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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

更新时间:2018-12-30 10:18:56
作者: 何俊  
《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无,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同上)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通过对《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阐发,将人心-道心的紧张标举为儒学的核心问题。顾炎武对此同样不能接受,而将人心-道心问题从经典上剥离。炎武同意黄震的看法,所谓十六字心诀的核心就在“允执厥中”的治政理念,危、微、精、一只是对这一治政理念作反复强调的训诫之辞,并非专为心设的玄远之语。黄震曰:

   盖舜以始初所得于尧之训戒,并平日所尝用力于尧之训戒而自得之者,尽以授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岂为言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即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164页)

   否定《中庸》性命天道的关怀,否定《大学》“格物致知传”章,可以说抽去了宋学关于本体与工夫全部论说的理论框架,儒学被从形而上的论说中还原为日常生活的经验道理。不能说宋学不关注日常生活,但宋学的特别贡献是在于为儒学注入了形而上的理论框架,上达呈现出醒目的成就,也是宋学的理论标志。炎武显然是舍弃这样的形而上追求,而专注在生活本身的践行,下学即是上达。因此,在形而上的理论趋向上,炎武对于宋学可以说是舍弃了的。

  

三、论学内容上的取舍

  

   舍弃宋学中的性命天道问题,制度问题作为治政的核心获得凸显,而六经本质上被认为是制度的完备载体。顾炎武引王炎曰:

   夫天下之治不可无法,犹之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六典之书备焉。(同上,第286页)

   这可以视为顾炎武论学以六经为本,跳出宋学义理话语的认识根据。但是,顾炎武并不是一个掉书袋的教条主义者,他对记载制度的六经、制度、实际的治政三者关系有动态的理性认识,他引王炎的话:

   治法至太平而大备,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吾以是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为治有定法,天下无定时,时异则法异,虽尧、舜、禹相受一道法,亦不能无损益也。……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制,虽不可变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288-289页)

   因此治经者,面对疑处,应当置于历史中进行合理的考察,不必动辄归罪于前儒:

   读《周礼》者,至今不能无疑。……或者见其可疑,则曰《周礼》非周公之全书,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汉儒之言《周礼》诚不能无失,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考之于经,见其可疑,举而归罪于汉儒,岂得为至论哉。(同上)

   指出顾炎武对于制度的重视,足以看到他与宋学强调性命天道的区别,但是并不足以表明他在治学内容上与宋学完全相离。朱熹固然在性命天道的形上建构上倾注了巨大心力,但同样对于制度作出了大量研究。事实上,关于制度的重要性,顾炎武可以说完全接受朱熹的看法,他在“三礼”条中,引朱熹《乞修三礼札子》语:“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而在关于《礼》的认识上,炎武亦完全接受朱熹的做法:“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实际上就是以具体的制度认识为根本,不以各种论说为重,着眼点在践行,以免“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240-241页)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将他对六经中的制度关怀聚焦在家-国两个层面上,分别以《礼》与《春秋》为本。针对后儒以为《春秋》意在褒贬,炎武所摘录诸条重在辨明《春秋》宗旨在王道制度。在“唐顺之读春秋”条中,炎武摘录:

   《春秋》,王道也。天下无二尊,是正道也。礼乐征伐、会盟朝聘、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无有一人之敢好恶作威福也,是王道也。(同上,第214页)

   如果不着眼此,而是纠缠于褒贬,不仅偏离了制度重要性的认识,逆推臆想千百年以前孔子之意,而且会造成穿凿附会的学风。炎武摘引朱熹曰:

   《春秋》大旨: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不过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自见。目前朝报尚不知朝廷之意,况千百载之下而逆推千百载上圣人之意?(同上,第213页)

   因此,炎武认同“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的看法。他引吕大圭的议论:

   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同上,第205-206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炎武在《春秋》中所关注的问题,无论纪年、名称、史实,围绕的都是制度。宋学中对于王道制度的讨论,由此得以彰显。

   在《礼》的研究中,顾炎武除了接受朱熹强调的《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的观点外,着重于家庭宗法的研究,因为他认为宗法构成了家庭的制度。炎武引王炎《宗子论》曰:

