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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家国沧桑与人才胎记:纪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更新时间:2019-01-01 19:56:15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现在旅居美国,成为著名的纳米专家。

   我在77年裸考出来,感觉比其他同学要好些,却没想到被通知“体检不合格”。而在一年前,我就通过了东海舰队特种兵的征兵体检,是相邻七嘴八舌对家母说:东海舰队在蒋光头的老家,蒋家父子要打回来,你们家的独苗不能去。我妈一听就傻了,整天流泪。我的确是独苗,连妹妹都没有,我只好临时放弃。

   半年之后再考,那叫78级,照例请假三天,继续裸考,结果还没有体检资格,说是“分数不够”,中学老师不信邪,帮我托人查分,才知道总分少加了100分。等到查出分数,补办体检,第一批招生却已结束,连本省新建的湘潭大学都关门了。此时此刻,我万念俱灰,别无选择,最想进益阳师专,期待毕业时留校,继续做电影放映员,顺便赡养我的抱病双亲,还可以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赓续我的文学之好。结果因为分数偏高,还没等到益阳师专录取的机会,被湖南师范学院取走。首次走进90公里外的省会长沙,学的还是连中学都没开过历史课的历史系,历史、地理、政治课的试卷都是瞎撞,却偏偏跻身于需要坐冷板凳,专门同死人对话的历史专业。我的高中师长都觉得这个“历史的误会”未免太大,却又无可奈何,劝我认命算了。如果放弃这个录取名额,来年再考,据说就不许录取了。虽然命运之神摧毁了我“走出湖南”的中学之梦,毕竟上大学读书还属于此梦的主体性碎片,我就渴望回到教室,还想看看大学的图书馆是啥模样,还是去报到了。大概因为我不属于数理化不行才选文科,语文不行才读历史,经过一个不长也不短的适应期,慢慢进入状态,学会与一些数学考分之低与历史考分之高都很惊人的窗友对话,在儒法斗争的痕迹穿行的课堂,去寻找“史家之绝唱”。

  

二、苦涩的青春


   肖强的家境异常特殊。父亲是一个出身寒苦、为人正直的自学成才者,因为管不住说真话的嘴,1957年打成“右派”,他还没消停,第二年竟然说全民炼钢是“不讲科学,劳民伤财”。此言既出,罪加一等,开除干籍和公职,夫妻双双从常德发配回湘潭,带着两个儿子东游西荡。漏雨的工棚实在无法住下去,原本就因三寸不烂之舌而惹祸的父亲找领导说:“右派也得有地方住,政府的政策是给出路呀!”此父很有耐心,不断地向负责人宣讲“给出路”的政策,弄得后者理屈词穷,终于在“文革”的中期在韶山路给他两间住房安身。但是好景不长,红卫兵发现了这个老“右派”,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吆喝:“韶山路是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家乡韶山的必经之路,上级指示,限定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在一周之内立即滚出去!”他们还扬起拳头,冲着肖家耀武扬威地挥舞,把年幼的妹妹吓得直哭。

   韶山路无法住了,“给出路”的领导让肖强一家住进一个一半在使用、一半已废弃的公厕,匪夷所思。这两个半的墙与窗并排相连,底层的粪便池是连通的,门旁还有一个臭气熏天、苍蝇肆意的垃圾场。肖强说,“我还记得在用木板封盖住厕所蹲坑时,我潜意识地朝下望去,立即浮现出一种‘板斜尿流急,坑深粪落迟’的意象。那是一间真实的厕所,那就是我们的家。”搬进公厕的第一天,他的父亲让大崽去餐馆买五毛钱一份的油渣炒辣椒,笑着对全家人说,“今天乔迁之喜,打打牙祭。”又说,“日子还是要过的,而且要好好过。你们该看书就看书,想邀同学来玩就邀,只要他们不嫌弃。”忍辱负重的父亲给他们千方百计地借书、购书,要他们读书。他还从哈军工毕业的内弟那里寄来《袖珍英汉字典》和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让强伢子对英语产生兴趣,其英语程度一下子超过其他中学同学,还当上英语课代表,在全校英语演讲比赛中得冠。就是在这个公厕之家,大崽写出一篇被当作年级范文的作文,还被老师推荐给《湘潭日报》发表。高考恢复时,老大被湘潭大学录取,老二进了湖南师院外语系,曾经是厕所之家的两兄弟双双中榜,惊动十里湘潭。

