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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人民力量的回归

——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更新时间:2019-01-03 23:20:13
作者: 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  
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是第三波民粹主义主流。这种底层对文化和社会的焦虑具体表现为对如下议题的关切:

   第一,白人身份认同。在欧美国家的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中,无论受文化多元主义影响还是出于政治正确考量,对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等少数裔群体利益的维护偏好至少在说辞上受到鼓励。主流政党和社会价值观对少数裔群体的关心带来白人的失落感。信仰基督教的男性白人被要求收敛起他们的优越感,尊重其他少数裔群体的利益。尤其在经济不景气年代,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却被要求去同情他人。右翼民粹主义抓住机会,为这种心理发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但他们仍然认为“少数裔群体被过分溺爱和赋予有限地位,他们从沉默的、受苦的大多数群体中获得了过多资源”[20]32,结果造成少数裔和多数群体的分裂。民粹主义及其支持者呼吁重视尊重传统价值观念,恢复对主流群体的重视和尊重,建立白人身份认同。一旦“政治正确”不再流行,民粹主义得到中下阶层白人支持,就会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将改变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第二,移民危机。移民导致欧美国家白人数量相对下降而其他肤色人种和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数不断上升。冲击欧美国家人口结构的移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影响形成的移民,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国家干预造成的西亚和北非等受到战争困扰而流离失所的国际难民。以美国为例,2015年8月,美国共有4 21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13.3%,达到105年来的最高点[21]。这些移民既带来经济问题,加剧中下层劳动者就业困境,又挑战福利国家体系,导致犯罪率不断上升,引发社区治安问题。移民和原居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性等文化层面存在冲突。移民加剧了在经济上原本就困顿的中下白人阶层的不满,形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中“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与“福利沙文主义”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口号是“非法移民必须滚蛋”,他甚至提出针对非法移民的五个具体措施。欧盟也没有比美国宽容到哪里去,对穆斯林的态度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头巾问题上,欧盟多国先后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戴头巾,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因为拒绝佩戴头巾而取消了与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的见面[22]。

   第三,恐怖主义威胁。与移民问题相互作用而加剧社会群体间对立的是西方普通民众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恐怖主义在“9·11”事件之后并没有随着西方国家屡次境外军事打击而得到控制,伊斯兰国(IS)等极端恐怖组织仍然是欧美民众头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西方文明和穆斯林的博弈不仅体现在战争区域的冲突中,而且伴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出现在了欧美国家本土上。自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袭之后,比利时、美国、法国、英国等相继遭受了影响恶劣的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6月12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枪击案,是“9·11”事件后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多少有些沾沾自喜地在其推特(Tiwtter)上发文指出:“我在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上预测准确!但我不需要祝贺,我想要强硬与警惕。”[23]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忘记了奥兰多枪手并非移民而是出生在纽约的美国公民。可是没有人计较这一漏洞,因为特朗普准确抓住了美国民众脆弱的安全感和希望发泄怨气的心理。不仅境外穆斯林,而且境内穆斯林及其后裔,甚至与基督教白人所持信仰或肤色不同的人,都可能被视作有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特朗普一上台就颁布“禁穆令”,要求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和移民危机一样,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激发了排外、种族歧视、信仰歧视等议题。

   第四,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与分离主义的暗流涌动。在民粹主义浪潮中,“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再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24]224、“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体现为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个人对本国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民粹主义与上述思潮相融合,在层次上超越主权国家内部的群体对立,呈现为对国家和超国家权力(包括联盟和组织)的反抗。20世纪90年代,与民粹主义和全球化一同出现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欧盟诞生,形成了超越国家界限的政治经济高度关联的超国家组织。在这一政治设计中,国家主权部分让渡给超民族国家,国家概念伴随人员、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出现了淡化趋势。但是,欧洲一体化没有给欧盟各国带来相同的发展机会,反而造成了新的民族矛盾和国家利益冲突。在欧洲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家自身利益和欧盟利益的冲突日益显著,个别国家开始对欧盟这一制度设计产生怀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回归,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是疑欧主义思潮的很好证明。脱欧呼声鲜明地表现在中东欧国家左翼民粹主义诉求中。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经历了债务危机,欧盟对希腊、西班牙等国采取苛刻的财政紧缩政策,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沦落为欧盟的“二等公民”。对他们而言,与其勒紧裤腰带,痛苦地寻求融入欧共体,不如重拾民族自尊。他们宁愿背弃和欧盟的结盟,也要重新获得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自信。2016年圣诞节前夕,在已经超过预算的情况下,希腊总理、激进左派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仍然宣布向低收入养老金领取者发放6.17亿欧元节日费,兑现其2015年竞选成功时向希腊民众许下的“摆脱屈辱和痛苦”[25]的诺言。齐普拉斯表示,“希腊通过牺牲自己的人民帮助欧洲应对移民和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是时候让欧洲认清这个事实了”。在整个欧盟,疑欧甚至脱欧的情绪普遍蔓延,民粹主义政党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是很好的印证。2014年5月26日法国地区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出炉,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77个席位中的24个。意大利五星运动党(Five Star)获得21%的支持率,英国独立党(UKIP)获得27%,希腊激进左翼政党联盟(Syriza)则获得26%。极端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站稳了脚跟,法国总统奥朗德称之为“一个打击,一场地震”,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格(Nigel Farage)则欢呼“欧洲一体化的大势在今晚结束”[26]。

