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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再谈思想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更新时间:2019-01-05 20:08:47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有人也许会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不是向“西”转了吗?的确是向西转了,但传统是不是因此断裂了呢?不见得。我的看法是:五四所批判的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名为“传统”的假想敌,它不见得真正地清除和批判了传统,甚至五四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传统。当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在海内外都有很多争论。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曾写过一本书专门讨论五四运动,大家可以去看。他提到的一种看法就是,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传统,它仍然是在延续一种传统。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仍旧是生活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那么,描述过去思想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讨论我们现代人当下的处境。

   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点,中国的思想史热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凡是熟悉当代中国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曾经有过文化史热,有过学术史热,其实这是一个既断裂又延续的过程。所以理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学术史热很重要的背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所带来的思想世界的混杂,这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讨论中国思想史中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中国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先讲第一方面。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有人会认为,历史在这里转弯了,后面一个时代的问题变了。但我想提醒的是,历史在中国并未“终结”。只是因为情势有了变化,问题变得复杂,所以导致了表面的“转向”与“分化”,在社会的转向和分化中,思想也在转向和分化。八十年代同一的思想崩溃了,各自的观察立场和思想资源不同了,思想取向有差异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种取向和各种资源在没有经过梳理和整合的情况下一拥而入。本来,传统时代的儒家和孔子被民主观念打倒了,佛教、道教被科学思想看成迷信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被认定是保守僵化的;但后来,现代民主科学思想又因为“现代性批判”的风潮变得令人怀疑。可是,当孔子又被抬出来的时候,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嫌疑,而后现代思潮一时十分流行和时髦,但又因为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在中国思想世界里,好像已经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使得过去为社会变化进行解释的“思想”,和原本很清晰的作为知识基础的“学术”,都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新时代中,思想史学界就有了很多需要回应的新问题,要告诉我们,“思想”是怎么变得混乱的?如果要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什么是可以发掘的传统资源?什么是需要重新确立的价值?什么是能够呈现中国的思想?

   再说第二方面。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百年里中国在向西转,即所谓从“在传统内变”转向“在传统外变”,学科制度、研究方法、表述语言都西化了。如果仅仅是一个西方化还好办,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新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在经历了一阵“拿来”和“实用”的风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检验这些被应用在历史解释中的各种理论,大家感到很困惑,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仍然需要从思想史角度去思考。举一些例子。

   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估价。大家过去有的会强调古代中国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文人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力等,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可是,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专制”,是不是就对头呢?问题一方面涉及历史,一方面指向现实。这需要思想史家去探讨。

   二、中国文化的再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汉族文化吗?“国学”是否可以窄化为儒学与儒经?中国是否有一个“复数的传统”呢?佛教和道教在这个传统中应该如何评价?它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资源吗?这也需要思想史家去琢磨。

   三、所谓“现代性”的理解。借助西方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的瓦解,现在有人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可是,到底真的历史是这样,还是只是一种反抗现代性的论述策略或者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版呢?对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在思想史里面连在一起。

   四、如何理解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和国内民族观念?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五、一些关键观念的重新认识。由于现代中国跟古代中国联系得很紧,所以,中国进入现代和世界之后,思想世界在复杂状态里挣扎,出现了多面纠缠的现象。很多观念要重新界定和梳理。第一比如“国家”,一方面在观念上接受了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方式,建设现代型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又认同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总觉得必须捍卫汉唐天下帝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比如“现代”,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是走向富强的必然和理想的途径;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强看成是弱肉强食,导致中国积贫积弱,觉得中国应该另辟蹊径,走出一个新的现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第三“文化”,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相提并论,所以始终纠缠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可是以上这些东西,如果不从古代中国思想史中去梳理和理解,它的来源和去向也是无法理清的。

   近几十年里,很多过去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思想或观念都在被质疑。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思想或观念都与政治相关,而政治性的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用李零的话说,过去的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对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我一直强调,过去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儒家“道统”叙事,东洋或西洋的近代哲学史叙事加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三结合,主要作用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是第三方面。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首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发掘不断出现新材料,开始对以前的思想史研究提出挑战。首先是马王堆、张家山、睡虎地、银雀山、走马楼、郭店、双古堆、里耶、悬泉置等各种考古发现和各种简帛资料;其次是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再次是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以及电子数据库和出版物的增长。这些都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

   这些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使得先秦所谓“轴心时代”的思想世界大大丰富了,好些以前觉得不可靠的古书被平反了。比如马王堆帛书里的《老子》乙本后附的《黄帝四经》《易传》和《五行》,过去没见过;郭店楚简里最早的《老子》,以及从未见过的早期宇宙论《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回购的楚竹书里的哲理著作《恒先》和早期帝王世系《容成氏》;特别是清华简,听说也发现了好多类似《尚书》的文献,都很了不起。就是看上去和思想史不沾边的新发现,像长沙走马楼吴简,也给思想史研究带来很多信息,值得思想史家去深思有关古代国家对地方控制能力的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是由地方家族宗族力量来控制的。吴简是否挑战了这个说法?秦汉以来中央专制是否已经渗透到基层?这些问题都涉及思想史的思考。

   傅斯年当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在这方面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概念,就是重返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的其他人。过去我们写思想史、哲学史,基本上围绕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这些精英来写。可是我们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很多的是占卜、巫术、房中、兵书之类。这说明,那个时代普通人甚至贵族的观念世界,远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都是精英的理性的大思想家。这样,思想史还是否只写老子、孔子、墨子?难道就不写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马王堆、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这改变了我们写哲学史、思想史的套数。第三,“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所谓“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族群、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被“中国”研究所忽略的“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开始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改变过去传统思想史的写法。我们所学习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可能并不是一个真的、活的古代,而是一个被抽离出来,做成标本的古代。我经常说,鱼是在水里面游着的,不是在盘子里躺着的,在盘子里躺着的是死鱼,在水中游的才是活鱼。可是,过去的思想史展示出来的,就是装在盘子里,端上桌子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三:第一,它是以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过去的思想史是大号哲学史,而且这个哲学史只是一个个哲学家的历史。第二,它常常是以人或者以书为章节的。包括现在的文学史也是这样。孟子一章,墨子一章,不如孟子的人物就只能是一节,如果更小的人物那就连一节都不够,几个人合一节。第三,是以道统为中心的。即是以历史上被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钦定的那个主流为中心的。胡适曾经用英文在美国杂志上批评过冯友兰,说冯友兰的哲学史是以正统性来划分的,不是正统的东西就不在哲学史里,他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比如佛教、道教和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就无法在哲学史或思想史里面得到充分讨论。可是,那样的思想史能让人真的回到历史中吗?能让人去思考当代的问题吗?

   传统的思想史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但是,大家知道,“让传统归零”,这只是幻想,传统无法归零,我们还生活在历史延长线上。这个时候,思想史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持续至今的“思想史热”。

  

思想史在将来的中国为什么还会很重要


不过,大家也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现在说的这个“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把边界搞得很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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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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