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的教会分裂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具有末世论性质的思想现象。旧礼仪派中的反教堂派对该时期的国家、教会和政权产生了极端失望的情绪，这使得他们对于“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的解读发生了从乐观的千年王国说，到悲观末世论的思想转向。反教堂派认为，背叛了东正教真理的莫斯科国家，已沦陷为敌基督统治下的大巴比伦，而这预示着末日进程即将来临。反教堂派主要采取了逃跑和自杀两种方式，以在末日来临之前逃离敌基督的统治，寻求上帝的拯救。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中的极端因素，在后继的俄罗斯思想和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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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东正教会发生了对于后世俄罗斯历史与文化思想影响深远的教会分裂运动。自1653年起，牧首尼康(Никон)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的支持下，以当时的希腊正教经书为标准，对俄国东正教会的礼仪与经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尼康改革引起了奉行和坚守旧有东正教传统和礼仪的一批虔诚教徒的不满与抗争。在1666年至1667年的东正教莫斯科主教会议上，这批坚守古老礼仪和信仰的教徒被会议判定为异端，并被革除教籍。俄国东正教会自此分裂。被官方教会裁定为分裂派(раскольники)的这批教徒，自称为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他们因官方教会的迫害、同化，以及自身教义的变化和分歧，进一步分裂为教堂派(попвщина)和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两大派别。这两个派别随后因激进程度和教义主张的区分，又分化为诸多小教派。

本文认为，如果说画十字的方式、圣饼摆放的个数、耶稣名字的写法等宗教礼仪的变化与争执，是俄国教会分裂的表层现象，那么礼仪之争的背后，关于“第三罗马”理念的实现路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博弈，则是贯穿这场运动前因后果的深层因素。而最终旧礼仪派与尼康的两败俱伤、沙皇世俗政权的渔翁得利，引发了一个比礼仪的分歧更加深远的后果——一部分旧礼仪派，尤其是其中反教堂派的宗教思想，发生了具有末世论性质的转向。

这种思想变化是由对于“第三罗马”前景的悲观解读和对世俗政权的敌视憎恨所激发的。在旧礼仪派中思想更为激进的反教堂派看来，古老的东正教真理被践踏了，上帝的神赐不再眷顾堕落了的官方教会。于是，神圣罗斯的纯洁与荣耀变得可疑，“第三罗马”与千年王国的愿景沦为泡影。进而，对于世俗世界的抵触情绪加速蔓延，关于敌基督到来的感受愈发强烈。对于末日逼近、审判将临的恐慌掺杂着早日得救的期待，使反教堂派决定逃离敌基督统治的世界，以保有自身信仰的纯洁和获得拯救的希望。逃离的方式有两种——逃跑和自杀。前者期求在荒凉偏远处隐修避难，或前往真正的千年王国所在地寻求庇护和拯救；后者则不满足于对于末日的被动等待，以主动的自杀获得自净、殉道和拯救。

可以说，正如宗教哲学家格·弗洛罗夫斯基所断言的，“俄国(教会)分裂运动的主题和奥秘，根本不在于‘礼仪’，而在‘敌基督’……第一批分裂派的反抗的全部意义和全部热情，不在于‘盲目地’眷恋某些礼仪或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恰恰在于这种根本的启示录式的猜想：‘末日临近了’。”①

一、尼康改革与教会分裂

在俄国教会分裂运动中存在着三方势力：沙皇、尼康和旧礼仪派。众所周知的史实是，1653年，尼康受沙皇的支持，开始以当时希腊教会现行的经文和礼仪为标准，对俄国教会传统的祈祷书和教堂礼仪进行修正。此举遭到旧礼仪派的反对。而在1666-1667年召开的莫斯科主教会议上，一方面尼康所推崇的希腊经文和礼仪成为官方教会的标准，旧礼仪派被判为异端；另一方面，沙皇否决了尼康本人作为堪比教皇的最高牧首的权力诉求，以皇权压制了教权。

然而在这三方势力的相互联合与抗衡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三者的举措与主张其实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思想理念——“第三罗马”思想中建立全东正教王国和在宗教意义上“天下归一”的夙愿。这一理念在约1523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依(Филофей)给瓦西里三世的信②中明确可见：“现在第三个、新的罗马，你的强大王国的神圣的、统一的、使徒的教会，在遍布全宇宙的基督东正教信仰中，在天底下比太阳还要明亮……所有基督信仰的东正教王国都归一于你的王国，只有你是全天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③

对于沙皇而言，在“第三罗马”这一近乎半官方的教义下，作为菲洛费依笔下所期许的全天下东正教王国的唯一沙皇，统一东正教会的秩序和礼仪，自然是统一全东正教世界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刚刚上任的牧首尼康而言，以新的希腊礼仪标准统一和规范古旧的俄国礼仪，有利于树立俄国牧首的权威、实现自己成为全东正教王国之教皇的野心；对于旧礼仪派而言，以真正的东正教信仰照亮世界的弥赛亚意识同样强烈，整顿教会、规范礼仪的需求同样迫切。十七世纪中期与沙皇关系密切的一批“爱上帝者”(Бого-любцы)，或称“虔诚信教者”(Ревнители благочестия)中间，就有涅罗诺夫(И.Неронов)、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等后来旧礼仪派的代表人物，也有尚未成为牧首的尼康。在尼康改革之前，“爱上帝者”们便已针对教会礼仪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达到整肃和统一教会秩序、提升教会威信的目的。

可见，在需要统一礼仪这一点上，三方势力的态度是一致的。礼仪不仅是宗教仪式中的表象与形式，也是神圣奥秘与神学教义的承载和表达。从这一意义上讲，三方都认为统一礼仪有助于聚合东正教会的启示真理。而沙皇、尼康和旧礼仪派三者之间，后来最重要的分歧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谁应向谁看齐和统一？第二，东正教王国中教权与皇权谁更占主导？

