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探求（2008-2012）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与以其为首的西方由此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掘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的历史大阶段。自此以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是如此：

一、一个巨型的民族国家。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急剧增长，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并且寓于一种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中央集权化，因而往往也更高效的国内权力体制和操作机制。

二、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複杂的国内挑战，但现在更为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影响的国度。除了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的追求和作为一大强国对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想望，也因为高扬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三、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习近平掌握了与三位前任领袖相比集中得多的权力。习近平坚信中华民族须有亦可有伟大复兴，就他对中国的大小对手所採取的强硬态势感到自豪，清楚地认识到由此而来的国内民众支持，并且偏好逼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和操作方略，甚至同时站在几条阵线上，可以得见。

四、一个处在对外政策遽变过程中的强国。它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让许多事情有了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从而使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准备不足，增加困惑和误判的可能。

其时，中美两国之间对东亚和东南亚影响力的互相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关，这种竞争关系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Donald J. Trump）于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和有效性一度缩减，而美国在外交和战略阵线上颇有斩获，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取得的成果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外交上不遗馀力，不失机会，争取收益；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及其便利，那不是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是可以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出现的政治和民众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中国快速和持续掘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而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全都繫于宣称的领土主权互相衝突，随着每个争端国国内的大众政治、能源飢渴倾向和战略安全意识的增长而愈益多发和可燃）；该区域内某些政府期望与中国对抗来获得美国和国内选民的回报；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外交举动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民众和政府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显然较小。关于「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两国集团（G2）理念的「中国版本」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一个非传统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即中国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中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儘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必须有两个：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对美关系。

那些年里，中国对东亚和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胜利主义」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首先是持续上涨的国内大众民族主义，透过受规制程度较小的大众传媒有所加强，无可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在国家机器愈益複杂和内在多样化的背景下，不同政府部门缺乏协调的情况有时看来颇为明显，某些西方人士的评论相当有说服力：「军方、重要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诠释中国如何应对国外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呈现弱势的时候。结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以一种不那麽协调、不那麽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出」{1}。这甚至间或发生在大致由最高层高度掌管的对美政策领域方面，致使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在2010和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权力分散的执政党支配，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党内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既得利益者有更大影响力，对高层较少尊重」{2}。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政治及战略技能极其关键，即使存在国内大众民族主义、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複杂挑战这些影响力日增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身上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几年里在中国家门口赢得了一轮外交竞争。

二　「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得益与代价（2013-2016）

自从习近平执掌中国领导权以来，有一个愈来愈可以确定的倾向，那就是他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无论是「软」是「硬」的权势上，都具有愈益增长、愈益清楚的宏大抱负；而从中长期说，这抱负无疑会影响乃至削弱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天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战略军力建设的加速突进，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对美国强势而广泛的战略、军事上的竞争和对立，在钓鱼台对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张扬和强硬姿态以及相伴的密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评估「战略军事」的双重效应，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有关行动显著地加强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同时其大为增强的军事实力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强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及外交环境的複杂性，以及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军事衝突风险，并且作为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这些行动为主干的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下去，将有「战略透支」日增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该风险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而顽固地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增加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中国在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衝撞协议，就更需如此转型。

2013年以来，无论是习近平反覆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中国大力提倡并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在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还是正在大力推动或谋求开启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 Economic Corridor），全都可被认为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有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总之，中国政府将其对外战略的着重点「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儘管如前所述，以「战略军事」为主、历时近两年的基本方略实施有其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后果看来并未令中国胆怯。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存在不断增进的複杂性，「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向依然重要，可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複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的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中国武装力量主要在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在加速进行。与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中美在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太空。这方面一项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损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上一个重要衝突。美韩两国政府宣布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国对韩态度和对韩关系急剧逆转，这就表明习近平在「战略军事」方面的决心不可动摇，儘管大约一年前中韩关系曾被欢呼为空前的蜜月状态。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大规模填海扩岛，并且在岛上构筑军事设施。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和地位，也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造成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促使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之间的安全合作网络。自此，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十二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国对峙。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PCA）发布关于菲律宾南海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海；「九段线」内的其馀海域皆为中国的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3}。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态势显赫的战斗性巡航。不仅如此，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PCA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4}。

在东海，「战略军事」甚或变得比先前更突出。2016年6月初，很可能是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愈益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包括美军以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在南海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伴随着中国空军军机几度飞临很接近钓鱼岛上空的空域——中国首次就该岛採取的此项军事行动，被日本政府认为实属罕见{5}。这项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从事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通过中国引发各国的「两线作战」。此后，很可能是为了同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东海对积极干预南海问题和表态支持PCA裁决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压力。

从PCA发布裁决到10月21日美国导弹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为止，美国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没有进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动」；加上中国从9月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幕前夕以来，在南海未有新的重大扩岛行动和部署军事装备措施，而且还积极从事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的行动，因此南海局势自2016年秋季后有明显的缓解；但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中国四十馀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以及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警戒中国军机的次数在几个月内急剧增长{6}。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和军事协作大有进展。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激烈对抗——的地缘政治结果，促成俄罗斯加速对华输出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宣告中俄两国实际上受到美国的威胁甚或倾覆，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有违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7}。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其时南海是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对峙最为明显的地区。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合作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一度达到或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对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变成了一种複合性的複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看起来更像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在上述「战略军事」的重大方向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漠视的相互抵触，它们是中国在对外政策的内在平衡方面必不可免地要努力应对的挑战。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议之中。遥望未来，若没有重大的缓解或扭转，那麽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可能将会直接发生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首先会出现在海洋上。

