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戴木茅: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

——基于《韩非子》术论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9-01-04 23:14:44
作者: 戴木茅  

   内容提要:《韩非子》蕴含着中国古代典型的治理逻辑,君主以治人而非治事为核心。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韩非设计了操控性从弱到强的知人之术,在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方法中,既有值得今日借鉴的无为而治、广开言路,也有至今仍有影响、值得警惕的君主诈伪。君主逐渐加强的政治操控导致臣属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他们由规则依附转向人身依附,不再以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以迎合君主为己任,这在今日制度建设中要予以抛弃。韩非的知人之术本欲维护政治秩序,却在强力控制中走向反面。

   关 键 词:政治真实  以无求真  以有求真  以真求真  以假求真  韩非

  

   《韩非子》以君臣关系为核心,探讨君主的治国之道,这与倡导伦理的儒家经典相比,具有更典型的政治哲学意义,从这一角度说,以《韩非子》为例分析古代政治运行逻辑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君主治臣模式,剖析君主权谋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虽然君主制已经废除,但是传统的政治心态难免有所残留,梳理韩非的知人之术,有助于反思今日的制度建设。

   依据君术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学者将韩非笔下的君术划分为三种①、四种②、五种③,在这些论述中,术被描绘成为满足不同目的操控而在君主手中的谋略。与前人不同的是,本文试图说明,韩非的术只有一个目的——求真,至于术的种种表现都是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展开,并形成光谱式呈现。本文将首先阐明韩非“术”的本意是去蔽求真,是为了帮助君主获得关于臣属的真实情况,接下来分别论述求真的四种方式,分析“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如何在由弱到强的操控中从建设制度一步步走向瓦解制度。与詹康分析君术在行使中遇到困境不同,④本文要分析的是君术在行使中对政治制度造成的影响。

  

   一、政治真实

  

   学界在论及法家时,常常陷入法家是“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人治说抨击法家专制独裁、肆意而为,法治说则意图由古开新、说明中国法治因素绵延不绝。但是此种讨论的视角只集中于“治”的主体,却被忽略了“治”的客体,由此遮蔽了君主制运行的微妙之处,倒是学者王光看得透彻,他说:“古代管理思想表现出‘人治’与‘治人’高度结合的鲜明特征”。⑤的确,“治人”的评价一语道破君主制的天机。

   “治人”与“治事”相对。人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各方主体的行动互相作用形成政治事件,以公式表达为“行动者→事件”。所谓“治人”,指的是治理时关注事件中个人的行为(公式的前件);所谓“治事”,指的是关注事件整体(公式的后件)。在正常治理过程中,对于事件的管理最终会落实为对于人的管理,可以说“治人”与“治事”相等。但是在君主制之下,由于君主介入,形成“行动者→君主→事件”的呈现方式,从而带来不同意义。“治事”与“治人”的区别在以下事例中体现明显:

   魏王臣二人不善济阳君,济阳君因伪令人矫王命而谋攻已。王使人问济阳君曰:“谁与恨?”对曰:“无敢与恨。虽然,尝与二人不善,不足以至于此。”王问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诛二人者。(《韩非子·六微》)

   这是一个老套的臣属构陷的故事。在“治事”视角中,事件以一元化的方式展现:济阳君构陷二臣,统治者要做的是查明事情真相;而在“治人”视角中,君主的介入使事件分化为两个层次:1.济阳君矫王命攻已,以此来诬陷二臣,这是事件中的个人关系;2.济阳君欺骗君主,这是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关系。在韩非看来,与二臣被陷害相比,魏王被欺骗是更严重的事件,因为在君主制中,臣属对君主负责,一旦君主受到蒙蔽,就会导致人主处罚不当、臣属趁机为私的恶果。在治人的视角中,政治真实分化为“关于人的真实”和“关于事的真实”,君主要治国,必须掌握关于人的真实情况,至于君主在查明真相后如何处理、为了政治利益又如何向民众呈现关于事的真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统治逻辑下,若想“治人”,必先“知人”。

   虽然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是君主治国的逻辑起点,不过遗憾的是,政治生活中君主常常受到欺骗,并由此引发秩序危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记载:“有夏氏观其容以使,及其亡也,皆伪其容。殷人之所以代之,观其容,听其言,凭其所以亡,伪其容,伪其言。周人之所以代之,观其容,听(其)言,侯治者使,凭其所以衰亡,忘其侯治也。”这是说,夏朝的时候判断臣下只依据容貌(面目表情),到了夏亡时臣下都开始伪装表情了;殷商时除了“观其容”,还增加了一项“听其言”,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到了殷亡时,这也不管用了,因为人们也可能伪装;到了周人时,又增加了一项原则,“侯治者使”,就是任用那些通礼义之人,而周之所衰亡,就是因为周忘了这样的原则。⑥臣属出于自保、自利对君主有所隐瞒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韩非提出一系列知人之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有了潜藏于心、不动声色掌控群臣动向的术,就可以“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韩非子·有度》)。概括起来,这些求真之术有三个要点:首先,求真的主体是君主。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说,只有君主才有权力去获知臣属的真实情况,而臣子决不可窥测君主的真实意图,要坚决避免“揣摩圣意”的行为。其次,求真的行为不对等。虽然君主要求臣属展现真实,不能有欺骗隐瞒,但是对君主来说,他的言行可真可假,只要能获取臣属的真实情况,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再次,求真的手段广泛。君主既可以通过无为之法让臣属展现真实的自己,也可以在主动督责中剥落臣属虚假的外衣。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术体现了君主操控手段由弱向强的变化,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求真之术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二、以无求真