第一个问题，关乎“第三罗马”理念的实现路径。沙皇和尼康的共识在于，俄国应向当时的希腊礼仪看齐。也就是说，统一东正教王国的实现路径，是俄国教会主动地“谋得与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接轨’，并进而谋得中心位置。”④而旧礼仪派则主张，当时包括希腊在内的其他教会应向俄国传统看齐，因为俄国传统更忠于古老的拜占庭传统和东正教正典。因此统一东正教王国的实现途径，不应靠俄国教会对他者的妥协附庸、亦步亦趋，而应以俄国东正教信仰的纯洁与正统，吸引和折服他者，使“所有其他国家……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汇合归一于这唯一的、真正拥有基督教义的东正教王国。”⑤结果，前一条路径得到了官方的肯定，而后一条路径在1666-1667年的宗教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和摒弃。

第二个问题，关乎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教权独立于、甚至大于皇权，是曾同属于“爱上帝者”的旧礼仪派代表人物和尼康的共识。但后期的尼康与旧礼仪派的不同在于，是否应该有教皇。或者更确切地讲，尼康能不能当教皇。尼康日益膨胀的野心，使他渴望一个权力无限大的牧首地位，而“虔诚信教者”主张教会权力应是一个整体，而非集于一人之身。在这个问题上，沙皇显然无法容许世俗皇权的式微，历史的答案也以皇权的胜出而作结。沙皇先借尼康之手处理旧礼教派，压制了传统教会的权力，再卸磨杀驴处置了尼康，粉碎了其教皇梦想。

因此，对于虔诚守护教会传统与真理的旧礼仪派而言，教会分裂的真正悲剧，与其说是礼仪的歪曲，不如说是东正教王国的步入歧途、教会权威的沦陷和其臣服于世俗权力支配下的结局。“不是他们脱离了官方教会。而是教会脱离了他们，不再是真正的教会。”⑥没过多久，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一世，就把官方教会的最高机构掌控为一个傀儡般的圣主教公会(Святейший Синод)。广大教徒已经越来越难以把这个世俗政府的机构，同全东正教王国的神圣理念、千年王国的骄傲构想，联系在一起了。而这一切曾经是那么的信誓旦旦、触手可及。巨大的失落感，乃至绝望感，自教会分裂起，开始在广大旧教徒的宗教思想中充斥蔓延。

二、旧礼仪派中的反教堂派及其分化

对于官方教会和现实世界的失望和否定情绪，更加明显而激进地表现在反教堂派中，而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体现于教堂派的主张中。教堂派还对未来真正东正教的复兴抱有希望。他们认为尽管官方教会堕落了，但真正的教会并没有、也不应该消失，而应该由教堂派完善、建设和弘扬。教堂派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东正教教堂礼仪、圣事和神职人员，并逐渐与现世和官方教会接近和妥协。反教堂派则更执着于对敌基督的仇视和对末日的期待。他们断定，现世已经落入敌基督的统治，上帝的神赐已被收回，东正教会、连同所有的教会礼仪和教阶制度都被玷污损害，因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人与上帝交流的方式，除了不需要通过教会的、每个信徒都能自己完成的祈祷和某些圣事。”⑦由于思想激进程度和教义的差异，反教堂派又进一步形成诸多分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教派包括北方沿海派(поморцы)、费多谢耶夫派(федосеевцы)、菲利普派(филипповцы)和云游/逃亡派(странники/бегуны)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期待中的世界末日一再延期、迟迟未来，且官方对于旧礼仪派的迫害程度，也随着彼得一世的上台而逐渐减轻，在一些教派的内部，如后期的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派中，也发生了与世俗和官方教会的妥协甚至同化。而本文所讨论的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仅指第一批思想尚未与现世和解、尚未被官方教会所同化的反教堂派及其分支派别的思想。另外，在后继俄国民间的教派分化运动(сектантство)中，鞭笞派、割礼派、莫罗堪派等教派，也具有一些同反教堂派类似的教义和末世观，但由于这些教派并不是从最初的反教堂派中分化出来的，故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北方沿海派是反教堂派中思想较为温和的一个派别。这一教派的主要聚居区，是奥涅加湖(Онежское озеро)畔的维格修道院(выгорецкая обитель)。该派别于1695年由杰尼索夫兄弟(Денисовы)建立。起初该派与官方教会完全断绝关系，否定除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之外的其他圣礼，并因对教会和教堂神圣性的否认而反对结婚。后来该派慢慢开始妥协，一部分成员开始承认婚姻的合法性，与国家合作，开采铁矿、制造武器，并为沙皇祈祷，而不再将其看作敌基督。但仍有一些教徒拒绝与世俗妥协，反对维格修道院与敌基督世界产生联系，因而从该派中分裂，形成了后来的菲利普派。

费多谢耶夫派是反教堂派中思想较为激进的一个派别。该派由费奥多西·瓦西里耶夫(Феодосий Васильев)于1696年在诺夫哥罗德创立。该派主张与世俗断绝关系，不接受与外界的物品交易。只承认洗礼和忏悔礼，坚决反对婚姻，恪守禁欲原则。“费多谢耶夫派教徒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罪人，是社团成员不自制的产物。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前被视为敌基督成员，要实行隔离抚养，直到正式成为该派成员。”⑧起初费多谢耶夫派与北方沿海派的维格修道院多有来往，但在维格修道院决定为沙皇祈祷之后，费多谢耶夫派于1706年与其断交。1711年该社团创始人费多奥西·瓦西里耶夫被捕并被处死后，该派开始与现世妥协，为沙皇祈祷，建立变容节墓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并逐渐被称为“变容节教派”。

