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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东: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与场景化界定

更新时间:2019-01-01 00:44:20
作者: 丁晓东  

   摘要:  被遗忘权试图回应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遗忘难题,但这种权利也面临争议,支持者与反对者均提出了有力的论据。通过辨析被遗忘权的支持与反对意见,可以发现被遗忘权的正当性应建立在信息合理流通与具体场景中各方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我国法律实践对于被遗忘权的态度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在司法与执法过程中,我国的被遗忘权需要进行进一步场景化的界定,例如可以以个人信息来源不同而赋予当事人不同类型的被遗忘权。

   关键词:  被遗忘权;个人信息;言论自由;信息流通;合理期待

  

   2014年,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认定公民个体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网站删除其网上的个人信息。[1]这一判决作出后,瞬间引起了全球科技界与法律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学者围绕被遗忘权的性质、正当性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讨论。

   在我国,被遗忘权也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提上议程。2015年,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除了主张百度公司侵犯其姓名权、名誉权之外,还主张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中“被遗忘”的权利。[2]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周学东等其他45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第18条中,该草案规定了“信息删除权”:“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出现时,个人信息权人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无条件删除其个人信息。”[3]

   被遗忘权是否是一种值得保护的法律权利?如果不是,其原因何在?如果是,其背后的价值基础与理论基础何在?对于这样一种权利,我国的法律体系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应当追随欧洲的进路,借鉴和参考这种权利?[4]还是更应对此种权利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5]

   对于以上问题,本文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做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将结合已有支持被遗忘权与反对被遗忘权的意见,重新思考被遗忘权的理论基础。本文将指出,就被遗忘权的理论基础来说,被遗忘权无法建立在个人信息权的基础之上,被遗忘权只能建立在共同体信息合理流通的基础之上。考察被遗忘权的边界,必须结合共同体中公众与个体对于信息流通的合理预期来确定。从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发现我国法律体系对被遗忘权的界定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应当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而判断是否赋予个体以删除自身信息的权利。

   在行文上,本文第一部分追溯被遗忘权的起源,对被遗忘权所涉及的西班牙谷歌案和欧盟的相关法律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讨论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对支持与反对被遗忘权的双方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思。第三部分指出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学术争论延续了西方的讨论框架,但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进路,而且这条进路从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理。在第四部分,本文结合具体场景,根据个人信息来源的不同对被遗忘权做了语境化的界定。本文第五部分对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总结。

  

一、被遗忘权的起源

  

   被遗忘权起源于西班牙谷歌案。西班牙谷歌案涉及一名叫马里奥·冈萨雷斯(Mario Costeja González)的律师。1998年,冈萨雷斯申请破产,其物业被公开拍卖以抵偿其社保债务。为了使得这次拍卖“更具有公开性……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标人”[6],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依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Spanish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的指令刊登了拍卖的声明。2008年,该报纸的网络版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提供。其后,当使用Google搜索冈萨雷斯的名字时,出现的很多搜索结果都显示了该拍卖声明。2010年,冈萨雷斯据此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EPD)提出诉讼,认为十二年前所发生的拍卖“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解决,现在提及完全不具有相关性”。[7]

   其后,在联系了报社和西班牙谷歌公司而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冈萨雷斯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提出申诉,要求西班牙先锋报删除或更改页面,使得与其相关的这条个人信息不再显示;同时要求Google删除或隐藏与其有关的这条个人信息,以使得这些信息不再出现在搜索结果或搜索链接中。针对冈萨雷斯的诉求,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一方面认为,报社对涉案信息的公开是合法的,因为其是根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要求而刊登声明的。另一方面,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认为,冈萨雷斯要求Google删除相关个人信息链接的要求是合理的,当“确定和传播数据会威胁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以及广义上的人的尊严”时,数据保护局有权“要求撤回此类数据以及要求搜索引擎的经营者禁止对此类数据的访问”。[8]

   针对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的决定,谷歌西班牙和谷歌公司随后向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而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中止了审理,因为其认为案件取决于对欧洲95/46/EC数据保护指令(以下称《95指令》)的理解。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随后将案件提交给了欧盟法院审理,欧盟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有权在此案中要求Google删除和冈萨雷斯相关的个人信息链接。

