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古代儒士的身价似乎也水涨船高、奇货可居了。人们都喜欢拿“儒”做有文化、有涵养、有境界的标签，往自己的身上贴。于是，医生大夫中，凡医术高明且宅心仁厚者，被尊称为“儒医”；行商坐贾中，凡致富有道且老幼无欺者，被恭誉为“儒商”；从戎统军的，凡能征惯战且知书达理者，被敬推为“儒将”……总之，不论是干哪一行活，吃哪一碗饭，只要是与“儒”字沾上了边，立马就变得儒雅风流，气象万千了。
不过，“儒”固真是这么高尚、如此神圣吗？其实并不见得。至少在先秦的大部分时间里，“儒”仅仅是普通的文化人而已。章太炎、胡适之等学者对此都有详尽的考证。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尚武”精神的氛围下，“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这样一来，儒，作为一个群体，只能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因此，其并不被主流社会所看好乃是合乎逻辑的，换言之，在当时相当多的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他们是一群文弱窝囊的迂夫子，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反之，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浪口村随笔·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
因此，《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弃衣冠楚楚“盛饰”、扭眤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取“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连同样身为武士贵族阶层的公子黑尚且不入法眼，那么若是文绉绉的“儒”者去求婚，恐怕是连门也进不去的。“儒”在中国古典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其地位就是这么尴尬和无奈。
其实，按我本人所了解的一知半解文字学知识来观察，在古代世界中的“儒”，也似乎不是什么优秀的一群。古文字学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即宋代人王子韶（字圣美）在其《字解》中所提出的“右文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中曾有引录：“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在古文字学研究者看来，所谓“右文说”，乃是指形声字的声符在表声的同时还表意。它也是日后清代大朴学家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创立的“形声多兼会意”这一条例的滥觞。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陆宗达对此曾有详尽的阐述，因为它太重要和精辟了，兹转引如次：
《荀子·正名篇》：“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是事物所具有的形态；所是处所，就是事物是以怎样的一种东西存在于世界，也就相当于现代所谓“实质”。所谓“同状而异所”，是形态相同而实质不同。例如《说文·艸部》：“茎，枝柱。”意思茎是植物花叶果实的枝柱。又《页部》：“颈，头茎也。”则头部的枝柱叫颈。又《牛部》：“牼，牛膝下骨也。”《肉部》：“胫，胻也。”则动物或人的身体的枝柱叫牼、胫。这些事物同样具有向上挺立的形态和起着枝柱的作用，这就是同状。同时，这些事物又不是一种东西，或为草木，或为脖项，或为肢体，其实质并不相同，这就是异所。(见陆氏著《说文解字通论》P.39，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按古文字家和训诂学家的理解，这种文字训诂学上的“同状的引申”乃是相当普遍的。在两种事物本质不同，形状、性质、用途、特征相似，是可以引申的，即可以同词或同根。就“同态”言，劈柴叫“斯”，也作“廝”或“厮”；声音散裂叫“嘶”，流冰叫“凘”，东西扯裂叫“撕”。这些词都同根，以“斯”为根，都是由于它们破裂的状态一致而引申的。（参见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从文字学的内在规律讲，这也属于形声造字，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是普遍，因此，同声符的同源字便纷纷出现。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者看来，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类同源字，所谓的“右文说”的产生乃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于“右文说”的评价，学者们的意见有明显的分歧。我个人认为，陆宗达、王宁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平允的：“用同源字的原理来解释‘右文说’，可以看出其中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右文说’也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不加分析地把声符带义现象说成‘凡’、‘皆’，以为这是形声造字的普遍规划，这就将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简单地等同起来，于理论于实际都是不符合的。”(《训诂与训诂学》，p373)
尽管“右文说”在释读文字上存在着不尽科学的问题，但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考察“儒”的本义，能知道“儒”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就同声符的同源字构成规律而言，音同或音近的字有可能选择同一声符来标音而采用形声造字，如辒、愠、蕴、醖，都取“昷”做声符。而“右文说”更进一步，认为其声符的“义”也一致或相近。