菲利普派是反教堂派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个派别。其领导人菲利普(Филипп)原是北方沿海派的成员，他反对杰尼索夫对于现世的妥协态度，曾企图组织教徒夺取维格修道院的权力，以扭转该派向敌基督附庸的事态。后来这一斗争失败，1737年菲利普等人对维格人进行了诅咒，并从该派脱离。他们坚决不与现实世界妥协，拒绝为沙皇祈祷，誓从敌基督的统治下彻底逃离，推崇禁欲和自焚，以达到自我洗礼、献祭和拯救的目的。十八世纪后期，该派也逐渐放弃了不妥协的激进观点，开始与世俗发生交往。

云游派的创始人叶夫菲米(Евфимий)曾是菲利普派的成员，并与费多谢耶夫派有所交往，由于不满这两个派别后期的妥协策略，而于1772年从菲利普派脱离，自创了云游派，又称逃亡派。该派同样致力于逃脱敌基督的统治，呼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放弃社会合法身份和财产，逃至荒漠和森林进行永远的云游和漂泊。这一派别尽管教徒数目不多，但影响和活动范围很广，一直活跃至十九世纪下半叶。

此外，反教堂派中还有救世主派/涅托派、小教堂派等其他一些小的分化派别。

三、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分析

俄国历史学家科斯特罗马罗夫(Н.Костромаров)曾指出：“分裂运动追求古老的习俗，力求对古老习俗更准确的坚守；但分裂运动作为一种现象却是新的，而不是古老的生活。”⑨也就是说，就旧礼仪派所坚守的古老礼仪而言，无论在尼康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是原已存在的。但尼康改革后，分裂运动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思想情绪，尤其是关于敌基督的到来和世界末日临近的判断和反应，却是一种新的现象。历史学家尼科利斯基也在评价对于反教堂派思想影响深远的阿瓦库姆时强调：“阿瓦库姆的全部布道活动不是向后看，不是为了维护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的旧信仰，而是向前看，向着即将到来的上帝对敌基督王国的审判……阿瓦库姆的思想和感受现在只朝向临近的世界末日，他呼吁为此做准备。”⑩因此，从宗教思想上看，旧礼仪派，特别是其中反教堂派的思想不是囿于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的。这一未来直指向历史的终结、世界的尽头。

(一)《启示录》中的敌基督与末日进程

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启示录》的内容中又以敌基督的形象和行为、以及关乎审判和拯救的最后的末日进程，最受反教堂派的关注。反教堂派对于《启示录》的理解十分贴近文本，他们并不常深究和思辨经文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更多是取其字面意义直接理解，并在他们目所能及的现实中对号入座。这些理解又往往与民间迷信和多神教信仰羼杂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差异化解读。但整体而言，正如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所指出的，“分裂运动的左翼信奉强烈的启示录特征。从这里产生了他们对与现世王国相对立的真理王国的紧张寻找。”(11)因此，梳理和参照《启示录》(12)的文本对于分析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启示录》的基本内容和神学教义，就无法深入体察和理解反教堂派的末世论主张和行动。

《启示录》第一章至第三章的主题是“七教会”。使徒约翰通过传达耶稣基督给以弗所、士每拿等七个教会的信，评价、劝勉和应许七个教会所代表的七种信徒群体。

第四章至第七章的主题是“七印”。耶稣揭开书卷上的七个封印，以表述上帝对人类的拯救，以及“人类无视上帝拯救而造成的灾难”(13)。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启示录》逐渐揭示了在耶稣复活之后，其他所有人类的复活次序。这一次序对于反教堂派所关心的自己在末日前后的命运和归宿极为关键。“七印”中提到了头两批复活的人，这头两批复活的人已经得到拯救和永生，不必担心未来最后审判的威力和硫磺火湖的痛苦。第一批是十四万四千旧约中虔诚崇拜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启7：3-4)”第二批是基督教早期为基督信仰殉道的烈士，他们站在上帝殿中的宝座前。“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7：13-17)。”

第八章至第十三章的主题是“七号”。七位天使吹响七个号角，显示上帝训诫人类悔改的苦心和人类由于反叛上帝而遭致的灾祸。在这一部分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中最重要的角色——敌基督登场了。他的形象是撒旦、海兽、陆兽三者的合体。第七位天使吹号后，天上出现一条大红龙，在天上与天使争战失败后，被摔到地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12：9)”这意味着敌基督开始在尘世中现身：“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12：12)”随后撒旦的形象转换为十角七头的海兽，它在地上的邪恶统治持续了四十二个月；再后海兽的形象转换为两角的陆兽，它命令尘世间所有人对其拜服，并强迫众人领受兽的印记。“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13：16-17)”敌基督的这一行为尤为令反教堂派警惕，恐怕若身上有了敌基督的印记，无论是主动领受的、还是不幸被动沾染的，都难逃上帝拣选和审判过程中被抛弃的厄运。

第十四章至第十八章的主题是“七碗”。上帝开始用镰刀和七碗倒出的七灾对人类进行拣选，被定罪的弃民将遭受灾祸，而不被定罪的选民则可免于这些灾难。这一部分深受反教堂派注意的内容有两处，其一是第三批复活的人，其二是被敌基督侵染的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其一，在第十四章的开头出现了第三批复活的人，他们紧接着关于敌基督在人间散布兽的印记的描述，出现在耶稣所处的锡安山上，他们没有沾染上敌基督的印记，而是被上帝拣选并拯救。“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14：1)”“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14：4)”第三批复活的人代表了所有信仰基督的烈士和圣徒。反教堂派无缘成为前两批复活的人，但他们有望成为这一批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员，早日在末日来临前获得上帝的拣选和钦定。其二，巴比伦大城象征着地上所有的罪恶之城，它与敌基督为伍，迫害圣徒，因而在七碗之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倾倒并被焚。而上帝不忘在施加惩罚前劝告城中的居民远离罪恶，寻求救赎：“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18：4)”大巴比伦的倾倒，标志着选民和弃民两大阵营的最后划定，以及末日进程的开始。