   当然,第三波民粹主义的出现不仅展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软弱无力,民主赤字严重。左右翼政党政策趋同,主流政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选民诉求,欧洲选民投票率在过去20年间下降明显。主流政党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党派斗争上,政治极化日益严峻,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妥协与共识被“否决政治”(vetocracy)取代。建制派精英漠视公民诉求,热衷“权力游戏”,普通民众对政府和政客表示强烈不信任。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将此概括为“政治的终结”[27]50。全民公投在各国频繁使用,是代议制民主有效性存疑的有力佐证。除了国家层面代议制民主普遍存在的民主困境,在国际层面,由于超国家共同体和跨国组织兴起,主权国家的部分权力被让渡出去,诸如欧盟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力量从政党官员手中获得权力,以处理类似边境控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导致所谓“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政治的出现。政客们总是宣称他们对欧盟的责任超过了对选民需求的回应,这会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这个角度说,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不是由于其本身有多精明,而是由于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无能。

   在媒体层面,新媒体发展对民粹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解决了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问题。互联网、电视、社交媒体的发展使政治家们的主张可以被迅速传播和讨论,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形成支持或反对的合意。民粹主义的基础是一群“同质”的人民,媒体的发展给了他们线上讨论、线下开展运动的联合媒介。新媒体也给民粹主义政客提供了宣传自己思想的平台。民粹主义很多话语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正确,简单直白,具有爆炸性、博人眼球和简单深刻的特征。这一点与媒体对信息的需求不谋而合。“媒体共谋”强调媒体和民粹主义“供需关系”的互惠性,无论是否出自媒体本意,二者相辅相成,一些打破传统政治正确观念的言论得以快速传播。特朗普利用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其思想,甚至在执政后仍然“推特治国”就是例证。

   综上所述,第三波民粹主义的原因相对复杂。除了经济、政治和媒体层面的因素,需要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此轮民粹主义诱因中“文化冲击”[4]的力量。对少数裔、移民、难民、恐怖主义、欧盟一体化等身份认同和安全议题的态度成了吸引民众、分化选票的新主导因素。民粹主义“中心地带”的分野由此显得更加丰富,不仅表现为左翼对“人民”与“精英”对立的强调,也表现为右翼在“人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当我们惊呼民粹主义“两极化”并存,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同时流行时,我们需要明白,社会文化问题的政治化和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了右左翼民粹主义。而前者的上台表明主导因素出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转向。断定民粹主义是全球化失败者的反抗,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一种误导。

  

三、民粹主义再评价:人民力量的回归

  

   区别于以往两次民粹主义浪潮,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展现出了诸多新的特征,包括社会基础、决定因素的变化,在不同权力层次都有展现,与其他极端思潮合流,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民粹主义在理论上仍然可以在民主政治概念下得到解读。

   第一,第三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已有所变化,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社会文化因素政治化及“中心地区”多样化使民粹主义呈现出“右”的一面,与“草根”抵抗“精英”的左翼民粹主义相比,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对任何一股政治思潮的性质判断是必要的,但非左即右之类的简单政治判断难以囊括民粹主义的内涵。在前两波浪潮中,民粹主义更多表现出左的一面,对“中心地带”的划分简单依靠经济因素,形成“草根”和“精英”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反抗。第三波民粹主义开始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不再局限于经济议题,而同种族、性向、宗教等议题联系在一起,在民众之间引发进一步分裂,形成新的“中心政治议题”[5]128。民粹主义在本轮中存在左右翼同时爆发的现象,且其中右翼势力迅速扩张,影响力并未随着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完结而衰退。英国本土2017年上半年发生的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等极端右翼力量的兴起,彰显了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变化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右翼民粹主义正在以社会阵痛的方式发声,并且其影响力日益彰显。

第二,第三波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展现了社会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对当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欧美国家主流社会对白人身份认同的诉求,对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恐惧,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对抗双方的主体从单纯的“草根”与“精英”扩展到“多数裔”和“少数裔”,同质的民众在内部进一步分裂为“大部分的主流民众”和“少部分的非主流民众”。由社会文化而非经济凝聚起来的“人民”内部更小的“共同体”具有更多想象的成分。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充满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情绪与先前经济困顿带来的不满、焦虑相结合,表现得更加极端,造成的社会裂痕也更加深刻。人们开始忽略同性恋、妇女权利和环保问题,更仇视和恐惧身边其他肤色人群或其他信仰持有者。正如罗蒂预言的那样:“很可能,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40年里赢得的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拿妇女打趣和蔑视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28]66罗蒂没有预见到的是,人们还对伊斯兰教和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人群充满敌意。社会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更多地散播了仇恨并造成了社会分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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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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