   目前供职广州高校的艺术系教授储晓戈也是师院子弟,他的父亲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音乐人,担任过本校艺术系主任,只因退过党,就很麻烦,长期接受审查与交代,他的付出并非后来的平反和塞进的“副厅级待遇”就能轻易抹去,给子女带来的牵连也很特殊。晓戈告诉我:“像我这种属于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当时感到没有太多的前途和出路,尽管我一直想改变这些,成为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我已写好下乡的申请书,揣在衣兜里,并把家中的户口偷到手中,把父亲吓坏了,连忙说,不要急,不要急,等你妈妈回来,我们开家庭会议,再做决定。当时,我母亲下放在邵阳(已不记得是绥宁还是冷水江),还没调回长沙。最搞笑的是,我一家四口,地处四方:父亲在平江的师院干校参加劳动,老娘在绥宁,老兄下放在湘西靖县,只有我留在长沙读书。老娘听说我要主动到农村去,就从下面急返长沙,苦口婆心地劝慰我:你哥哥在乡下都几乎死心了,过年都不回长沙了,爸爸妈妈又没有能力把他招工上来,你还要下去,这一家子何时才能团圆呢?最后是经过家庭谈判加恐吓,我才放弃原来的想法,走上留城知青这条路。”晓戈是有点美术特长和悟性的子弟,先是在师院的家属工厂做工,转到附中做体育课的代课教师,再到湘潭暮云市空军第19厂子弟学校教书,被单位送到师院美术系76级青海宁夏代培班,才算与他的美术爱好结缘。第二年得知高考要恢复的消息,就请求原单位让他报考,还算顺利。当年长沙地区的美术生报考多达5万人,中央美院没有招生,浙江美院也没来湖南招,只有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来湖南招3个,广州美院招4个,湖南师艺术系的美术专业招5人,竞争之激烈就可想而知。好在晓戈得益于进修,专业没停,艺术专业的特招生只需考语文、政治两门课,因为他的中学是师院附中,文化基础不会差到哪里去,复习的压力不大,就被师院美术系录取。当时虽然父亲已从干校回到长沙,开始上课,协助音乐专业的招生,但主动回避美术专业的招生,晓戈也不需要“问题父亲”的特殊关照。

   芝加哥Goodheart-Willcox 出版公司软件设计师王盛克博士的家境比储晓戈更糟。1955年,父亲以副总工程师的身份从长沙电厂派到鲤鱼江建厂,才干一年,就因为学生时代参加过略有三青团背景的组织被揭发,连夜审查与逼供,让他受不了,就抛下远在省城的妻子和两个幼儿,葬身鱼腹。那一年,盛克还不到两岁,来不及认识自己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的母亲,虽然在湖南电力系统的女性中工资最高,但横祸飞来,独力苦撑这个残缺的小家,呵护两个小生命的成长,很不容易。她从长沙电厂调到岳阳电厂,时刻没忘提醒两个儿子,做人要以正直与诚实为本,还要好好读书。后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红遍中国。她却提醒儿子:“我就不相信这个祖国能够没有良好的教育!”大儿子没有资格升初中,被分配到城陵矶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挑砖,他记住母亲的教诲,在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还肯钻研,虚心向厂里的师傅们学习技术,从翻砂工,到锻工、钳工、铣工、车工等等,他都行,直到1973年母亲退休,顶替成一名国企职工。成绩拔尖的盛克虽然比哥哥的运气好一点,但也只能读完初中,苦苦等候工作分配,结果被分到电厂子弟都不愿去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城陵矶搬运社,其劳动强度之大,环境之差,如今难以想象。

