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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9-01-03 23:34:17
作者: 李剑鸣  

   内容提要:在近期的美国革命史学中,美国史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议题加之于美国革命,把普通人和边缘群体视为革命的主体,特别关注革命的破坏性和受害者。这些新的解释策略汇合在一起。共同瓦解了以往对美国革命历史意义的界定。在这种学术语境中,有必要把美国革命还原为一场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的政治革命,着重探讨它在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变化,尤其是关注它在现代民主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更准确、更清晰地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关 键 词:美国革命  民主革命说  两分法模式  现代民主的形成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thesis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dichotomous patterns  the making of modern democracy

  

   美国革命史学本身就是一部丰富而驳杂的历史,相关论著的总量早已超出了单个学者所能掌握的限度。美国革命中的大小事件,革命时期美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历代史家置于放大镜下观察和辨析。当前所有能讨论的问题,大抵都是老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探讨美国近期美国革命史学的文章,重点考察了激进史家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从中可以看到学术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已达到何等激烈的程度。几年前,我曾到费城参加过一次美国革命史研讨会,对美国革命史学当时的热点也有亲身感受。目前美国革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大多来自于以往被遗忘、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领域,关于革命的颠覆性解释也纷纷出台。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强调革命的负面效应,关注革命的破坏性,同情革命中的中立者、反对者和受害者,批评革命者遗留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在这种史学潮流中,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免大受冲击。①但是,如果让美国革命回归为一场政治革命,并把它置于18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它在政治领域造成的变化,或许能看到一些目前正遭到淡化或掩盖的东西,对于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会有新的认识。

   早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的变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不过,他们当时所说的美国革命,却与后世史家的界定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通常把革命和独立战争等同起来,认为摆脱英国的统治,不仅促成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而且带来“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根据当时权威字典的释义,这正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②这就是说,当时人将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像后世史家那样,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元素注入美国革命之中,把它变成一场包罗广泛、主题多样、内容驳杂的事变。因而不足为怪的是,在1783年以后,当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人士谈论和反思这场“刚刚过去的革命”时,最受关注的是它在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

   在当时人看来,美国革命所造成的深刻的政治变动,涉及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观念等多个方面。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政府原则或形式的革命。③詹姆斯·麦迪逊在称颂美国完成了“一场人类社会编年史上未有其匹的革命”时,也称这场革命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建立了“地球上尚无先例的政府体制(fabrics of governments)”。④约翰·亚当斯在晚年几次谈及他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并不等于独立战争;“人民在原则、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乃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据他的解释,这场发生于“人民的思想和心灵”的革命,主要是指美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弃了对母国的热爱,为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而认同于新的政治权威,由此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an independent nation)。⑤这样说来,他所理解的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观念和情感转变为特征的政治革命。

   当时正在伦敦学习法律的美国青年威廉·默里,针对欧洲精英中间流行的误解,就美国革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做了详细的阐释。这位来自新世界的年轻人不无自豪地宣称,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美国革命这样的情形,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种“最为文明、最为复杂的联合”之中,并没有政府,于是自己行动起来,依据“无可争议的平等”,召开一个“创始大会”(original convention),建立了一个“文明的政府”。这个政府奠基于“自然权利”之上,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民主政体”。而且,这种民主政体是在美国社会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府形式,最适合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的特点,是“社会幸福的源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民会通过革命自然而然地建成民主政体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想法唯独有利于民主政体。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北美并无任何人有什么“无节制的野心”,也未形成一个世袭的荣誉阶层,没有压迫,也没有任何军事政府所造成的不利状况,因而美国革命就只需保障已然存在的根本的平等,使得贵族制和寡头制丧失任何基础。总之,在美国这样一个“权利完全平等”的地方,采纳“自由的政体”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⑥默里在这里借助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共和主义等激进的理论,并基于他对美国社会独特性的理解,透过与欧洲相比较的视野,把美国革命诠释为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

