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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鹏: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内政外交的联动性

更新时间:2019-01-01 22:24:07
作者: 庞大鹏  
强力部门指俄罗斯强大的情报机构等,一直是俄罗斯最牢固的支柱。(17)

   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困难时期、2009年金融危机的调整时期,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面临西方制裁的艰难时期,俄罗斯的经济都遭遇巨大压力和挑战,金融保障能力减弱。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这意味着国家实力的衰退,进而会对俄罗斯的国际运筹产生消极影响。然而,至少在普京新时期内,经济实力的下降并没有对俄罗斯对外投放能力产生明显影响。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间断性周期特点看,在从衰败到崛起的上升周期内,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俄罗斯政治稳定和对外实力的基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前这种体制即便是运用军事的手段也只能实现短期的经济目标,从长远来看,在一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用兵”只能达到一时的目的,而长期的战略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经济现代化与权力结构的自主性之间存在张力。

   俄罗斯没有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仍在经济全球化边缘徘徊。俄罗斯出售自然资源和武器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自身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很浅,这包括与技术链的联系和对生产全过程的参与。这影响了国内政治。俄罗斯较浅的一体化进程与国家管理体系的落后紧密相连,各地区各部门无法产生对全新经济形态指导与管理的动力,因此,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也因而具有政治性质,被认为是管理体系的问题所致。(18)

   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动员模式、食利者模式、惯性模式和现代化模式。(19)普京虽然打破20世纪90年代寡头的垄断,但由于权力和财富紧密连接在一起,所有权与政治特权关联,俄罗斯能源生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20)普京没有通过稳定的法治体系将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分开,又催生了一个政治关系广泛的新商人阶层。这是一个财产重新分配和寡头阶层不断变化的循环过程。(21)正如梅德韦杰夫指出的:只有实现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才能创新知识和造福民众。这是一种智慧型经济取代资源型经济的过程。(22)而这种智慧型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的自主运行相关。

   普京承认俄罗斯在竞争机制和参与机制上存在的弊端,因此公开提出俄罗斯在国家机制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需要优化管理模式,采取“手动管理方式”。关键在于国家治理机制需要逐步改革,手动管理只是在一个时期合理,而且手动管理与俄罗斯的动员模式相互适应。俄罗斯学者认为,保守派的逻辑所立足的是政治稳定,担心修改“方针”引发国家混乱。但目前俄罗斯已到了维持原状则可能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时期。在缺失实力强大的反对派的情况下,为了政治稳定反而政治封闭的趋势在加强,通过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转移对危机的关注。(23)但是也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已建立起足够稳定的垂直管理体系的现阶段,俄罗斯的发展需要更加富有竞争力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24)

   第三,政治现代化的开放性本质与政治控制的路径依赖之间存在矛盾。

   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原则上甚至依然集中在1861年俄国改革前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上,首先是现代化的类型问题。一种与社会的智识革命和人的观念转型相互联系,重点是人的现代化,着眼于建立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形成竞争与妥协文化结合的民主制度基础;一种与工具理性相关,走技术革新的道路。两种现代化的政治绩效差别明显,前者被认为可以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后者则被认为有可能不断累积矛盾,使现代化进程受挫。

   普京主张的是第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他在2013年的瓦尔代会议上明确表示:俄罗斯的不可替代性、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不仅由外部,更是由国内因素所决定的。俄罗斯要抗御外来以及内部的挑战,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获得成就,就必须依靠受过良好教育和富于创造性的民众,而非自然资源或是核武器。(25)卢基扬诺夫指出普京的这个理念反映了他的新发展哲学,重视的是人的现代化。若要长期在外交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方法,俄罗斯需要在内部营造一种氛围,让社会乃至更广义上的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军事实力仍是大国捍卫自身不可侵犯性的手段,但是在技术和智力领域的竞争才是重中之重,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最重要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对人心、智慧的争夺,对创新人才的关注、吸引,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条件。(26)

   实际上,2009年梅德韦杰夫就提出了新政治战略,指出俄罗斯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政权争取社会支持、稳定民众情绪、避免民粹主义激进化的重要途径,是给民情民意的表达提供适当的舆论空间。但是,目前“控制局势”的议题是普京在乌克兰危机后在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而普京也通过在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改革,完全实现了对政治体系的内部控制。如何让政治体系各部分之间不断的连续改善而不至于出现政治退化现象是普京连任之后面临的紧迫问题。

   上述三组关系反映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普京在对内对外维度打造俄罗斯国家认同时面临的三大难题。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正是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存在上述三组关系,西方认为俄罗斯是一头决不可能驯服的熊。在西方看来,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新俄罗斯,其基础建立在它自己的历史上。俄罗斯不会回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但是其经济远不会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俄罗斯不会接受专制,但是会限制民主。俄罗斯会避免征服性战争,但是又唯恐失掉其权力和威望。俄罗斯将成为令人感到不自在的邻国。