第十九章至二十二章的主题是“末日七事”。末日的进程由以下七件事组成：(1)基督公义的普世化(前千禧年主义：基督第二次降临)；(2)第一次末日决战；(3)撒旦被缚；(4)千禧年；(5)最后的末日决战(撒旦被释又被扔入火湖)；(6)最后审判(后千禧年主义、无千禧年主义：基督第二次降临)；(7)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14)围绕《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尤其是关于千禧年(又称千年王国)与基督再次降临的关系，历来有多种解释和争论。大致而言，前千禧年主义主张，基督再次降临于第一次末日决战前，并在获胜后在人间作王一千年；后千禧年主义主张，基督在天上统治千年王国，并再次降临于千禧年之后、末日审判之前；无千禧年主义倾向于把千禧年看作一个相对较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时间，认为末日进程开始后很快就将迎来基督的再次降临和最后审判。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中，这三种对于千禧年的理解都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混淆和变化。早期，他们更看重末日审判的快速到来，而后期则更致力于对于千年王国的期待和寻找。这一部分还涉及第四批和第五批复活的人。第四批复活的人在千禧年之前复活并得永生，与基督一同掌管千年王国。“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20：4)”“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20：6)”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复活的人在千禧年之后、末日审判之时复活。这一批人的命运难料，因为届时他们将接受可怕的审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20：12)”“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20：15)”而只有名字写进生命册的，才能得永生，和头几批复活的人一道，迎接新天新地的到来，在新耶路撒冷城中享受至福。一些信奉千年王国的反教堂派，如云游派等，尤其希望在第三批或第四批，而不是最后生死未卜的第五批人中复活，以便同基督共享千年王国，而不必受第二次死亡的威胁。

(二)颂扬还是警告？——菲洛费依“第三罗马”说的两种解读

在宗教思想史上，对于千年王国和世界末日的期待，并不是俄国反教堂派的独创。在基督教诞生早期，以千禧年主义为重心的末世论就已出现。该学说经过早期东方教父、爱留根纳(Эригена)、费奥尼的约阿西姆(Иоахим Флорский)等人的发展，在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表现出对于未来救主在世间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美好王国的期待与信仰。该理论认为，旧约时代法的王国是圣父王国，新约时代救赎的王国是圣子王国，而第三形态的王国就是圣灵王国、自由的王国、令人企盼的千年王国。届时将是“我们罪恶纪元的终点和新的精神神圣世纪的起点”(15)。关于第三王国何时到来，历史上曾有多种预言，比如根据《启示录》中妇人所生的男孩在旷野中“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启12：6)”，而在西欧产生的对公元1260年末日到来的大规模期待。当然，预言并未应验。但很快，千禧年末世论在对公元1492年的期待中再次活跃起来，并很可能“在十五世纪末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或大主教根纳季(Геннадий)派往罗马的使者传入大诺夫哥罗德”(16)。

这种千禧年末世论成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的思想基础。而1438年佛罗伦萨会议上拜占庭东正教会对天主教会的妥协，以及紧接而来的报应般的1453年拜占庭被穆斯林大军所攻陷(17)，则是第三罗马说产生的历史条件。1492年，莫斯科都主教佐西玛(Зосима)在《复活节日期计算叙述》(Изложение пасхалии)一文中揭示，“耶稣的诞生距离创世有5508年，因而世界末日的到来应当在1492年(5508+1492=7000)。”(18)所谓“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3：8)”，7000年(19)意味着天上的一周过完了，意味着宇宙主义循环中人类历史的终点，和新天新地的起点。而第三王国的实现之所、圣灵神赐的降临之地，自然就是传承和接替了已经陷落的罗马和拜占庭之使命的莫斯科。自此，第三罗马说的雏形已成，并在后来著名的《菲洛费依长老给瓦西里大公的信》(Послание старца Филофея к великому князю Василию)中，得到了系统化的概括和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罗马说的初衷是宣扬俄国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的神赐使命和特殊地位。“这一新的关于‘圣灵神赐照耀俄罗斯大地’的学说，具有纯粹的宗教意义，而非政治意义。它被教会人员所创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守护教会使其不臣服于国家。”(20)但众所周知的是，后来的第三罗马说，却为世俗政权所用，逐渐发展为一种半官方的意识形态。很多人认为，第三罗马说的政治化，是从菲洛费依的信中对于沙皇及其使命的颂扬开始的。的确，世俗政权对于第三罗马说的重视，确实始于菲洛费依的信。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菲洛费依在信中真的想要借此学说为沙皇歌功颂德呢？还是在世俗与教会之间，存在着对于菲洛费依“第三罗马”说的不同解读呢？

弗洛罗夫斯基直截了当地指出：“菲洛费依写给大公的信正是为了警告甚至是威胁，而不是颂扬。只是在官方学者的二次解读下，这种启示录要义被利用和曲解为颂扬的意思。”(21)

我们赞同弗洛罗夫斯基的观点。颂扬和警告两种态度，代表了对于第三罗马说的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乐观的千年王国说，另一种是悲观的末世论。他们在同一种千禧年末世论的基础上生发，却着眼于不同的两种进程阶段。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解读的关键区分因素和截点，在于敌基督。

菲洛费依的信中作为思想总结的最后一段里，有这样几句话：“你的基督教王国不会再有接替者……圣希波律陀曾言：‘当吾见罗马困于波斯之兵，波斯携西徐亚人向吾争战之时，乃确凿无疑而晓：敌基督至。’”(22)

