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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农民协会”轶事

更新时间:2019-01-04 16:48:41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80年,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态度基本一致,均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然而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农民协会也未能成功建立。本文梳理了关于成立农民协会问题的始末。

   1980年春天,在围绕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议呈胶着状态同时,农民协会问题被九号院提上了高层政策议程。四十多年来,农民协会问题虽然持续受到朝野高度关注,但这是唯一一次正式提上政策议程。建议筹备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是九号院里的国家农委正式提出的。与包产到户的政策命运相反,农民协会刚进入政策议程即遭搁置。在杜润生出版的农村改革著述中,颇多谈及农民协会事,但未系统叙述,本文略作梳理。

  

1、1980年农委工作重点


   1979年2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要求,农委设定了1979年的工作重点,主要有:部署落实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组织全国农业自然资源普查分析、开展农业现代化试点、重新布局全国的商品粮基地、推进农工商综合发展、推动农民教育工作和农业干部培训等。进入1979年下半年,推动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

   建立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突然提出,个中原委不甚清楚。从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由副总理王任重直接安排,由主持农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亲自操办。

   国家农委推动建立农民协会,工作抓得很紧,工作节奏很快,议程初始设置即相当高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王任重召集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座谈,重点是征求意见分管农村工作省市和部门领导,讨论建立农民协会问题。与会中央委员、省委领导人大都认为,原有的“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应当探索建立新的全国性农民组织即农民协会。

   这里所谓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当时农村中以阶级成分作为标准成立的农民组织,即贫农和下中农的共同组织。当时农村中的阶级划分,主要有主要有五种,即贫农、下中农、中农、地主、富农。文化革命中,贫协的主要作用,是管制、监督、改造、教育地主和富农。地主、富农摘帽以后,贫协如何处理,王任重曾经口头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表示,地主、富农摘帽的同时,撤销贫下中农协会不妥,应该考虑新的农民组织。

   1979年12月上旬,国家农委在天津召开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各省(市、区)农委负责人,也邀请了一些地县教育部门负责人。会前,王任重指示,利用这次会议机会,把有关省(市)“贫协”负责人也请来,一起讨论成立新的农民协会问题。当时,文革结束后,有些省陆续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十五个省有贫下中农协会。在分管科教的农委副主任何康主持下,座谈会开了一周。

   12月4日,会议结束前两天,张平化从北京赶来,召集十五个省贫协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贫协是否保留,是否成立新的农民协会。从会议记录来看,所有发言者都积极赞成把贫协转变为农协,认为建立各级农民协会,特别是中央层面建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组织,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

   座谈会结束时张平化讲话:“农委认为,成立农民协会是一件大事,曾多次征求意见。昨天,王任重同志招致农口各个部长开会,还谈到此事。我们一有机会,就找一些同志座谈,或个别交谈。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曾召集部分中央委员座谈。今天的座谈,内容生动丰富,比上次更具体,道理说得更清楚。同志们的主张完全一致,就是办农协。全国性农民协会办起来以后,贫下中农起骨干作用。与此同时,贫协完成历史任务,即不必要单独成立贫下中农协会,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次会议比上次更加明确了迫切性。是时候了,应该及时解决问题,很多同志讲越快越好,拖不得,越拖越受损失,确实不应该再拖下去。现在已经在农民中,首先是在贫下中农中,产生了很多意见,不理解,不满意,也存在不满情绪。”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委婉地批评了一些省撤销贫协:“中央31号文件,指出‘贫协不动为宜’,是针对有些地方要撤销而写的。这句话不是要撤,是不撤,实质上是主张不撤销。如果撤销了,道理上讲不通。这是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能那么轻率地撤销。”张平化还鼓励那些贫协负责人继续做好工作:“中央不赞成撤销现有的贫协,中央不会宣布撤销,不会否定贫下中农集会结社。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在党领导下搞四化建设的需要。十几个省协会还存在,要自己开展工作,挺起腰杆干工作。只要中央不撤销,就积极发挥作用。要积极工作,不要消极等待,更不赞成关门走人。”张平化最后说:“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成立农民协会,要决断,越快越好。但是,国家农委无权决定。决断要有中央,我们要及时反映情况和意见。

  

2、张平化的阐述


   12月6日下午,张平化在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上作大会总结讲话。张平化的总结讲话,只是在开头部分讲了农民教育的问题,3/4以上的篇幅是讲农民协会的成立。关于农民教育,张平化在总结讲话中表扬了一些基层单位,不但要扫除旧文盲,还有杜绝新文盲,普及五年小学要下大力气。这一步迈不开,普及初中高中就没有基础。然后,张平化将话题转向农民协会问题。这个大会讲话,是张平化作为主持农委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对于农民协会问题的再次阐述。