   在西方看来,叶利钦时代法制缺失,新出现的寡头同国家勾结在一起,并把它的控制权伸展到俄罗斯境内及周边。西方认为车臣的野蛮战争是一场灾难。这场战争加强了总统和安全机构的地位,同时也割断了叶利钦同虚弱的民主派的联系。新的资本权力和旧的政治权力建立了联盟关系。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使俄罗斯出现食利者经济,即资源型发展模式,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产生的能源红利发展经济,缺乏竞争动力。而普京已经注定的长时段执政的现实已经让西方在思考它们究竟面临的是普京难题还是俄罗斯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受到苏联时期的影响,更面临沙俄时期几百年的家长式统治的影响,希望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是幼稚的。(27)但是由于存在上述三组关系的传导机制,在西方看来,俄罗斯难以避免进一步走向孤立主义,俄罗斯数百年历史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成为压倒式社会情绪。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是一座围城的理念,让民众相信凡是对现政权的反抗都会带来流血和混乱。在西方看来,俄罗斯举行选举不是为了更换权力而是为保住权力,而这个俄罗斯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苏联的瓦解不彻底。苏联乃至苏联之前体系、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的残余在苏联解体后处于休眠状态,普京将其复活并予以加强。(28)

   西方对俄罗斯的上述理解实际上也是美国2017年制定“反击俄罗斯法”的深层原因。美国乃至西方逐渐累积起深厚的反俄思想和政治基础。西方视野里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普京难题,更有俄罗斯难题。

  

三、外部联动性:俄罗斯的国际观

  

   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外部联动性体现在由此形成的国际观及其外溢效应。在俄罗斯很多精英看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迅速变化。自1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目前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走向末路。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军国主义化重新抬头,军备控制体系被摧毁,这对于俄罗斯保障国家安全所倚重的战略稳定是一种巨大影响。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实践看,俄罗斯难以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俄罗斯政治精英都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的行动别无选择,俄罗斯只能起独立力量中心的作用,只能奉行独立的外交方针。(29)

   随着俄罗斯提出大欧亚思想,俄精英阶层提出,应该建立当代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的会议,遵循均势原则构建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这种体系19世纪就存在了,1814年到1914年被称为欧洲大国协奏曲时代,其基调是在力量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设立共同的游戏规则。俄国内围绕遵循均势原则,逐渐明确很多外交倡议。例如,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定位,卡拉加诺夫认为,第一,上合要成为大欧亚这一新共同体的中心力量。上合组织是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天然谈判平台,前提是赋予该组织更多活力和开放性,将其从一个单纯的地区组织变为安排各组织讨论问题的平台。可以从专家平台开始,随后是欧亚大陆发展、合作与安全的专家—政治平台。利用上合这样的现有国际组织比成立还没有制度基础的新组织更便利。第二,要在上合组织基础上成立新机构。需要成员国首先是俄中两国有效协作。俄中在上合组织内的行动过去由遏制对方在经济领域和在安全领域影响力的意图连在一起。中国负责经济,俄罗斯负责安全。如今上合组织的发展又受制于中印矛盾,需要一个能抹平老矛盾的新机制。这就是一起朝构筑大欧亚伙伴关系前进,后者需要协同各方的努力和具体优势来实现共赢。(30)

   俄罗斯之所以对上合有这样的新要求,与俄罗斯国际观的变化不无关系。2014年瓦尔代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2015年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跨越冲突的逻辑”,而2016年瓦尔代会议的目光更为远大,它的主题“未来在形成中:塑造明天的世界”。这些主题明显与俄罗斯极为关切的国际定位紧密相关。普京在论坛上表示:从实质上说,全球化本身已岌岌可危,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已破产。(31)

   既然全球化处于危机中,俄罗斯希望按自己的构想重塑全球格局与秩序。卢基扬诺夫认为,全球化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当前世界秩序的构建中由于是西方主导,很多国家并没有发挥作用,因此这个世界秩序是不公正的,二是得到俄罗斯支持的西方国家反建制派的政治力量也抵制全球化,认为它不是普惠于大多数人的制度安排。这两股趋势阻碍了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32)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于重建世界格局的声音不在少数。第一,宣称用世界新秩序取代美式寡头秩序,认为世界出现两个对立的进程,一个是美国领导人的霸权秩序,一个是创造没有美国霸权的替代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混乱,世界从多极走向两极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极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极在欧亚。第二,国际关系体系的治理水平下降已成为现实话题,以各种规则为准绳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瓦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秩序正在成为过去。这一秩序还是大规模动荡的根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参与别国的政权更迭。愈演愈烈的中东乱局即是这种错误做法的例证。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将被什么所取代。第三,在国际秩序调整的关键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加剧了这种担忧。俄罗斯致力于恢复自己的硬实力,俄罗斯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要比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更为稳定。(33)

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继2014年的克里米亚回归讲话后,再次发表了关于国际秩序总的看法:第一,西方在冷战中取得了地缘政治胜利。第二,西方在20世纪许多成果是在应对苏联的挑战中取得的,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建立强大中产阶级、改革劳动市场和社会领域、发展教育、保障人权、消除种族歧视等。第三,冷战结束后,本来出现了翻开历史新篇章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是西方却在分享苏联的地缘政治遗产后,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性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公开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输出民主,就像苏联当年向全世界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一样。第四,俄罗斯遭遇了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和北约东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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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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