中国在大约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开闢或固化了那麽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决定胜负的。因此，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那麽中国将长久地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尤其是根据如下两条基本轨迹，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第一，中国经济在数年里缓慢而顽固地持续下行，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减少，金融风险则显著腾升，而且这些情势缺乏在较短时期内幡然改观的可见前景；第二，除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福利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上实属必需和不能再省的花费之外，用于军力增进、海外扩展和国际介入的支出大为增长，而从中取得可观经济收益的把握颇小。做个比拟，中国的存款愈益减少，而支出却在急剧增加，因此根本的透支风险在显著增大。

三　特朗普上台前后中国的战略调整（2016-2017）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后约三年半，即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开幕为止，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主要以种种强硬行动的张扬和扩展为特徵；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它们给中国本身带来了利弊相兼、得失相伴的双重效果。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已然改变或正在改变的种种形势，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国内的主要形势有：经济增长呈缓慢而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加剧，以及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这些形势要素使一种非常奋进的战略态势潜在的可持续性问题突出起来。可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衝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因应美国战略力量之技术更新、日本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强而出现的「回火」（backfire）效应。不仅如此，随着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出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对华态度大幅改善，从而「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多少变得温和化{8}。

可以认为，以上种种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造成了温和化的影响。重要的是，大约在杭州G20峰会开幕前夕，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态势开始「软化」，这是自两年前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安全协议以来所未见。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地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特别是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中国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援助{9}。九个月后，连一名曾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一直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採取了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似乎不再搞军事挑衅。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即黄岩岛〕的传统捕鱼区，该水域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十二个月未见中国与各沿岸国的任何衝突，而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10}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被视为转捩点，因为这令中国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和恐惧，主要是由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数度发出空前强烈的威胁性言辞造成。如果他把这些言辞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会破坏中美经贸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经过密集和深入的调查后迅速披露，那出自特朗普外交和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并得到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通话——是特朗普的顾问针对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在几个月内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着力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11}。更有甚者，特朗普随即公然声称：「我不懂为甚麽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12}。他明确示意要将美国这项自1979年以来的传统政策当作可以捨弃的讨价还价筹码，迫使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作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特朗普非常反华，鼓吹冒险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或曰玩世不恭）。

这样的忧惧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採取极其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个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现出毫无疑问的坚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甚麽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3}此外，中国政府採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决定是否做反应、在甚麽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并且从不公开对他进行官方的指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和开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联繫。总之，耐心、审慎、只针对最核心威胁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繫，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一种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

这个战略很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近十年间较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2017年2月初，特朗普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态度，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必然大为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14}。不过，在初步心理认知上，「搞定」大概是双向或「互惠」的：习近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空前的合作。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久后特朗普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4月初中美首脑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中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公开盛讚习近平是强而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那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15}。

四　中国战略态势的全面温和化（2017）

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介入全球（外交、战略）事务的意愿和态势双双收缩的背景下，实力已大幅腾升的中国展示出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为此近乎全面地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温和化态势。从战略上说，这种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视作延宕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16}，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朝鲜加速研发核导弹的态度变得空前严厉，在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麽多惩罚，是先前的中国领导人从未愿意或敢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述中国在南海行为的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快与东盟协商「南海行为准则」，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强中国的外交影响力。还有，在海湖庄园中美会晤以后的几个月里，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像往常那样公开强调中俄战略及军事合作，即使在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于2016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时亦是如此；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敍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投票意向有异（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17}。

也大致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已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18}。可以认为，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外交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最高级别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很有可能实现。

在2017年10月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得到加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中国对外政策而言，这可能意义重大。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曾因为南海问题而急剧跌落到邓小平和李光耀时期后的最低点{19}，但从2017年9月起由于新加坡政府实质性地收敛了与台湾的军事交往，在南海局势有所缓解的形势下，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此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两国关系因而渐见改善。不仅如此，同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複杂的谈判，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结束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据信，中国还后撤了在那里建造战略公路的推土机，建造该路在先前引发印军越境盘踞{20}。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严重紧张的局面也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将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与中韩关系中广大和多样的其馀方面「脱鈎」，实际上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外交政策{21}。中国，一个被普遍视作正在冒起的超级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倾向而取得历史性机遇；它愿意对周边较弱势国家做出实质上单方面的重要让步，这本身就令人真正地「心头一亮」。

然而，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是在朝鲜问题上。这问题由于三大事态而变得紧迫和危险：第一，朝鲜异常频繁地从事中远程导弹试验和热核子试验，技术上几乎节节跃进，爆炸当量腾升；第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及其东北亚盟国，接连以空前力度对朝鲜发出军事打击威胁，虽然韩国政府自文在寅总统在2017年12月中旬访华后有明显的收敛；第三，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接连通过愈来愈广泛和严厉的对朝经济制裁决议，特别是2017年9月11日和12月22日分别通过的两项最新制裁决议。