   欧盟法院的论证如下。首先,欧盟法院认为,此案中的《先锋报》中所包含的正是个人信息,因为《95指令》将“个人数据”定义为“任何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相关的信息”。[9]其次,欧盟法院认为Google属于“数据控制者”的范畴,因为《95指令》将“数据控制者”定义为“确定处理个人数据目的与方式”的实体[10],再次,欧盟法院认为,谷歌对于个人数据的处理属于此类“处理个人数据”的范围,因为《95指令》指令将“处理个人数据”定义为“任何对个人数据进行的操作”,例如“收集(collection)、记录(recording)、组织(organization)、储存(storage)、调整(adaptation)或变更(alteration)、检索(retrieval)、咨询(consultation)、使用(use)、通过传输、传播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disclosure by transmission, dissemination or otherwise making available)、调整或组合(alignment or combination)、屏蔽(blocking)、擦除或损坏(erasure or destruction)”。[1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盟法院认为,从《95指令》的相关条款中可以推导出一种“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 Google或其他数据控制者有责任擦除此案中的链接。欧盟法院指出,《95指令》第12条规定了数据主体的“访问权”,数据主体有权“更正(rectification)、擦除(erasure)或屏蔽(blocking)不符合《95指令》所规定的处理的数据”。[12]此外,《95指令》第6条还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个人数据必须“恰当(adequate)、相关(relevant)以及和他们被处理和/或进一步处理的目的相关”[13],而且必须“准确以及在必要时进行更新”。[14]从这些条款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搜索引擎对于个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基本权利存在偏见时,这些权利优先于搜索引擎的利益和一般的信息自由利益。[15]

   欧盟法院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的判决第一次在法律效力上确立了公民或数据主体的“被遗忘权”或“擦除权”。[16]但在法律规定上,2012年已经起草但2018年才正式生效的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已经对这种权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擦除权(‘被遗忘权’)”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当“个人数据对于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数据主体撤回同意”、“已经存在非法的个人数据处理”时,或者当数据主体反对基于营销而处理个人数据时[17],“数据控制者有责任及时擦除个人数据”。[18]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班牙谷歌案是对当时尚未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预先执行。

  

二、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


   被遗忘权是否应当被移植到中国?或者说中国是否应当也确立被遗忘权这样一种权利?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对支持和反对被遗忘权的已有观点进行分析。

   (一)支持理由

   我们先来看这一权利的支持理由。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一点理由来自于遗忘机制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作用。很多“被遗忘权”支持者首先将被遗忘权追溯到信息与隐私专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名著《删除》。正是在这本书中,舍恩伯格论证了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记忆问题,提出了遗忘机制的正面作用与删除信息的必要性。

   舍恩伯格认为,合理的遗忘机制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因为合理的遗忘机制可以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19],“遗忘能给那些失败的人第二次机会。”[20]但舍恩伯格指出,在数字化与信息化时代,合理的遗忘机制已经被打破了。在信息与网络时代,“记忆已经成了常态,而遗忘反而成了例外”。[21]人们的信息一旦在计算机与网络上被记录,就会成为永恒的烙印,永不消失的记忆。如同舍恩伯格所说:“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代表了一种更为严酷的数字圆形监狱。由于我们所说与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被储存在数字化记忆中,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器进行访问,因此,我们的言行可能不仅会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所评判,而且还会受到所有未来人的评判。”[22]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舍恩伯格在书中提出了“删除”的必要性,主张在数字领域内模仿人类的遗忘机制。[23]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舍恩伯格的著作为被遗忘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如果信息与数字技术使人类的记忆机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果社会无法合理地遗忘每个个体的历史,无论何种微小的信息都会被永久性的记忆,那么个体就可能在社会中受困于此类历史记忆。也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以一种被遗忘权,以对抗信息与数字技术给个人打上的“永恒烙印”。[24]

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二点理由来自于历史和社会经验。被遗忘权的支持者指出,被遗忘权其实早已存在并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美国也存在被遗忘权。在评论被遗忘权在美国的适用时,小波斯纳(Eric Posner)指出,虽然美国从整体上信奉言论自由的文化,但美国其实早已拥抱被遗忘权,法律早已在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之间保持平衡。例如,在美国的信用报告中,对于未偿付的抵押贷款,即使此类信息为真,十年之后这类信息也不会被记录。此外,各州对于某些类型的犯罪记录也会从公共记录中删除,即使这些记录并不存在任何错误。小波斯纳因此认为,虽然美国并没有明确地承认被遗忘权,但这种法律权利其实深藏于美国的历史传统中。小波斯纳指出,在网络问题上,至少没有理由在美国预先排除被遗忘权,或者认为这种权利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条款相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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