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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再谈思想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更新时间:2019-01-05 20:08:47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今天所谈的话题跟中国思想史有关。

   我想了很久,觉得这次的内容,应该把思想史研究的过去、我们现在对思想史的思考,以及当下我们学术界的思想史研究状况融入进去。也就是说,既想把我们研究的古代思想史和对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些想法结合起来,又想把学院的思想史研究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一些观察结合起来。所以,我选择的题目是“为何思想史在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重要”。这几年,我每年都去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教授有一个规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公开演讲,二〇一〇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公开演讲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那么,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思想史的重要性呢?

  

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现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我的朋友黄进兴院士,现在担任台湾“史语所”所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传给我,谈到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保罗·康克林(Paul K. 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在文章的最后他又用了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也许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状况。中国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近几十年更热。作为五四一代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胡适,最初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史》,但后来他坚持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而且也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写了《美的历程》,这本书其实并不只是谈艺术的,而是讲思想文化的,所以,冯友兰先生曾经称赞“这是一部文化史”。李泽厚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写过三本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著作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他在里面提了很多对后来有影响的说法,比如什么是“孔颜乐处”、什么是文化心理积淀等,这些都是思想史领域里的话题。后来,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多新话题的著作,也都与思想史有关,比如余英时先生有关“士”或者“知识人”的思想史著作,比如我自己写的《中国思想史》。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这本书出版了十几年,现在仍然在不断地再版,印数累计已经到了七八万册,这样的现象是很超乎寻常的。在当代中国,连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不少也转向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已经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并不是因为我做思想史研究,就在这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很热。其实,只要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的人都知道,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对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了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样多的关注?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始终处在很核心位置的历史、思想和政治。

   首先是“历史”。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什么事情都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要有个“历史结论”。昨天我看《华盛顿邮报》的网络版,说中国某学者要讨论当代国际关系,拉上了儒家,特别是荀子,要从荀子那里找讨论国际关系的灵感和资源。当然,历史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要,比如我们看到很多波及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都集中在历史教科书上。例如日本、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前几年俄罗斯不断重修的历史教科书等等。

   其次是“思想”。思想也很重要,过去中国人爱讲“本末”“道术”“道器”,如果不讲“道”,不讲“体”,一切都不算数,都是枝梢末节。我一直觉得,现在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像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所以这是“道”,中国人讲“道”是最根本的,虽然现在也像庄子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可是,中国人还是要寻找根本的“道”。“道”是什么?就是思想。思想是管一切的硬道理。胡适在六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林毓生教授曾经说过一个现象,“中国习惯于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比如刚才说的,晚清在面对西潮的时候,最开始学技术,就是坚船利炮,认为我们只要师洋人之长技就可以制洋人;可是后来这样行不通,就引进制度,成立了总理衙门来处理外交及法律事务,再后来又废除科举,结果还是不行;最后就上升为“道”和“体”,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能进“文苑传”,被历史铭记,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就算入了“文苑传”,也只是个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取。所以,更进一步最好能进“史林”,能被承认是个史家,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比较了不起;可就算入了“史林传”,也大不了是个写历史的,司马迁就说自己是被“俳优视之”。所以,理想的是入“儒林传”,成为一个儒者,能够“致君尧舜上”;可是,进入了“儒林传”也还是不够的,最顶级的是能入“道学传”。“道学传”里面的人都是讲“道理”的,就像宋代赵普讲的,“道理最大”。

   “政治”也特别重要。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上的“国是”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不过,政治不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说“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某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从而改变政治。正像梁启超《新民说》所说的,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政治、历史和现在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仍然是林毓生教授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而且,大家都明白,中国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当“政治”不能被直接谈论时,就剩下两个词“历史”和“思想”,而历史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就是思想史。那被遮蔽而不能讨论的“政治”怎么办呢?于是,思想史就通过思想和历史曲里拐弯地讨论着政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们能非常清楚地体会到思想史讨论背后往往有它的当代关怀。所有的学术研究,我以为只有当它与政治,也就是学者对当下的关怀,有联系时,它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海外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和欧洲、美国、日本同行一起讨论的时候,经常可以发现这种不同。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我和日本思想史学会的几个著名学者讨论了五个小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思想史在中国能这么火,思想史著作能卖到几万本。而日本的思想史著作在日本如果能卖到三千本就了不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思想史学会的会长,他反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以我的猜测,日本思想史研究在日本,和公众的当下关怀及政治问题有点儿脱节,因此成为纯粹专业性的学院研究,这样就很难激起社会反响,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所以,我特别要提醒的是,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知识分子、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批判资源、认同基础和价值观念。所以,历史学在人文学科里面一直很重要,也很敏感。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剧烈,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还在变局之中。以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翻地覆,“道”就得“变”了。“道”就是思想,思想应当向什么地方变?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想知道和讨论的。所谓五四时代“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借助历史批判现实的传统”,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学术”不仅仅是“专业”的或“知识”的领域,常常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和政治表达,“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很重要,它的兴起和兴盛,就需要在这一传统和背景下观察。

  

思想史为何在当下中国仍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思想史为什么很重要,现在我们要说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下中国仍然很重要。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延续性很强,当下的很多思想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延续性如此之强呢?我想有三个原因:

   第一,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在很早以前,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就被确立了起来,而且它们与政治彼此融洽,保证各自的权威。我们现在说经典或者儒家经典,在两千多年以前,甚至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就已经有了“经”的说法。董仲舒把儒家经典从一种学说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皇帝到民众都必须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于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因此两千多年以来儒家经典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指导着我们的观念,而且也形塑了中国依赖经典权威和思想惯性来解决问题的传统。第二,借助考试制度。任何东西都没有教科书厉害,教科书是最有力量、最影响思想和观念的东西,特别是当它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时。能否通过考试,决定了你能否通过这一途径流动到社会上一阶层。读书人要通过考这些知识的科举来进入上层,所以大家都依赖和拥护儒家经典。举一个例子,在古代朝鲜,只有两班知识分子有资格参加科举,因此他们捍卫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意念和决心比中国人还要强烈。大家觉得朝鲜文人很固执,但这不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是因为两班垄断了科举考试的资源和权利,通过这些知识可以流动到上层阶级,所以他们当然要维护;在日本通过学习儒学和经典没有办法升迁,日本没有科举制度;而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这些知识的考试来进入上层的,所以他们也当然会非常维护这些知识。第三,一直以来,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力量很强大,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传统是绵绵不绝的。正是因为这种绵绵不绝,有人会说,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我们现在和过去已经有很大变化了,历史断裂了。在近代历史里,中国经历了若干看上去使得“历史断裂”的大事件: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海战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一九〇五年的废除科举,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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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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