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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中国的战略探求与转变中的美国和世界

更新时间:2019-01-10 01:11:26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被日本政府认为实属罕见{5}。这项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从事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通过中国引发各国的「两线作战」。此后,很可能是为了同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东海对积极干预南海问题和表态支持PCA裁决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压力。

  

   从PCA发布裁决到10月21日美国导弹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为止,美国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没有进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动」;加上中国从9月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幕前夕以来,在南海未有新的重大扩岛行动和部署军事装备措施,而且还积极从事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的行动,因此南海局势自2016年秋季后有明显的缓解;但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中国四十馀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以及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警戒中国军机的次数在几个月内急剧增长{6}。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和军事协作大有进展。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激烈对抗——的地缘政治结果,促成俄罗斯加速对华输出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宣告中俄两国实际上受到美国的威胁甚或倾覆,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有违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7}。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其时南海是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对峙最为明显的地区。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合作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一度达到或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对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变成了一种複合性的複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看起来更像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在上述「战略军事」的重大方向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漠视的相互抵触,它们是中国在对外政策的内在平衡方面必不可免地要努力应对的挑战。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议之中。遥望未来,若没有重大的缓解或扭转,那麽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可能将会直接发生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首先会出现在海洋上。

  

   中国在大约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开闢或固化了那麽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决定胜负的。因此,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那麽中国将长久地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尤其是根据如下两条基本轨迹,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第一,中国经济在数年里缓慢而顽固地持续下行,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减少,金融风险则显著腾升,而且这些情势缺乏在较短时期内幡然改观的可见前景;第二,除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福利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上实属必需和不能再省的花费之外,用于军力增进、海外扩展和国际介入的支出大为增长,而从中取得可观经济收益的把握颇小。做个比拟,中国的存款愈益减少,而支出却在急剧增加,因此根本的透支风险在显著增大。

  

三 特朗普上台前后中国的战略调整(2016-2017)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后约三年半,即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开幕为止,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主要以种种强硬行动的张扬和扩展为特徵;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它们给中国本身带来了利弊相兼、得失相伴的双重效果。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已然改变或正在改变的种种形势,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国内的主要形势有:经济增长呈缓慢而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加剧,以及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这些形势要素使一种非常奋进的战略态势潜在的可持续性问题突出起来。可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衝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因应美国战略力量之技术更新、日本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强而出现的「回火」(backfire)效应。不仅如此,随着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出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对华态度大幅改善,从而「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多少变得温和化{8}。

  

   可以认为,以上种种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造成了温和化的影响。重要的是,大约在杭州G20峰会开幕前夕,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态势开始「软化」,这是自两年前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安全协议以来所未见。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地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特别是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中国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援助{9}。九个月后,连一名曾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一直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採取了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似乎不再搞军事挑衅。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即黄岩岛〕的传统捕鱼区,该水域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十二个月未见中国与各沿岸国的任何衝突,而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10}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被视为转捩点,因为这令中国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和恐惧,主要是由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数度发出空前强烈的威胁性言辞造成。如果他把这些言辞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会破坏中美经贸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经过密集和深入的调查后迅速披露,那出自特朗普外交和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并得到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通话——是特朗普的顾问针对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在几个月内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着力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11}。更有甚者,特朗普随即公然声称:「我不懂为甚麽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12}。他明确示意要将美国这项自1979年以来的传统政策当作可以捨弃的讨价还价筹码,迫使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作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特朗普非常反华,鼓吹冒险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或曰玩世不恭)。

  

   这样的忧惧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採取极其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个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现出毫无疑问的坚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甚麽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3}此外,中国政府採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决定是否做反应、在甚麽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并且从不公开对他进行官方的指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和开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联繫。总之,耐心、审慎、只针对最核心威胁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繫,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一种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

  

   这个战略很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近十年间较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2017年2月初,特朗普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态度,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必然大为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14}。不过,在初步心理认知上,「搞定」大概是双向或「互惠」的:习近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空前的合作。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久后特朗普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4月初中美首脑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中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公开盛讚习近平是强而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那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15}。

  

四 中国战略态势的全面温和化(2017)

  

   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介入全球(外交、战略)事务的意愿和态势双双收缩的背景下,实力已大幅腾升的中国展示出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为此近乎全面地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温和化态势。从战略上说,这种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视作延宕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16},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朝鲜加速研发核导弹的态度变得空前严厉,在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麽多惩罚,是先前的中国领导人从未愿意或敢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述中国在南海行为的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快与东盟协商「南海行为准则」,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强中国的外交影响力。还有,在海湖庄园中美会晤以后的几个月里,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像往常那样公开强调中俄战略及军事合作,即使在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于2016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时亦是如此;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敍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投票意向有异(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17}。

  

也大致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已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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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8年4月号(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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