  

   “以无求真”中“无”意为“无为”,即君主以无为而治的方式获得真实情况,这是行动力最弱的知人之术,表现为“不知真,且不主动行动,以求真”,君主不需要刻意采取任何行为,只要“执一以静”,就可以“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韩非子·主道》)。

   老子对于无为而治的看法是君主不要过多地干预民众,免于“打扰”的人民可以自己生活得很好;儒家则希望用君主的无为来帮助人们重新展现本心,当人们能依据本性行事时,君主就不需要具体的治理措施了。与道、儒强调于无为中发展个人相比,法家的无为更重视对个人的管控。“无为”在《商君书》中没有出现,在《管子》中出现9次,不过只有《心术上》中出现的6次与法家对无为的解释有关。⑦《管子》中最能体现政治生活中君臣角色定位的一段是:“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管子·心术上》)。如果将身体视为政治有机体,那么心即君,耳目即臣,这段话指明,在政治中,君(心)要通过无为来能控制臣(耳目),君要无为,臣要有为(守其分)。到申不害提出无为而治时,他将治的含义拓展为两层:一方面,继续沿袭老子“不干涉”之意,“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申子·大体》)。只要君主不对政治事务干涉,其真实情况会自然显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不显现”之意,这由防止臣下窥测而引申出。以前诸子的无为观都止步于君主的独立地位——在他们看来,君主是独立自为的,但是申不害则有创见性地指出,君主可能受到臣属的“干扰”,“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惟无为可以规之”(同前)。

   韩非以无求真的术继承了申不害无为而治的观点,同时发展出通过获得政治真实来掌控政治局面的含义。前文已经说过,以无求真的行为模式是“不知真,且不主动行动,以求真”,其具体含义是:就前提看,君主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行为看,君主的表现是不行动;就结果看,君主获得真实。这三点中关键之处是“不行动”,如申不害一般,韩非的不行动也从“不干涉”和“不显现”两方面展开。

   为了获得真,君主不要干涉臣属的活动。“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韩非子·主道》),以虚静为方法,君主虽然不主动操控事务,但也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方池塘,如果想看清塘底的石子,若将水搅浑,自然无法看清底下的情况,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等池水平静后仔细观察,君主对于臣下的观察亦是如此,少施外力,让臣属自然显现,如此一来才会取得良好效果。

   另外,为了获得真,君主不要过多显露自己。韩非与申不害一样,洞察到臣下对于君主的欺骗和逢迎。“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韩非子·主道》)臣属之所以要对君主察言观色,原因也很简单——避害趋利。在君主独断的时代,臣下的身家性命掌握于君主手中,一言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臣下为了自我保全,常常会顺着君主的心意说话以避害;同时,由于臣下的荣誉恩宠均来自于君主,当其说出君主想说而未说的话时,会让君主觉得想己所想、急己所急,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亲近感并对其加以重用。韩非比申不害目光更为敏锐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由逢迎而带来的“信念共振”:“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韩非子·奸劫弑臣》)。臣属赞成君主所赞成的事项,并不是因为他们也如此认为,而只是源于君主赞成;臣属反对君主所反对的事项,也不是他们真心反对,也只是因为君主是这样想的而已。当这种误导性的赞同出现时,君主会产生信念共振,以为自己英明神勇、决策得到热烈响应,并在这种错误认识中不断强化自己的决定,从而给政治带来危机。为了防止信念共振发生,韩非提出君主必须无为,通过掩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来获得臣下的真实想法。

   总之,韩非以无求真最大的特点是“身无为,心有为”。君主表面上不积极行动,既不干涉属下言行,也不展现自己的好恶,但实际要洞若观火,在仔细观察臣属的表现后辨明真实情况、做出正确决策。

  

   三、以有求真

  

   “以有求真”是君主获得真实情况的第二种方式,表现为“不知真,但主动行动,以求真”。此时的君主虽然依然不知实情如何,但是他不再无为而治,而是开始有所行动,通过广泛听取群臣意见、经过分析判断来获知实情。“以有求真”是韩非观点中较受肯定的部分,就《韩非子》文本而言,“以有求真”包括“一听责下”和“众端参观”两种递进方法。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对“一听责下”的解释是:“一听则智愚不分,责下则人臣不参”,这是说,君主全面地听取意见,愚和智就不会混乱;督责臣下行动,无能之人就不会参杂于有能者之中。在一听责下的过程中君主有两个动作:听、责。

关于“听”的状态,韩非限定为“一”,与“圣人执一而静”(《韩非子·扬权》)相关,君主在“一听”的过程中,还保持有无为的些许因素,不主动介入,虚静而听,这就意味着“听”要避免干预,不要因为君主动怒而打断臣下说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365.html
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17年 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