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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改革开放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

——兼谈中国问题研究感悟

更新时间:2019-01-01 21:06:59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拐点,她所产生的威力,像腾空的火箭,一举扭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衰颓之势,使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国家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无数个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作为一个19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着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有着来之不易的珍惜;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大饥荒”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随后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当农民,对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农民、农业和积贫积弱的现实有着亲身的体验;改革开放后于1983年1月公派自费出国留学。与我一样,当时许多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

  

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的学思践悟


   我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及其研究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我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的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在此之前,我一心沉醉于我自己的学业,对其他事情基本上是漠不关心。当时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难道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这样的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所思、所研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歧视和怀疑我们海外留学生和海归,以为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和海外留学时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有较大差距,绝大多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希望祖国尽快强大起来。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6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早上8、9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通过理论逻辑和国内外众多国家几千年纵横比较深思研究后所得出结论是,国家之间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当时对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落差的震撼与痛苦,对制度重要性的关注,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不少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我的回国梦被一再延宕。毕业之后,我留美任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留学北美的经济学家中在美国大学最早获得终身教职和随后成为正教授的。尽管如此,我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华儿女情,通过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通过筹划和参与中国大学杰出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创新,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中国梦。

   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地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异,无论是侧重点还是研究方法都非常不同。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需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功。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吻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地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但分析和解决实现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要让改革成功,不仅要讲究科学性,同等重要的要讲究艺术性,也就是要让理论对现实有指导作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将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甚至还需要短期应对风险和发展的政策变量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制度参数应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之达到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片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或集中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其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极端重要性,或看问题短视。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脱离现实看问题,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弄不好,其中一些人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使得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时常歧见纷呈、莫衷一是。

   当然,更多的人考虑问题是单向思维,不全面,偏激,走极端,强调一点,否定其他,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某个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或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如在总结改革成功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类似的偏激还反映到学科间的相互鄙视。比如,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少人由于自己所学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自然科学的却认为,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纽约大学有一位叫索卡尔(Alan Sokal)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最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引起对方不少人的赞同,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象、虚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务实,埋头钻研。经济理论和应用的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是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没有科学性和严谨性,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更谈不上内在逻辑,就连简单逻辑都没有,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更是短视,但弄不好,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所以,我们学者特别需要自律。另一方面,我个人信奉的理念是,可以不说话,但不说假话,即使真话有时不合时宜,出于公心也应敢于发声。在这方面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他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们粮食将尽的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得他所管辖的一方人免于饿死。

   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现实性,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然而,仅有理论和实践还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最优而不是长远或全局最优,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弥补可能的短视问题,这样分析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人文社会科学更注重历史视野。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长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的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维度的结合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可能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在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大学前的下乡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生活、学习和行政方面的经历和历练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这样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希望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尽量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下一步发展关键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中国四十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中国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变及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在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大前提下,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更大的力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基本职能边界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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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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