   张平化说:“这次座谈会整整两天,参加会议的同志,每个人都发言了,一致主张成立农民协会,名称也一致,或者简称农会,也就是农民协会。主张要有全国的组织,也是个一致的意见,把牌子挂到北京,有同志建议叫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没有一个不赞成的。比上次讨论更加一致,更加具体而生动。成立农民协会,不但有重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迫切性更加讲得尖锐突出。”“为什么?重要道理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有9亿人民8亿农民,各方面都有群众自己的组织,占人口80%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有呢!工人阶级有工会,青年有团,妇女有妇联,科学有各种协会,文化系统有各种协会,文学戏剧等十几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协商,儿童也有组织。如果80%的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说不出一条道理!”。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结合他本人经历,谈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他说:“1927年初,北伐军到武汉,我参加了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那时,毛主席刚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回到武汉,首先在武汉办讲习所。毛主席说,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是革命先锋。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演讲。印象很深刻,一直忘不了他的话”。“不久,北伐军从武汉继续向北打,5月以后,我们在河南打了几仗,与冯玉祥部队会师。会师后的军官会议上,我们这些军官对农会组织、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分成两派。一些军官说,湖南痞子太多,过火了!通过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对照就能看出革命或者不革命,不在于他自己标榜是什么”。“北伐战争,从广东到南京、武汉,所以能一路无敌,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支援前线,巩固后方”。

   张平化又讲到追随毛泽东建立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事情,讲如何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张平化话讲得声情并茂,故事生动,引人入胜。但是,他发现这段历史似乎占用时间过多,说:“历史不多讲了。总之,没有农村的革命,国民革命不能成功。毛主席讲,国民革命,十分功劳,农民占七分。当时,革命不革命,要不要农民运动是个重要环节。”

   张平化归结说:“农民应该有组织,此外还有很多理由,但是,最大的道理是两条:现实需要的道理,历史经验的道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农民有组织”。

   接下来,张平化阐述了农民协会的任务。“大家都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讲五条:第一条,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政府不能侵犯;第二条,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进行自我教育,党和政府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不能代替农民的自我教育;第三条,动员农民自己参加生产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搞好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是生产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四条,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五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他说,将来的农民协会章程,还可以写很多条,甚至八条十条。”

   张平化对于农民协会,出乎意外的重视。做了大会总结报告的第二天,12月7日,张平化又再次在天津主持有关省贫下中农协会负责人座谈。张平化说,“今天会议,主要听听同事们对我昨天讲话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张平化对前一天的报告做了新的发挥和补充,感叹有些遗漏,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同时谈到,他讲话从来没有列提纲的习惯。在会上,他听大家谈了感想和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农民协会的具体问题。湖北代表发言说:“人们说,当初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管制地主、富农的,现在不需要了。”张平化回应:“贫下中农协会也是团结中农的政策,不是孤军奋斗,农民协会成立前,也可以带领所有农民为四化奋斗。在新的形势下,贫下中农协会,不是完全不适用,而是不完全适用,有些章程还是可用的”。天津代表问:“农民协会会员,摘帽地主富农,可否参加?”张平化说:“在章程中研究,一般来讲,所有农民都可以参加”。

  

3、王任重的部署


   实际上,关于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以取代地主富农摘帽后,相互对应的贫下中农协会,副总理王任重有更加集中具体的阐述。或者说,早前一年,王任重就对于成立农民协会有比较成熟的想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这个事情成为王任重思考农民协会的重要起点。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向阳招待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召开农村形势座谈会。王任重在讲话中,特别批评了在报上宣传“恐右病”,列举了一些社会现象,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存在的必要。为地主摘帽和重新审查四不清干部,不能由上边定,都要经过贫下中农,否则地主就会翘尾巴;为“四不清”干部平反,搞得不好,在台上的干部也不服。”由此可说,王任重对于农民协会的政治定位,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农民协会。在王任重看来,农民协会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对于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继续进行监督甚至管制。或者说,王任重希望成立的农民协会,主要是服务于新形势下的农村阶级斗争。张平化在天津会议上所阐述的农民协会的作用,更强调要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与王任重的阐述重点又有所不同。

以天津会议作为依据,农委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建议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报告说:12月4日至5日,国家农民邀请了参加全国农民教育会议的省市区贫协负责同志座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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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村庄与城市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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