这样，“儒”字若作分析，则人旁为类别，“需”为其义，同时亦为声符。“需”之义蕴，古籍中有柔弱、沾滞的意思，《考工记》言：“革，欲其荼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则需。”又，同书：“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木需。”这里两处，“需”均与“坚”对举，很显然，“需”为“坚”的反义词，是“坚强”的对应面“柔软”。后来又引申为迟缓濡滞、犹犹豫豫、拖泥带水、怯懦无力的意思。《周易·杂卦传》有云：“需，不进也。”而《左传·哀公六年》则云：“需，事之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亦称：“需，事之贼也。”这里的“需”，就是软弱无决断，耽误、犹豫导致严重的恶果。故杜预“注”云：“需，疑也。”孔颖达“疏”亦引“正义”云：“需是懦弱之意。”
考察汉字中绝大多数以“需”作“声符”的字汇，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上都有着柔弱、弱小、软弱、差劣的含义。如“懦”，即胆怯、怯懦，没有担当的勇气。“孺”，小孩子，象征着需要被保护，“俯首甘为孺子牛”；有时也意味着懵然无知，所谓“孺子可教”。“糯”，一种粘软沾牙的稻米。“濡”，水细小湿染之貌。“嚅”，嚅嗫，声音细微，精神萎靡不振之状。“蠕”，软小虫子的蠕动。“瓀”，质地不坚、质量居次的玉。“壖”，贫瘠下等的田地。“襦”，贴身的内衣，也称亵衣，有私密不可示人的意思。
以此类推，那么用“儒”来冠名人群中的某一类，很显然，也不是什么嘉名，而是特指一群柔弱无力、不堪担当大事的文化人。应该说，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儒”的定性是非常恰当与准确的：“儒，柔也。”这里所指称的“柔”，即因这群人乃是与“需”这个声符与义项沾了边的，属于天生的柔弱和没有能耐。
关于“儒”的起源与属性，学者已多有讨论，并不乏真知灼见。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原儒》中指出：“儒”有广狭不同的含义：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伎，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又云：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再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章太炎先生进而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重要概念：“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也。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
沿着太炎先生的足迹，多位学者都将“儒”的含义做了历史的动态性的甄别。如钱穆先生在《古史辨》第4册《序》中即指出“儒”之名并不始于孔门：“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非学者自锡之嘉名。”
当然，称“儒”的本义为“术士”和一般文化人，亦并非太炎、钱穆诸先生的发明。古代学者早有这方面的提示：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上”即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颜师古《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注”亦云：“凡有道术皆为儒。”俞樾《群经平议》“卷十二”则称：“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儒”可区分为广义之“儒”和狭义之“儒”，乃是古今学者的普遍共识。
而胡适先生对这类广义的“儒”的阐释，则集中到殷周文化传承的历史背景中来展开，其《说儒》称云：“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务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他的结论是：“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
虽说有一些学者，如郭沫若等并不赞同胡适的观点(郭氏有专文《驳‘说儒’》对胡适的观点痛加驳斥)，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认同胡适先生的论断的。如果胡先生的看法可以成立，那么，柔弱懦怯为“儒”的特征，也恰好合乎了“儒”的文字学构造的本义。
应该说，汉代人对“儒”的广义与狭义的区隔，还是基本了解的。许慎他是东汉时代的学者，此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儒学早已成为正统的统治指导思想。按说许慎在解释“儒”时，当称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儒家”的定义，然而，许慎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迳谓“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其原因无他，当是许慎虽系纯正虔诚的儒者人物，可毕竟是杰出的古文经学家，在治学上所禀承的是“实事求是，穷本溯源”的基本原则，从而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而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准确地描述“儒”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情况，在两汉时代并不是孤立的，像《汉书·贾山传》指称秦代暴政表现之一，乃为“燔《诗》《书》，坑术士”，这里，所谓“坑术士”，指的就是坑杀广义意义上的“儒”，又，《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载：“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云云。可见贾山、司马相如等人也是完全了解“儒”有广义之“儒”与狭义之“儒”的区别的。
知道了“儒”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对于我们重新释读古典，复原历史的真相，无疑是十分有裨益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正确梳理古代学术传承的关系，走出后世儒者所设置的学术师承关系上的“误区”。