   稍后,在法国革命所引发的剧烈政治震荡中,曾参加过美国革命的托马斯·潘恩返回欧洲,写成《人权论》一书,全面批驳埃德蒙·伯克关于法国革命和英国政制的观点。在潘恩看来,伯克对法国革命满怀敌意和误解,表明他完全不明了世界历史的大势。潘恩断言,贵族制和君主制的覆亡,民主共和体制的兴起,乃是时代前进的方向;而这一趋势正是美国革命所开启的,并借助于法国革命的推动而加速。他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是一个自由反对奴役、民主冲击专制的新时代的开端。潘恩写道:“美利坚的独立如果仅仅被看成是脱离英国,而没有一场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伴随它,那它就是一件不甚重要的事情。”潘恩致力于对政府进行“祛魅化”,称之为“一国人民依据社会的原则的一种联合”;旧政府体制以世袭和暴政为特征,统治者自我攫取权力并加以不断扩大;而新政府体制则以代理和代表制为基石,以自由与和平为鹄的。美国革命开创了这样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它把现代的代表制“嫁接”到古代的民主制之上,促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⑦为了捍卫法国革命的民主原则,潘恩刻意把它与此前的美国革命放在同一时代潮流中,将两者都诠释为民主革命;为了突出美国革命开创新时代的重要性,他又着重强调它所取得的民主成就。于是,他一方面把美国革命嵌入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把它创立的新政体刻画为一种融贯古今的优良体制,另一方面又将美国革命置于大西洋视野中,极大地提升了这一边缘地带的“叛乱”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在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每当论及美国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意义时,美国历史学家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同现代民主联系起来,并称之为“人民的革命”。其中卡尔·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说”,是久已为学界所熟悉的观点。贝克尔认为,美国革命既是“争取内部自治”的运动,也是追求“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的斗争,而且后一场运动更为关键。⑧随后梅里尔·詹森发展了贝克尔的论点,并提出了“内部革命说”,把美国革命诠释为享有政治特权和没有政治特权的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人民大众”反对“地方贵族”的革命。他强调,美国革命基本上是“一场美利坚十三个殖民地内部的民主化运动”,从美国政治史和宪政史的角度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具有“提升多数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取向。⑨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具有宽广视野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把美国革命与同一时期发生在北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事变结合起来考察,将18世纪最后40年命名为“民主革命的时代”。他发现,这个时期大西洋世界多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目标和原则上具有明显的共同性,那就是追求民主。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这些“民主革命”的历史内涵,他特意对民主做了具体的界定。他指出,18世纪的民主侧重的是平等,反对传统的社会分层,打破正式的等级制度;具体到政治领域,民主针对的是“固定的、拥有特权的、封闭的或自我吸纳的人群对政府或任何公共权力的占有”,反对那种仅凭自己的特权、地位和“历史的”权利就对他人行使强制权力的体制,力求代之以“权力的代理和官员的可撤换”。⑩帕尔默以史家的专业本能意识到,18世纪中后期的民主,与二百年后的民主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他力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界定“民主革命”的命题。

   与此同时,“民主革命说”在美国史学界也备受质疑,新说不断问世。伯纳德·贝林通过对独立战争爆发前若干小册子的解读,发现革命者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个人权利、人民主权和官职轮流,而是自由、美德、奴役、腐败这样一些问题。(11)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则说,当时多数美国人感到革命的意义在于,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共和的世界。这无异于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共和主义革命。针对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时代”之说,伍德明确提出,把这个时代叫做“共和革命的时代”可能更加贴切,因为是共和主义和共和原则最终摧毁了当时的君主制社会。虽然英国和欧陆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共和主义的苗头,但是唯有美洲似乎是专为共和主义而准备的,它没有压迫性的官方宗教,没有册封的贵族,没有巨大的财富差别,没有人民普遍陷于懒惰和贫困的现象;这样一个以“人人都是自由持有者”为自豪的社会,显然是最适合共和主义的理想社会。而且,美国革命并没有创造共和主义,只不过把“美利坚生活中的共和倾向”带到了表面,最终完成了从君主制向共和主义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仅限于政府的领域,而且涉及整个社会;正是这些变化使得美国革命成为“一场真正的、激进的革命”。(12)细究起来,“共和革命说”与“民主革命说”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两者都承认,美国革命致力于推动自由、平等和公共参与。不过,如果说“民主革命说”更侧重权力关系和政府形式的变革,那么“共和革命说”则更强调社会、观念和风习的改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美国学者既不接受传统的“民主革命说”,也反对新出的“共和革命说”。一些激进史家宣称,以往的“民主革命说”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史观的体现,它把建国之父等一小帮精英人物视为现代民主的缔造者,把美国革命描述为精英领导人带领人民大众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历程。至于“共和革命说”,则更是将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普遍化和纯一化,由此模糊、遮蔽甚至删去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政治意识与革命诉求。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革命的“民主”取向主要通过普通人的斗争而得以体现,他们争取自由、平等和权力的斗争,促成了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那些“辉格派领导人”在革命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不过是对“户外民众”的积极行动表示担忧,并极力抑制革命中出现的“民主”趋向。这些精英领导人不仅站在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而且借助于自己的优势扭转了革命的方向,最终按照他们的意愿结束了革命。于是,一部美国革命史,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争取和捍卫“民主”、建国精英背叛和压制“民主”的故事。换言之,美国革命被界定为一种新的“双重革命”:对于民众来说是争取民主的革命,而在精英一方则是反民主的革命。(13)这就无异于以“民主革命”的名义颠覆了传统的“民主革命说”。而且,他们不加限定地把一切民众政治行动都视为民主的表现,这样就难免导致民主概念的混乱,并过高地估计民众的政治自主性,把那些出于具体利益而采取的零星行动抬高为具有远大政治目标的自觉运动。

据有的美国学者观察,最近20余年来,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初期的史家重新关注民主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不过,这种在美国早期史家中复兴的民主热情,跟以往的“民主革命说”有着鲜明的区别。如前文所述,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政体和制度的变革,也未把关于立宪的辩论作为重要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诉求和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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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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