若按照千年王国说解读第三罗马理念，尤其是菲洛费依的这最后几句话，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敌基督已经来过了，千年王国就是现在。菲洛费依所引用的希波律陀的话，就仅仅是陈述敌基督在罗马沦陷时已来过，这样一个过去的事实，而没有任何警示和预言的作用。敌基督已被战胜，圣灵神赐降临于第三罗马，也即不再有接替者的最后一个罗马。“罗马(Рим)于菲洛费依而言，就是世界(мир)的化身”(23)。因而菲洛费依所处的时代，就是当下世界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形态——千年王国。之后便是历史的终结和末日。这种解读得到了一些神学家年代推算的支持：1492年是创世以来的第7000年，但1492年并不是最后的世界末日，而是千年王国的开始。“度过了第7000年，一些当时的神学家指出，世界末日将在第8000年，也就是2492年到来”，(24)那么从1492年到2492年的这1000年，就是千年王国无疑了。世俗政权十分青睐这种解读，因为拥有这个千年王国神圣统治权的，在天上是基督，在地上则顺理成章地是沙皇了。“如果忘记基督二次降临，那么所有东正教王国都归一于莫斯科的断言，就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即莫斯科的沙皇就是最后的和唯一的，因而也是全世界的沙皇。”(25)忘记基督二次降临，意味着采取后千禧年主义的态度，即基督将在千年王国之后、最后审判之时才降临，因此现在的千年王国是由沙皇和基督一同统治的，在基督还未降临人间的时候，沙皇就在人间协助基督统治世界。谢·布尔加科夫犀利地指出了世俗政权借此将自己的统治神圣化的企图：“神圣君王的理想……是和《启示录》中所说的关于在第一次复活中‘圣徒与基督共同作王’的诺言相联系的。历史上的君主政权与其说实现了这一理念，不如说掩盖和歪曲了这一理念。”(26)但仍需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码在教会分裂之前，人民对于这种颂扬式的解读是愿意拥护和信奉的。“正是在俄罗斯人民中诞生了这种‘英明沙皇’、神圣君主的理念，这个君主将实现人间天国。”(27)

然而，若按照悲观末世论进行解读，那么结论则是：敌基督可能还会来，千年王国还没有降临。希波律陀的话就不仅是陈述过去，也是警示未来。如果说前两个罗马在因敌基督的侵扰而陷落后，还有第三罗马作接替的话，那么最后一个罗马已经不会再有接替者了。“最后的时日、最后的地上‘王国’到了，末日临近了。”(28)如果千年王国还没有降临，那么这个最后的地上王国是什么？它是基督教王国，但也有可能是潜在的大巴比伦。要知道，前两个罗马也都曾是基督教王国的，但最后却被敌基督所占领，被上帝所抛弃了。因此菲洛费依在这里所做的引用，如果不是预言般的威胁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对世俗政权的警告：莫斯科及其统治者必须以罗马为鉴，保持纯洁的信仰，按照圣灵的期许使圣和爱充满这个王国，直至历史的终结。否则就会招致敌基督的出现，堕落为大巴比伦。而这一次堕落的后果将是无法弥补的，罪恶之城将永远被焚烧，大巴比伦倾倒之时末日进程就会开始。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十七世纪旧礼仪派与沙皇政权的思想出发点，其实都是基于“第三罗马”说，只是后来他们对于这一理念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旧礼仪派与沙皇还同心同德时，他们尚信仰和支持第一种解读。“分裂运动曾经的梦想是……神权政治的千年王国。他们曾愿意相信，梦想已经实现了，‘千年王国’已经以莫斯科国家的形式实现了。”(29)但当他们对沙皇及其统治的国家愈发失望之时，他们转向了第二种解读：“突然之间好像觉得，莫非已经轮到第三罗马成为魔鬼的王国了？”(30)

(三)敌基督来了——从千年王国说到悲观末世论的思想转向

教堂派与反教堂派在宗教思想上是有根本分歧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分裂运动的早期(十七世纪70至90年代)，就已相互反对并继而分裂了。教堂派仍不愿彻底离开对于第三罗马的第一种解读，他们对当权者感到失望，却又不甘心放弃神权政治的梦想，因而他们的思想主张时常摇摆和犹豫。反教堂派的思想转变，相较而言，更加坚定和典型，他们对世俗政权不再抱有希望，毅然转向了悲观末世论的思想情绪之中。正是在这种思想层面上，弗洛罗夫斯基断言，“分裂运动的主流只在反教堂派中。妥协和让步不是那么明显。只有反教堂派的结论是始终不渝的。”(31)

敌基督到来的论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出现预兆、进行预言、预言应验、以及最后证实敌基督的统治，四个阶段。

在尼康实施改革的初期，已经在民间出现了一些据说是敌基督到来的预兆。1654至1656年间，俄国农村陆续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和饥荒，有人声称看到了流星，将其形容为“带尾巴的星星和流血的柱子”(32)，并认为这是天空发怒的标志。而这段时间正逢尼康改革开始深入全国各地，第一批重新修订和印刷的宗教礼仪书籍开始分发之际。一些乡间僧侣便把人间的灾祸、天上的异象与尼康的改革行为联系起来，指责尼康与上帝为敌：“看吧，东正教徒们，看看上帝愤怒的征兆吧，由于我们的罪孽，上帝的愤怒之碗就要泼洒，至善的造物主将对基督徒进行惩罚，因为很多人追随了上帝和圣母的敌人——豺狼尼康。”(33)

这种对于敌基督将至的预感，很快有了理论上的预言。1659年，修士大司祭斯皮里东(Спиридон)将敌基督到来的日期，推算为1666年。这一推算非常符合《启示录》中对于敌基督著名的数字比喻：“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启13：18)”又因《启示录》中敌基督在地上的统治“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13：5)”，继而神学家们预言，1666年再加三年半，即1669年，就是世界末日。(34)此时的理论中已不再提及千年王国了，而是以一种近似无千禧年主义的态度，着重强调届时末日到来的急迫性和紧接而来的最后审判。