例如，墨家创始人墨翟与孔子及其儒家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称道墨翟原为孔门的追随者，后才因为理念不合而从儒家营垒中反叛出来，创立墨学，另起炉灶，别树一帜：“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其实，这完全是以狭义的“儒”的概念去框定“儒”“墨”关系而造成的误读。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就狭义的“儒”而言，墨家与儒家并无所谓的师承关系，儒家是儒家，墨家是墨家，墨子并没有曾做儒门弟子的经历，当然也谈不上有背叛师门，另立山头的行径了。但就广义的“儒”而言，墨家和儒家倒确实同出一源，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博学多能的“术士”，他们共同以“六艺”为学习的对象，以传承先圣的文化为职责。这一点，在《淮南子》中一样有具体的提示，只是人们平时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而已：“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淮南子·主术训》）很显然，“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正是儒家和墨家作为广义的“儒”所共有的价值取向与治学特征。
明乎此，我们才能够真正阐释有关文献中诸如“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夫子庄子必儒服而见王”（《庄子·说剑》）的本义，对其所提及的“君子儒”“小人儒”“鄙儒”“儒服”予以合情合理的回答，而不至于望文生义，郢书燕说。
同样，了解了“儒”的本义，我们也可以对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之公案得出更为公允的认识。一直以来，“焚书坑儒”事件是秦始皇暴政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秦始皇本人也因摧残文化、屠戮儒生而背负着千秋骂名。然而，我们读史籍时亦不免会产生一些困惑：为何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后裔孔鲋在这场浩劫中能够安然无恙，日后当陈胜、吴广起事时可以与鲁地儒生一道抱孔氏宗族之礼器归附义师？“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史记·儒林列传》）
又为什么叔孙通能以儒者身份充当秦廷的待诏博士，并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全身而退？史籍曾明确记载：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后来又因为能巧言令色，所提之建议投机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而获得实授的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视天下弗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明白了“儒”有广义与狭义之畛域，则可知当年秦始皇所坑杀的“儒”，并不是那些正儿八经的儒家读书人，而是那些到处煽风点火、妖言惑众、装神弄鬼的“术士”，打击的是“邪教”类型的社会渣滓。司马迁是知道秦始皇血腥镇压的矛头之所向的，因此，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坑“术士”，而并非坑“儒生”。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事实，乃是其采纳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逻辑选择；但是“坑儒”的情况则比较复杂，需要加以认真的辨析。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历史上的无数经验已证明，一个王朝的覆灭，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很多情况之下，暴政并不一定会导致王朝统治的崩溃。以秦朝为例，它的灭亡的首要原因，当是其施政上战略重心的过早转移，即轻忽了东西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以为收缴了山东六国兵器铸成铜人之后，内部的反叛势力已不足忧虑，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以致松懈了对山东六国潜伏敌对势力的警惕，将“攘外必先安内”的训律置于脑后，把战略重心提前转变为“攘外”，又是派遣蒙恬等人率兵40万北上抗御匈奴，又是驱动将军屠雎发兵50万修筑灵渠，开发岭南，结果导致核心区域的防御空虚，违背了“居重驭轻”的根本战略原则，埋下了土崩瓦解的隐患。
一旦陈胜、吴广在腹心地区“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则无兵可派，大局糜费，只好让少府章邯临时纠集那些修筑骊山陵墓的刑徒仓促成军。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要打上大大的折扣，与陈胜、吴广麾下的乌合之众较量，尚有胜算，可一旦遇上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项梁、项羽叔侄子弟兵，则不免失败的命运了。至于从北方前线仓促回防的正规精锐之师，也会因长途奔波而人困马乏、锐气顿挫，而未能发挥出正常的战力，巨鹿之战的结局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胜利者当中书写历史的，又是那些操控着笔杆子的儒家士人。他们对秦王朝不重视儒学、不重用儒生早已心怀不满------这也基本上是事实，所以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之时，就很自然地将秦王朝覆灭的原因简单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义不施”，就包括了所谓的“焚书坑儒”。如此一来，“焚书坑儒”事件便成为了秦始皇和整个秦王朝暴政的最大象征，而“坑儒”的真相亦不能不长期为历史的风尘所湮灭或所曲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