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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话语重构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9-01-03 00:38:56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而忘记了从中国经验本身建构适切的政治学理论;政治学者总是从国外看中国、从他国(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眼光看中国,这样看待的结果往往是批判性的甚至是标签式的,而不是解释性或建构性的,尤其忽视了政治学学术所具有的正当化功能。也因如此,政治学者在研判当代中国政治时忽略了来自中国自古至今的本土资源,也未能深入当代中国政治内在的复杂机理,或未能看到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党政主导型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性;政治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特殊性缺乏合理认知,包括未能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起点和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处的全球体系,等等。

   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在政治学概念和理论上表现为:对中国本土政治概念、理论的生疏和回避,主要是忽略了中国自古至今依然有活力、有影响的一些政治概念和理论,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和所信奉的政治理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宣传话语中的政治概念与理论,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主张,等等:简单借用欧美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或建构政治理论,而对这些概念、理论的经验基础和价值取向缺乏基于中国政治事实的反思;基于中国的政治史和丰富的政治实践,原创性地提炼具有学术想象力的政治学概念、理论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足。

   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在政治学方法上表现为:单纯地倚重国外新潮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特别是单向崇拜量化分析方面的研究技术,而忽视了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大历史、大结构大制度、大理论的研究方法从来都不可或缺;简单推崇量化和大数据研究,而忽视了质性研究对理解中国政治丰富性的不可替代性;忽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有效运用,从而使政治学界的部分讨论与党和国家的相关表述存在严重的隔阂。

   2.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

   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之缺陷,前述中国主位意识之缺乏显然要承担相当责任。但主位意识属于研究立场、心态和取向问题,并不能决定话语的全部,尤其不能决定话语的质量和水平。虽然主位意识对研究水平也会产生影响,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政治学话语质量和水平上的不足,主要还是受制于我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不足。而研究水平的不足,不仅归因于我国政治学独特的成长历程,也受制于政治学发展所处的独特阶段。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也不乏思想家深刻的政治思考,但在政治研究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方面存在局限。在我国,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话语体系,学术研究的西方化明显,本土化则刚刚起步。1949年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需要和向苏联的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取向压倒一切,学理和学术的因素受到抑制,学术话语被意识形态所替代;另一方面,1952年我国根据苏联的高教体制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政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能稳定而持续地积累,其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自然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邓小平号召政治学等学科“补课”,②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自20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从早期的编撰教科书开始,逐步转向对经典作品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引用,进而逐步转向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

   从积极面看,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大大增强。政治学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③我国政治学至今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终因其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多次中断以及学术积累的不足,使研究的总体水平尚未达至理想状态。就发展阶段而言,政治学界对欧美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尚未全面完成,结合中国政治经验所作的本土化研究仍在起步阶段。这并不是说政治学者不够努力,也不是说政治学者的努力全不得法,而只是说明学术成长有其自身的周期和规律性,需要好几代学者不断地传承和积累(包括本土化也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以及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和成熟。正是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的不足,导致了政治学学术话语之不足。

   在概念上,政治学者的概念化能力不强,包括对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挖掘和阐释能力不强,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发现并提炼政治学概念的能力不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宣传话语的学术概念化能力不强,对来自欧美的政治学概念的转化能力不足,等等。众多学者仍处在对现成概念的简单套用阶段,而不能很好地结合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为现有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或原创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全新概念。

   理论与概念的表现相近。政治学研究以在学术对话基础上建立理论、促进学术增量为目标,但研究水平的不足使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建构理论上鲜有出色表现。这一方面与国内学者不太擅长建构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的知识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但更多地还是与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在宏大理论的建构上,近四十年的国内政治学少有建树。特别是相对于欧美一流政治学作品中的理论建构水平,我国一流的政治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理论建构雄心和能力都是不足的。在微观和中观层面,我国的政治学者(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在开发这些理论的普遍性方面多少又显得底气不足。换言之,基于中国政治事实而建构的微观和中观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上升到一个普遍理论的层面,或者进入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中,其理论说服力依然是有限的,其学术贡献也是有限的。这既说明我们理论建构的水平不足、理论对话的能力不强,更说明我们对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