   盛克说:“有个炎热的夏天,我们6个人去装一个60吨的火车箱,那是600包大米,每包100公斤,其中两人负责把米包抬到我和另外3个人的背上,我们4个人的任务是每人要背150包。我们在走完两个来回后,就已全身湿透,一步一个湿脚板印。 把一个车皮装完, 眼眶都陷下去了”。他还说,给电厂卸下煤车箱,那是另一种考验。夏日车箱的气温高达摄氏45度以上。卸完60吨的一车煤之后,全身就跟煤一个颜色,只有眼球是白的。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孩子们看着黑人肩着铁锹走过来,边指边笑,很开心。”盛克坦言,处于社会的底层,当年都不敢奢望有女朋友,但是,青春的冲动使内心的强烈欲望有时也不经意地发泄出来。有一次,干活休息时,他突然唱了一句:“哪个屋里招郎不?岳母娘!”惹得几个同事当场笑翻在地。如果不是高考给寒苦子弟以平等的机会,他无法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正是寡母的鼓励,盛克利用三班倒的空隙时间,自修高中的全部课程,还看完母亲借回的《高等数学》,估计那时候不会有几个考生可以这样准备,也不会有几个的初中毕业生轻车熟路地掌握《高等数学》。1977年恢复高考时,哥哥协助母亲,承担所有的家务,让他专心备考,一考就中,被师院化学系录取。盛克的成功对小学毕业的哥哥也是一个鼓舞,他与应届高中生生一同复习,半年之后考入湖南大学机械系,成为岳阳电厂职工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子弟中唯一考上78级的。当两个儿子在1978年相继成为岳麓山上的大学生时,含辛茹苦的寡母才露出了笑容,好几次带着两个苦苦扯大的儿子去拜访老同事,一诉近20年来积郁于胸之衷肠。

   刘红英是主张把严复的“信达雅”改成“信达切”的师大外语系名师刘重德教授的千金。虎门无弱女,据说她从小就是学霸,她的故事也有点生猛。

   红英之所以能够躲过下乡的浪潮,避免稻田里的吸血蚂蟥,获得留城资格,还得感谢她的大哥牺牲自我,深情护妹。这位师院数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可不一般,他有被推荐留校任教的可能。与被推荐入学的资格一样,都是因为优秀,但如果他接受留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在父母身边,守住长沙,其余都得上山下乡。红英对父母说:“还是我下乡吧,别人当得了农民,我也当得。”从来都不愿找关系求人的父亲很为难,说:“我不跟你大哥谈,让他自己做决定,如果他决定留校,就接受他的选择。”在那一个多月里,家里的空气弥漫着紧张和无奈。终于有一天,大哥对父母说,他已跟系里说了他不想留校。而大哥从小天资聪颖,而且动手能力超强,对他来说,做中学教师与做大学教师的差别,恐怕就不仅仅是教科书的编写差别,而是创新空间的差别。

   在那个春风初起、乍暖还寒的年代,无论城乡,父母与个人对考大学的态度与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并非如临大敌,还多少有点随意,碰碰运气而已,并非必须碰好。红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因为父亲离开西南联大之后,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这份“原罪”也让她带上出身不好的烙印,还被罢黜班长,“以后就没有想过会有出头之日”。她与师院子弟杨晓白、储晓戈、曾晴等一样,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红英还说,“那时我对考分和档案的错置都并不伤心,并不气愤,只上了师院,也完全感受不到委屈,而是在想怎么竟然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可见,几十年打压臭老九,不止摧残了一代人,把第二代人也搞得‘胸无大志’了。”

听红英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这农家子弟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红英家里多的是书,红英的母亲还可以中南从矿冶学院的图书馆源源不断地把书借回,我有点嫉妒她。肖强的“右派”父亲还可以找湘潭师专的朋友,到图书馆帮两个儿子借书,还请外地的亲戚帮儿子邮寄英汉词典,但在我的有耕无读之家,我从来都没看到我的父母拿过笔,读过报,更不用说帮我借书回家。家父还觉得只要儿子读完小学,认得工分会算账做买卖就够了,读什么中学呢,还经常为此同家母吵架。幸运的是,农家子弟还是比红英有“志”,不仅希望走出农家,还想上名牌学府,总觉得只被湖南师院录取,多少有些亏了,应该考虑怎样把两次高考录取受挫的损失与伤害夺回来,危机意识当较红英为重。但我仔细一想,还是不对,农家子弟再幸运,再有志,还是比不过衣食无忧的刘教授之家的千金。红英学姐再没志,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我却需要“志”的驱动,以勤勉为代价才能获得的湖南师院和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优秀论文的荣誉,她在本科毕业时还可以举重若轻地报考北大英语系,成为乃父真正意义上的系友和校友,我这农家独子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为白内障两次挨刀的花甲之父,不仅放弃考研的这个“志”,还把系里那个唯一的留校名额(做世界古代史助教)主动让给需要留校的后备同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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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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