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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一)

更新时间:2019-01-08 15:49:58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26

   福山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然而,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了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27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8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如果说,开始时,对“民主转型”的失望仍局限于学界讨论的话,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29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份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30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前文已反复提到,“代议民主”偷换了“民主”的概念:“民主”原指“民治”(by the people);“代议民主”不是民治,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行使治权(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people)。换句话说,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 31无独有偶,同一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拉尼·吉尼尔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3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三十五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五个国家中,三个实行强制投票;在三十五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三十一位,低于60%。33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以美国为例,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上在40%左右波动;34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投票率一般都在25%以下。35别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36由于当选者得票往往是刚刚超过投票者的半数、甚至低于半数,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更麻烦的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投票率都呈下降趋势,即参与选举投票的人越来越少。37

   很明显,只要不是所有合资格选民都参加投票,选举参与就是不平等的;投票率低的国家,选举参与不平等程度就高;投票率越低,选举参与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不平等对谁有利呢?一般而言,不管在哪个国家,占有越多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高;占有越少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低;因此,社会资源分布不均会直接反映到投票参与度上去。在代议民主制下,参选人士最关心的是有可能投票的那些群体手中的选票。为了赢得选举或赢得再次当选,他们会推动对哪个群体有利的政策?答案可想而知。38

   对此,见多识广的雅克·巴尔赞(1907-2012)在其93岁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一书中这样评说:“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渐行渐远。首先,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机构。政治成了贬义词,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39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40 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41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的;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

   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42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43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44

   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45 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46

   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47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48 “不平等的民主”; 49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50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51

   其实,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  著作等身的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刚刚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民主:一部生命史》;  他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对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52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53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关于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54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

   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以前,不少政治学家一厢情愿地以为,代议民主制一经确立,便不再会垮台。对此,该项目主持人用两篇论文的标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危险”,另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迹象”。55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欲、更可行的方式?  56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如“人人拥有财产的民主” 、“参与民主”、57 “激进民主”、  58“商议民主”、 59 “直接民主”、  60“经济民主”、 61 “民主(数码民主)”  62“包容民主”63等。  正是在对代议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64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三)。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被发现(1879年、1890年)与出版(1891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5

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  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  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神奇的是,至少有三份出版物都用同一个词形容票选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幕后人、操纵者(wire-pullers);而抽签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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