1666至1667年间召开了莫斯科主教会议，会议判决旧礼仪派为异端，直接导致了教会分裂和随后官方对旧礼仪派的迫害。这一俄国教会的悲剧性事件，居然与1666年敌基督开始统治的预言无比吻合，使人不得不相信，敌基督真的来了。而且如果说此前旧教徒的矛头还大多指向坏牧首尼康的话，这次沙皇的决绝态度则让他们彻底绝望，并意识到莫斯科真的变成巴比伦大城了。“尼康的‘偏离’并不像沙皇的偏离那样令‘旧教徒’不安。因而正是沙皇的这种偏离，在他们的理念中赋予了整个冲突以最后的启示录式的绝望。”(35)敌基督被一些教徒描述为魔鬼、牧首和沙皇的三位一体，在大巴比伦中实行统治。“尼康与沙皇——启示录中两角的兽；沙皇和牧首喝的是圣徒和耶稣见证人的鲜血，并喝醉了。”(36)这些描述几乎逐字逐句对应着《启示录》的内容：“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17：5-6)”

菲洛费依假定的警告变为了现实。第三罗马也沦落到了敌基督的手里。反教堂派中北方沿海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杰尼索夫在《论敌基督》一文中确认，“旧罗马和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都陷落了，而之后莫斯科——‘第三罗马’也叛离了。接下来就是‘敌基督的掌权’。”(37)在反教堂派看来，1666年第三罗马沦陷后，“地上的每一座城都不是别的，就是处于敌基督统治下的大巴比伦。”(38)

至此，反教堂派彻底完成了从千年王国说到悲观末世论的思想转向。曾经的千年王国早已成为泡影，大巴比伦的邪恶之城显露无遗。

(四)神赐消失后的寻求拯救——逃离敌基督的两种方式

在曾经的第三罗马，圣灵神赐照耀着俄罗斯大地。如今第三罗马覆灭了，神赐也随之被上帝收回了。俄罗斯人曾经注定是上帝的选民，如今他们却面临着成为弃民的危险。“前方的历史不再是神圣的，而是失去神赐的。世界将从此变得空洞，被遗落，被上帝所丢弃。所以必须离开——离开历史，走向荒漠。”(39)末日越来越近了，得救如果不能靠神赐眷顾，就只能靠自己寻求了。对于反教堂派而言，尽可能少地遭受敌基督的印记，尽可能远地逃离大巴比伦的罪恶，尽可能快地获取复活和得救的资格，争取在最后审判到来之前早日得到上帝的拣选，是他们在末日来临之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大致来看，反教堂派采取了逃跑和自杀这两种逃离敌基督的方式以寻求拯救。

1、逃跑

在《启示录》中，上帝呼吁他的民众从巴比伦大城中逃离出来。北方沿海派和费多谢耶夫派等反教堂派，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逃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沿海地区和森林之中，试图断绝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以免沾染上敌基督的邪恶印记。北方沿海派在维格河流域建立了维格修道院，实行一种近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制度，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或到其他旧礼仪派的聚居区筹集粮食为生。更加激进的费多谢耶夫派则严格限制其成员与其他教派的信徒来往，从非该派信徒手中买来食物后，甚至需要进行一系列特殊的净化仪式方可食用。(40)他们相信荒漠和森林就是自己的避难所和隐修院，在这里他们通过苦修坚守纯洁的信仰，捍卫上帝的真理，而救世主也定会给予自己复活和得救的资格。如果足够忠实和纯洁，他们甚至有希望在七碗的灾祸之前就成为第三批复活的人：“在世界末日临近之时，所有忠实的信徒都应努力进入到《启示录》中天使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童贞者之列；‘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童贞的维格人将与他们在一起，而‘行淫者’将与杀人者一起在硫磺火湖里永远受苦。”(41)

然而末日迟迟未到。预言中的1669年平安地过去了，于是又有预言称末日的计算方式出现了错误，应该再加上耶稣在人世间生活的33年，也即1666+33=1699，届时敌基督才真正降临，三年后的1702年将是世界末日。(42)显然这一次的计算又是“错误”的。在末日反复失约后，一些反教堂派中的末世论思想逐渐淡化，加上真正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不足以解决基本的温饱，自1702年开始，北方沿海派逐渐与现世和解，同外界进行经济往来，并逐渐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资本社团。

在北方沿海派和费多谢耶夫派逐渐放弃了与世隔绝的策略之后，另一个反教堂派中的小教派——云游派继续发展了这种逃离敌基督的方式。云游派对于末日的等待具有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他们怀着这种心态，不再被动等待一个个真假未卜的世界末日，而是重新拾起了对千年王国的主动构想和寻找。如果第三罗马不是千年王国，而千年王国注定要到来的话，那么它要么在不久的将来会降临在其他别的地方，要么就已经降临到了世间，只是对于一般人隐而未现。对于第一种情况的猜测出现在云游派教徒瓦西里·莫斯克温(Василий Москвин)的《秋明云游派宏论》(Разглагольствие тюменского странника)中，他断言千年王国将会出现在里海边上，这一王国将由基督和云游派共同统治。于是大批云游派教徒便预先涌向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草原(астраханские степи)，准备与救主共同打败敌基督，统治千年王国。(43)对于第二种情况的猜测，出现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流传甚广的《基杰日城编年史》(Китежский летописец)等传说中，这些历史故事据考证出自云游派教徒之手，他们将蒙古桎梏时期相传沉入水底的基特日城描述为神圣的千年王国，只有真正纯洁的东正教徒才能看到和进入。