与此同时，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近乎十五年的困境加剧到异常严重的程度，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关系受到严重威胁或实际损害。一贯坚持并努力谋求朝鲜半岛稳定和平的中国为何连连受挫？坦率地说，中国旨在争取和平稳定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对朝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份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和严厉的对朝经济制裁，而这倒转过来正促使朝鲜愈益对华反感。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大违中国所愿，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持续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参与对朝经济制裁。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2017年10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被部分抵消，由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引发中国延续一年多的事实上的对韩制裁。

五　结语

中共十九大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后，考虑到五年以来国际情况的转变，中国对外政策方向较长期地说将以三个「更为大力」为特徵：第一，更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包括选择在某些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角色；第二，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大陆甚或更多区域的经济和外交优势，与此相连的是选择在某些地区或要点上促成战略存在或影响；第三，更为大力地争取确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的战略及军事优势。

放眼全球，比较中外，可谓中国大治，美国、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区大乱，世界秩序变动不定，世界形势除上述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朔迷离。因此，长期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品质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提升，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最重要的积极条件。然而，谋远求近，不尽可能恰当地应对当前的重大紧急状态，就谈不上能争取美好的未来。很明显，这样的紧急状态当前唯有朝鲜问题，因而至关重要的是眼观全局和化繁为简，以便概览和透视这个问题的基本形势，并且相应地调整战略和政策。

注释

1.John Pomfret, “Dispute with Japan Highlights China’s Foreign Policy Power Struggle”, The Washington Post, 24 September 2010.

2.David E. Sanger and Michael Wines, “China Leader’s Limits Come into Focus as U.S. Visit Nears”, The New York Times, 16 January 20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16-07/12/c_1119207706.htm。

4.〈吴胜利强调南海事关执政基础　境外媒体：中国妥协无可能〉（2016年7月21日），参考消息网，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721/1239441.shtml。

5.Ayako Mie, “First Chinese Warship to Skirt Senkakus Triggers Protest from Tokyo”, The Japan Times, 9 June 2016.

6.初晓慧：〈日媒：日战机全年度紧急升空或超千次　七成针对中国〉（2017年1月21日），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1/9995715.html。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2016年6月26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6/c_1119111895.htm。

8.参见一项较早的正确预料：Jane Perlez, “Prospect of Philipine Thaw Slows China’s Plan in South China Sea”, The New York Times, 24 September 2016。

9.Tom Philips, “Has Duterte Really Ditched the US for Beijing’s Embrace?”, The Guardian, 21 October 2016.

10.Benoit Hardy-Chartrand, “One Year after the South China Sea Ruling, a Deceiving Calm”, The Japan Times, 16 July 2017.

11.Anne Gearan, Philip Rucker, and Simon Denyer, “Trump’s Taiwan Phone was Long Planned, Say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The Washington Post, 4 December 2016.

12.Jane Perlez, “If Donald Trump Pushes on Taiwan, How China Could Push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2016.

13.这是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政府唯一公开的对特朗普的威胁，属于极为乾脆和最有份量的拒斥。参见〈外交部发言人：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谈判的〉（2017年1月16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6/c_129449198.htm。

14.Jane Perlez, “Trump, Changing Course on Taiwan, Gives China a Upper Hand”, The New York Times, 9 February 2017.

15.“Trump, Xi Eye on Mar-a-Largo Summit”, Daily Mail, 17 March 2017.

16.「往往，即使胜利也有个顶点……因此，所有战役规划的自然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点，即进攻转变为防御的转捩点。如果要超过这个点，这就不仅是一种无用的努力，不可能胜上加胜。它事实上还将是一种有害的努力，将导致反作用……正确地估算这个点至关重要。否则，一个进攻者可能所取多过他所能管控的，犹如负债似的。……大多数将领所以会宁愿远未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止步不前，而不冒险靠它太近，原因就在于此；那些有大勇气和大干劲的人所以往往会做得过头，原因也在于此。只有能够以有限手段取得伟大结果的人，才真正赢得了成功。」参见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时殷弘译：《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817、824、827、828。

17.〈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5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14/c64094-29274031.html；〈安理会有关敍利亚化武决议草案遭否决〉（2017年4月13日），大风号，http://wemedia.ifeng.com/12582136/wemedia.shtml。

18.〈习近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2017年5月16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6/c_1120980107.htm；〈杨洁篪说日本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联合早报》，2017年5月30日。

19.更有甚者，新加坡总理在2016年8月初访美期间公开宣称，PCA关于菲律宾南海诉案的裁决「强而有力」，应得到有关各国接受。参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美期间表示海牙仲裁法庭裁决强而有力〉，《联合早报》，2016年8月6日。

20.Simon Denyer and Annie Gowen, “Who Blinked in the China-India Military Standoff?”, The Washington Post, 30 August 2017.

21.Jane Perlez, “China Blinks on South Korea, Making Nice after a Year of Hostil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1 Novembe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