   学术水平之不足在方法上体现为:一是诸多政治学研究缺乏明确而规范的方法依据,不管是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理论研究还是政治科学研究,都有相应的方法论基础和具体方法准则,但不少政治学研究和写作,并无基本的方法依据,这拉低了政治学学术话语的水平;二是对现有研究方法的简单模仿或运用,而缺乏对每一种研究方法利弊的警醒,更不能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改进方法运用的具体流程和侧重,说到底就是对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不足,对它们的适用性认识不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者们才会普遍地在方法和技术上作相应的改进,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

   3.学术话语权不足

   除了主位意识和学术发展阶段,与学术话语特别是其影响力(即话语权)直接相关的,就是学术话语的表达和交流能力。换言之,就算研究做出来了,还有一个能否有力地呈现给外部世界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的问题。这自然包括政治学在国内学术话语圈的影响力,政治学对党和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政治学对中国普通公众和传媒的影响力,政治学者的国际交流能力,政治学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被国际学术界及传媒认可的能力,等等。但党和国家更为关切的学术话语权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话语权;二是我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权。部分学者在讨论我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之不足时,也都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紧迫性。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并得到不断的强调,学术话语权上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国际话语权层面。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论是信息的获取、前沿问题的把握、理论范式的运用,还是方法的更新和学者的互动合作,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若要获得发展,都需要充分参与国际交流,并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受国际学术界的检验。只有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和学者,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同行的对话,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从而改进自己的研究。也只有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才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得到应有的评价。否则,学术研究就只能是地域性的或国别性,不能为人类的知识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虽然政治学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和政治性,甚至包含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诉求,但只要遵守现有的国际学术规范,还是有机会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让国际上的政治学同行听到我们的声音,听懂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对国内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拓展有帮助,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相关讨论和争论中的话语权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国内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步,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抵制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和丧失本土意识的“殖民地学术”都不可取。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④政治学研究国际化的核心在于,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来展开研究并从事有效的学术对话,语言仅仅是表现形式和基本工具,重要的在于研究中贯彻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逻辑,而这种科学精神和学术逻辑是能够为国际同行所理解的。这直接关系到国际政治学界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者的努力,更关系到国际社会如何客观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

   学术话语权之不足,不仅表现在国内学者总体上的对外交流能力上,更体现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对外交流方面,由于我国退出了国际政治学会,政治学者只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的活动,这多少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影响力。虽然国家每年都选派了大量的学者到世界各国进行访学交流,但这并未能改变欧美学界主导政治学话语的局面。虽然关于中国政治的议题在国际学术刊物、国际研讨会和传媒上日渐增多,但主导的范式和倾向依然主要是欧美主位的。归根到底,我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相对弱势和在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失语,除了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国际学术范式,主要还是受制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外语交流水平及频率。

   在概念上,学术话语权之不足表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概念和理论(范式)的消费者而不是概念或理论(范式)的生产者,或者即使生产了本土概念或理论也无法将其打造成适合国际交流的通用概念或理论,或者无法将国际通用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注入中国的理解并将此理解向国际同行讲清楚。在方法上,我们更多的是追随者、研习者和使用者,而不是修正者或创造者。所有这些,导致我们在面向国际政治学界时,处在无法自主说话和充分表达的境地——而这显然并非仅仅是语言问题。应该说,短期来看,学术话语权特别是国际学术话语权,尤其需要学贯中西的学者、杰出的外语人才以及发达的交流和传播渠道。政治学界在这些方面尚都比较薄弱。长期来看,还是仰赖于中国主位的高水平研究。伴随着我国硬实力的增强,只要政治学研究真正做好了,相关话语也就更容易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三、基于话语重构,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


   应该说,反思我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包含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彼此替代。不应强调某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也因此,重构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促进政治学学术话语创新,进而推进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有必要从这三个层面具体展开。

在政治学的概念上,现在需要基于中国主位意识,重新思考政治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厘定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概念,反思这些概念的所指与能指,尤其是反思这些概念所由产生的经验基础及其携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向,重新界定政治学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别是要反思欧美通用概念的经验基础与内涵逻辑是否适合中国的本土经验?适合的当然应该继续使用,不适合的或有疑问的则需要推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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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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