出于这种对于真正千年王国的企盼，云游派奉行的策略是四处巡游和漂泊，以寻找基督教真理和得救的最后场所。当然，云游的过程也是以与敌基督划清界限为前提的。云游派主张弃绝个人财产，尤其是房屋等不动产，以便可以灵活地游走于敌基督的势力范围之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严格实行分裂派的身份登记制度，每一个旧教徒都应登记在册，交双倍的人头税。这在云游派看来，是赤裸裸的敌基督强迫众人受印的行为。“他迫使所有人接受敌基督的印记——身份证明，甚至要改变入受造于上帝的形象——剃去胡须并穿上外国人的衣服。…凡是想得救的人，都不应接受敌基督的印记，即拥有身份证明，不应被列入分裂派的名单，…这样的人应该永远逃跑，永远漂泊，做一个不为现世所知的、与社会断绝一切联系的云游派教徒。”(44)甚至有的云游派教徒为了不受敌基督的身份印记，率先给自己准备了据称是由上帝颁发的身份证明，以提前确认自己被拣选为第三批或第四批赶在千年王国之前复活的圣徒：“该身份证明由上帝之城、锡安警察局、各各他街区签发……身份证明有效期为一个世纪，向圣徒区送交并在下一世纪户籍簿中注册。”(45)

2、自杀

菲利普派等反教堂派选取了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以彻底逃离敌基督。在他们看来，逃跑尚不能完全抵御敌基督的诱惑和侵染，因为敌基督的势力很可能强大到在这个世界上无孔不入，因此与这个世界彻底断绝关系的方法只有死亡。在这个意义上，自杀成了获得拯救的最好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最后审判来临之前，复活的批次越早，得救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赶在末日到来之前主动地、尽早地自杀，就可能将复活的批次尽量提前，将得救的主动权尽可能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必对不知何时才真正到来的末日惶惶地、被动地等待。正如历史学家米留可夫所说，“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天使号角的吹响，更热忱的一批人失去了耐心并尽力使终末提前到来。如果天国不向他们走来，他们就等不及地自己走向天国。如果无法以苦修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就决定终结与这个世界的所有关联，以自杀之路彻底从中获得解放。”(46)

旧礼仪派自杀的热潮，集中在教会分裂初始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据统计，这段时间内有不少于两万名旧教徒实施了自杀行为，以应对可能于该世纪末降临的末日。在反教堂派逐渐分化后，菲利普派继承了这种极端的方式。历史学家认为，在所有反教堂派的分支教派中，菲利普派所施行的自杀案例是最多的。1743年该教派的创建者菲利普自己也在沙皇军队试图围攻和逮捕该教派成员之时，率领其70名追随者集体自焚而亡。(47)

菲利普及其追随者的这次自杀行为，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反教堂派自杀案例的方法、时机和规模。

首先，反教堂派最为青睐的自杀方法是自焚。他们认为在敌基督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很可能人的身上已经不幸沾染了敌基督不洁的印记。用火自杀，即自焚，有受火的第二次洗礼的含义。这样就能够确保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并在不久的将来受上帝拣选并复活之时，是绝对纯洁的。这样的观念颇有多神教思想的色彩。一些教徒还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在火中受过一次煎熬，那么在末日审判时，就能够免受被抛于硫磺火湖的第二次死亡。这种方法在分裂运动的一开始，就受到阿瓦库姆的赞扬和鼓励：“为信仰而强行赴死是令人梦寐以求的，有什么……比在火中稍作忍耐更加美好呢？害怕那个火炉吗？勇敢点吧，扑向它吧，别害怕!”(48)此外，反教堂派中也有在水中淹死以再次受洗、效仿圣徒绝食饿死或自受活埋、效仿耶稣用十字架将自己钉死等其他的自杀方法。

其次，自杀时机的把握非常关键。多数反教堂派的自杀行为都是完全自愿和隐蔽的，因此常常无法找到关于其自杀具体时间的官方记载。但有一些教徒，会特别注重模仿基督教早期因受迫害而殉道的圣徒。他们认为，在沙皇政府军队的围攻迫害之下自焚，是格外神圣和荣耀，且利于获得拯救的。甚至当政府的迫害尚未到来，而自杀的愿望又格外强烈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制造被迫害的机会，比如通过盗窃官方教会的财产，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进一步的追捕。(49)

最后，反教堂派的自杀多为集体行为。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个人的获救，而更致力于全体的得救。得救的规模自然是越大越好，教派的领导者一般会召集和鼓动整个村落的人进行集体自杀。甚至由这种拯救世界的愿望衍生出了一种毁灭世界的冲动：既然整个世界都被敌基督所统治，那么整个世界都应该在火中接受洗礼，化为灰烬，继而重生为新天新地。十七世纪一位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的旧教徒曾热切地期盼道：“我想要…所有人都跳入水中，沉入水底，以便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我更想点火，让整个城市都欢乐地燃烧，从头到尾，从老人到孩子——以便没人能领到敌基督的印记。我想要在城市之后燃烧的是整个俄罗斯，或许在俄罗斯之后燃烧的，是整个宇宙。”(50)

四、结语

十七世纪后半叶的教会分裂对于俄国东正教的影响，不仅在于礼仪形式，更在于宗教思想。分裂运动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具有末世论性质的思想现象，这种思想尤其在旧礼仪派的反教堂派中，得到了发展和实践。通过对于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的产生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旧礼仪派与世俗政权统治下的官方教会的分歧，在思想层面上体现在“第三罗马”理念的实现路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教会分裂使旧礼仪派对“莫斯科—第三罗马”及其官方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产生了失望和否定的态度。第二，由于对当前教会和国家失望和否定程度的不同，旧礼仪派分裂为相对温和的教堂派和较为激进的反教堂派。反教堂派内部又因思想激进程度和教义的差异，进一步分化为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派、菲利普派和云游派等小教派。第三，反教堂派对于“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的解读，发生了从乐观的千年王国说到悲观末世论的思想转向。反教堂派断定，莫斯科国家不再是拥有圣灵神赐的千年王国，而是堕落为敌基督统治下的大巴比伦。这预示着末日进程即将来临。第四、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和行为的重心，是在末日审判前逃离敌基督的统治，寻获上帝的拣选和拯救。反教堂派主要采取了逃跑和自杀两种方式，以尽可能彻底地断绝与邪恶现世的联系，并尽可能主动地获取复活与得救。

