想的判断是基于证据的合理评估而得出：“整个东方都没有发现哲学……他们的老师孔子在著作中只是为君王讲授道德教义，再无其他内容……列举了先皇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概念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康德还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人人都有勒死或溺死孩子的自由，只要觉得负担太重养不起的话。”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大卫·穆加洛（David E. Mungello）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对中国杀婴做法深感恐惧是出于沙文主义的虚伪，他们对欧洲大陆出现的大量婴儿遗弃事件则视而不见。” 许多经典的欧洲神话都反映了这一现实：在罗马神话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是罗马市的奠基人。他们婴儿时期就被遗弃，而后被野兽抚养长大。《格林童话》中“韩塞尔与葛雷特”（Hansel and Gretel）也是被遗弃在树林里的孩子饿死的故事。在英国，遗弃婴儿十分普遍，以至于1872年议会要通过“婴幼儿保护法”对所有婴儿进行登记。在中国，杀婴事件不会被当作随意性的事件：一旦出现这种事情，佛教徒和儒家都会强烈谴责这种做法，并且会为被遗弃的孩子集资创建育婴堂。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康德批评家，但是他与康德一样对中国思想不屑一顾，他指出：
我们看到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即《论语》一书，其中除了一些善良的、有道理的常识性道德教训之外，并无任何特别的东西。那些观点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中都能找到，而且表达得更好些。相比孔子的所有作品，西塞罗关于道德教育的书《论职责》讲得比孔子的所有著作加起来更全面、更完善。孔子只是一个有些实际的世俗智慧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思辨哲学。我们从他的原著中可能得出结论，倘若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对孔子的名声来说反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在其他地方也说过：“在孔子的主要作品中……可以发现正确的道德箴言；但是，其思想中存在累赘、迂回想法和习惯性思维，这使其思想无法摆脱平庸而上升到哲学层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摒弃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恰恰因为存在同样的缺陷“累赘”和“迂回”。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主义论争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声称，“经常听到的说法‘西欧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套套逻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希腊的；……哲学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首先适应希腊世界的，而且只此一家才能展开。” 同样，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2001年访华时，说了这样一句震惊主持人（在中国哲学系任教）的话，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在回应观众明显的震惊时，德里达说 “哲学与特定的历史、语言和古希腊的某些发明有关……这是欧洲形式的东西。” 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言论可能是为避免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纠缠而表现出恭维非西方哲学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的评论就像说完全不受西方腐败影响束缚的“高贵的野蛮人”一样带着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参与高级文化。
可悲的现实是，像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评论都是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一些表现：从埃及到日本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西方的极地对立面：因为“东方人是不理性的，堕落（颓废）的，稚气的，‘与众不同’的；欧洲则是理性的，积极的，成熟的，‘正常的’”。 受东方主义影响的人不需要实践阅读中文（或其他非欧洲）文本或认真对待他们的论证，因为他们提出现成的解释：“虽然有实际的目的，‘东方人’都是柏拉图式的本质，任何东方主义者（或东方统治者）都可会考察、理解和揭示出来。” 这个本质确定了中国、印度、中东或其他非欧洲思想家所说的话从最好处说是古里古怪的，从最坏处说则是愚昧的。
几十年来，我和其他许多人一直在据理力争，试图让非西方哲学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纳入到课程设置之中。我呼吁哲学系的同行以自己的方式做出适度的改变以应对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类似的转变出现在不久前的西方哲学中。当一家主要的欧洲大学开始讲授某个非经典思想家的观点，教师中的主流哲学家反对，他们认为新哲学不是“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那是误入歧途的时髦，可能导致课程质量下降灌水。因为新哲学和很多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格格不入，有些哲学家求助于松弛的相对主义，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两个真理”。这种途径只能令主流哲学家相信新哲学是胡说八道。 但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认为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是通过与世界所有主要哲学进行多元主义对话。
这个哲学天才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阿奎那、 德国天主教多明我会主教和哲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阿奎那的老师）和其他受到鼓励的学生和同事（他们之前只学习柏拉图化的基督教）开始扩展经典的范围，不仅学习异教徒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最近在西欧被重新发现）而且学习犹太人和穆斯林思想家的著作。结果是西方哲学传统的重新焕发活力和不断深化。（臭名昭著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Latin Averroist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的学说---译注）”布拉邦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就是主张“两个真理”的人。有趣的是，西格尔到底是如何死的存在不同的描述， 阿奎那的案例和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是说明西方哲学经典不是也从来不是封闭的系统的众多例子之一。哲学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只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接近真理。
总之，我提议哲学只会变得更加深刻和更加接近真理，在他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多元化的时候。我相信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的创立将为这个目标做出显著的贡献。
作者简介：
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武汉大学哲学院（中国）讲座教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观音堂佛祖庙访问教授（新加坡），瓦萨尔学院哲学教授（美国）。
本文最初发表在吴根友主编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18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