   仁义,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亲亲,义莫严于尊尊。下治子孙,旁治族属,亲亲之道也。上正祖祢,尊尊之道也。祖远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于是因仁义而为之节文。(《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248页)

   整个宋学在成仁取义的探索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只是,虽然对于家礼的研究与传播有朱熹《家礼》这样的典范,但整个宋学的理论成就,却似乎在性命理气的形上建构。相形之下,顾炎武显然是取家礼建设而舍性命讨论。由所引王炎的观点,亦知炎武重视宗法不完全是认识偏好,而完全是基于他对制度功能的坚定认识的。他认定人的品质不是凭空悬思或蹈高虚论足以培植的,而须在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中习养而成。

   总之,在制度层面,顾炎武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对宋学在此领域的成就予以关注与吸取。而且,炎武之重视制度,并不是静态地理解制度,而是接受宋儒关于制度存在变迁的观点。在“隐公”条中,炎武引吕祖谦《讲义》中所述诸条史实,以及最后的结论:

   盖隐公之元距平王之东迁四十九年矣,驰废失坠,日销月铄,历五十载可见者犹若是,况东迁之初乎?(同上,第229页)

   表示国家制度的兴与废都不是一日之事。这样的观念朱熹同样有过相似的表达:

   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朱子文集》卷七十)

   看到制度变迁的长时段特征,意味着认识到制度一旦确立,就获得了某种自主性,以及对于历史中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限制;同时,人在制度的变迁中又有着能动性,足以去影响制度的变迁。这也许正是顾炎武重视制度的认识根源,而这一认识与宋学是有关的。

  

四、论学方法上的取舍

  

   宋学的兴起肇始于疑传疑经,思辨式的义理分疏又多呈以论说,加之语录体,使得宋学相比于重考据的汉学,彰显出极为显著的自由特征,后人亦多有直接讥其为空疏的。清学由宋学返汉学,作为开山的顾炎武在治学方法上似乎自然是舍宋学而取汉学,但细审《五经同异》,这样的判定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更是不可靠的。毫无疑问,对于宋学中的心学一脉,炎武是完全舍弃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对于心学以外的宋学路径,顾炎武多有认同与肯定,而且往往相应地指出汉学的问题,从而呈现出他所重视的治学方法。

   在“易象”条中,炎武引王炎《读易笔记序》曰:

   自汉以来,《易》道不明,焦延寿、京房、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数曲学,无足深诮;而郑玄、虞翻之流,穿凿附会,象既支离,理滋晦蚀。(《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147-148页)

   穿凿附会,这是顾炎武对汉学的治学方法最重要的批评,而后人偏迷信于汉学,“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弗之信,而顾信汉儒傅会之说”。(同上,第191页)汉学以考据求其古,但事实上古今变异,许多情况并不能一一考据清楚,强求自不免穿凿附会。宋学以义理为归,虽然论说为重,但合乎情理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故穿凿附会之病反而受到克制,至少是注意这个问题的。比如朱熹在处理《书经》时,其治学态度与方法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而这正为炎武所认同,他在“朱文公书临漳所刊书经后”一条中引录: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又论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乎其所易,而不必穿凿傅会于其所难者云。(《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150-151页)

   不仅对历史文献的《书经》如此研治,即便对卜筮之书的《易经》也是取此态度与方法。宋学研究《易经》有义理与象数之分,从炎武有关《易经》的数条所引,可知他取义理而舍象数,究其根由,亦是象数之学在方法上容易穿凿附会,在效用上偏离日用常行。在“康节先天之学”条,在先摘引杨时的两则长论后,继引黄震的观点而申明:

   主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同名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乃兼二说。……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犂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同上,第135-137页)

   此番长引,可谓将炎武所认同与肯定的宋学中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和盘托出,而如能进一步体会连续四个“此宜审所当务者也”,则炎武的治学旨趣与宋学的吻合处亦清晰透明。

   摈弃穿凿附会,以义理为归,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顾炎武取于宋学而显见者有二。其一是注重基于观察上的推理。炎武在“禹贡”条中尝引金履祥讲的一则故事:

昔沈存中奉使河北,边大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之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谓必昔之海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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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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