对于反教堂派的这种末世论思想，俄罗斯思想家们多有反思和批评。弗洛罗夫斯基认为“这是启示录式的病态冲动和迷惑，是沉重的精神顽疾和偏执”(51)。米留可夫也指出，“这些极端理念的拥护者，显然没有思考过对于新的宗教形式的建树，而只是完全坚定地相信世界终结的快速到来。”(52)而布尔加科夫对于《启示录》思想的分析和阐述，尤其使人受到启发。他认为，《启示录》既给出了救主“我必快来”的承诺，又没有告知救主到来的具体时间，这其实包含了两种意义：“一是历史终结时间的不可知性，一是生的必要性和义务，前者并不能消除后者。”他进一步阐释道：“历史是应当亲身度过和走完的，而不是某种可以终结的东西，走过历史不像是走过一段黑暗的空走廊而进入天国那样。这种历史领域的假禁欲主义的虚无主义，被某些人认为是表达了基督教对待世界的真正态度。……在历史中不仅展现着善恶斗争的悲剧，而且也在成就着某种东西，没有这种成就和在此之前，历史是不会终结的，因此也不会实现基督的来临……”(53)

可以看出，在反教堂派，特别是选择以自杀来获得拯救的那些教徒的末世论思想中，对于《启示录》的理解重心被放在了对于第一种意义的猜断上，而非对于第二种意义的践行上。他们断定，获得末世的救赎是可以通过“走过一段黑暗的空走廊”，一蹴而就地“进入天国”的；历史是可以不靠成就和建树，而靠抛弃和毁灭而终结的。而依靠这种人为的终结历史，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拯救、迎得救主和新天新地的到来。在最为极端的反教堂派那里，甚至出现了一种颇为危险的思想倾向：与其让这个敌基督统治的邪恶世界苟延残喘，不如设法将其付之一炬，使尽善尽美的新天新地早日取而代之。这种思想倾向，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俄罗斯思想和历史进程。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诸多重要思潮和事件，如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政治恐怖活动等，都可以看作是反教堂派这种末世论思想的回声。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

注释：

①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09.С.95.

②关于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日期学界尚有争议，如В.И.Лебедев等学者认为该信出现于1515-1521年间；也有学者认为该信成形于1523年底至1524年初(参见Библиоте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РАН.ИРЛИ.Под ред.Д.С.Лихачева,Л.А.Дмитриева,А.А.Алексеева,Н.В.Понырко.-СПб.:Наука,2000.-Т.9:Конец XIV-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 века)；而Б.А.Успенский则将这封信的成形时间放宽至整个十六世纪上半叶。

③Синицына Н.В.Третий Рим:истоки и эволюция рус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концепции(XV---XVI вв.).Москва:Индрик,1998.С.361.

④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⑤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ДИ-ДИК Квадрига,2009.С.61.

⑥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 3 т.Т.2,ч.1.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ыская группа《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1994.С.57.

⑦Там же.С.61.

⑧于芹芹：《俄国旧礼仪派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18-19页。

⑨转引自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94.

⑩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3.С.163-164.

(11)Бердяев Н.А.Русская идея.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рель,2010.С.17.

(12)本文所引用的《圣经》内容为中文和合本的圣经译文，详见《圣经·中英对照》，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

(13)赵敦华：《圣经历史哲学(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2页。

(14)参见赵敦华：《圣经历史哲学(下卷)》，第410页。

(15)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59.

(16)Там же.

(17)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覆灭。由于奥斯曼帝国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拜占庭当地的东正教会遭受了沉重打击。

(18)Успенский Б.А.Восприятие истории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и доктрина "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Сост.Т.Б.Князевская.Русское полвижничество.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6.С.466.

(19)自罗斯受洗至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一直采用“创世纪年”的纪年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公元纪年法，即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公元纪年元年。俄国效仿拜占庭，以上帝创世完成的公元前5508年作为创世纪年元年，因此公元1492年恰好为创世第7000年，当时的很多复活节日期计算表都以这一年作结。

(20)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60.

(21)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25.

(22)原文为Уже твое христианьское царство инм не останется,...Святый Ипполит рече:《Егда узрим обстоим Римъ перскими вои,и перси на нас с скифаны сходящас на брани,тогда неблазнено познаем,яко той есть Антихристь》.详见Синицына Н.В.Третий Рим:истоки и эволюция рус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концепции(XV---XVI вв.).С.363.

(23)Успенский Б.А.Восприятие истории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и доктрина "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Сост.Т.Б.Князевская.Русское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С.474.

(24)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61.

(25)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25.

(26)C·布尔加科夫著：《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9-200页。

(27)同上，第200页。

(28)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25.

(29)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96.

(30)Там же.С.84.

(31)Там же.С.97.

(32)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С.158.

(33)Там же.С.158.

(34)详见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С.159-160.

(35)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96.

(36)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С.165.

(37)Саркисянц М.Россия и Мессианизм/Перевод с нем.СПБ：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н-та,2005.С.64-65.

(38)Саркисянц М.Россия и мессианизм.С.70.

(39)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96-97.

(40)详见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318.

(41)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С.256.

(42)详见Там же.С.167.

(43)详见Там же.С.277-278.

(44)Никольский Н.М.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С.273-274.

(45)Там же.С.276.

(46)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 3 т.Т.2.ч.1.С.75.

(47)详见Зеньковеский С.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С.335-336.

(48)详见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 3 т.Т.2,ч.1.С.75-76.

(49)详见Там же.С.77.

(50)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 3 т.Т.2,ч.1.С.75.

(51)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С.102.

(52)Милюков П.Н.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В 3 т.Т.2,ч.1.С.74.

(53)С·布尔加科夫著：《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