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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奏议文的演进与汉魏六朝文学变迁

更新时间:2018-12-30 10:08:59
作者: 王勇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奏议文在秦代被视为“政事”,到了汉末、建安时期随着经学衰落,这一文体获得了独立地位,并得到了当时文学批评者的关注。由于汉代儒学占据思想的中心,儒生是奏议文创作的主体,奏议文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经学的渗透与束缚,呈现出“雅”的风貌。但在魏晋时期随着经学中衰与文学审美性的自觉,这一文体的风貌发生了转折,开始追求文学形式的“丽”。到了南朝随着对“辨体”意识及文学审美性的认知进一步增强,出现了重“文”轻“笔”的文体观念,属于“笔”体的奏议文文体品格出现了下降。纵观奏议文在汉魏六朝的文体演变,我们发现这都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是合拍的,其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学观念与文体意识的改变。

   关 键 词:奏议文  文体独立  风格变化  品格下降  文学变迁

  

   汉魏六朝是文体大备的时期,文章辨体是这一时期文论的重要特征,标志着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走向“自觉”。奏议文的文体独立与相关理论的总结也在这一时期。在目前学界对汉魏六朝文体的研究中,奏议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①现有的研究对奏议文体在先秦以来的发展做了详细梳理,对汉魏以来奏议的风格与体式展开了研究,廓清了研究对象,使我们对奏议文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但现有的研究对奏议文与汉魏六朝文内在关联注意不够。本文拟以奏议文为研究对象,勾勒这一文体在汉魏六朝演变发展的轨迹,通过揭示其演变的原因,从而透视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

  

一、从“政事”到“文学”:奏议文在东汉的文体独立

  

   奏议文属于臣下向君主的上书,“因其时代或所陈述的内容不同,而分为章、奏、表、议、疏、启、劄子、弹事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1]这一文体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尚书》,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概括道:“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2]在战国时代开始被称为“书”,如《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及李斯《谏逐客书》等。秦统一天下后,这类文体被统称为“奏”。然而,在秦朝奏议的地位并不高,属于文吏掌管的文书。贾谊言“善书而为吏耳”,王充谓“文吏晓簿书”[3]256,这些“书”“簿书”指的就是包括奏议的案牍公文。刘勰《文心雕龙》称这些公文“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4]457此时奏议这类文体就属于“政事”公文,并不具有独立的文体意义。到了汉代,这类文章发生了蜕变。

   在西汉后期刘向《七略》中分为“六艺略”、“诸子略”与“诗赋略”等,奏议文尚未独立,被分别收录在“七略”中,如“诸子略”“儒家”类中有“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等等。徐公持先生认为这些著录的文献虽未具列“篇”名,但可以相信其中包括不少朝政文章。[5]到了东汉王充的时候章表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王充《论衡·超奇》曰:

   抒其意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3]278-279

   在王充看来能够上书奏记的人可以称为文人,而这类人仅次于鸿儒而高于通人与儒生。在王充那里,他几乎承认了奏议的文体地位,但他所言的上书奏记是以“采掇传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类奏议文是经历儒学渗透的产物。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奏议类附于六经,《尚书》类列奏议四十二篇,《礼》类列奏议三十八篇,《春秋》类列奏议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直到《后汉书》才开始专门著录奏议文体,这也是奏议文文体独立的标志:

   (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6]2007

   (桓谭)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6]961

   (班彪)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6]1329

   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6]1441

   (马融)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6]1972

   在这里,章、表、书、记列于诗赋及其他文体之后,说明它们已经被归入文章一类,脱离了秦代文书的地位而成为与诗赋、铭诔并列的文体。然而,此时并没有关于奏议这一文体的评论,对这一文体的讨论实则是建安时期的事了。

   到了建安时期,奏议等文体被文学家们注意,关于这一文体的批评也随之展开:

   (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7]602

   (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7]603

   (应)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7]604

   (夏侯)惠字稚权,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7]273

   (杜)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7]507

   (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7]1033

   陈琳、阮瑀、繁钦、应璩等都是建安时代的文人,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安时期奏议文体与诗赋、论等文体并列,成为独立的文章类已不复存在疑问了。《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言“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7]638《魏名臣奏议》的编纂表明这一文体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了。②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后汉书》这种“类列式”的著录方式中,诗、赋、铭、诔等文体在前,而章、表、奏、记、书、议等文体在后。

   秦汉时奏议属于官员必须熟悉的文书,到了曹魏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引《典略》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7]599钟繇、王朗与王粲的对比恰恰说明曹魏时期奏议已成为文人擅长的文体。不仅如此,奏议已经开始受到广泛议论与批评,曹丕就指出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并说二人的奏记是建安时代的杰出代表。繁钦长于奏记这类文体,甚至超过诗赋,其书记已经出现了“巧丽”的特征。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说曹魏时期奏议文体已脱离秦汉“政事”的范畴而进入“文学”之列,奏议文体地位的上升也大致在建安时期。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奏议置于文学四科之首,他在《典论·自叙》中言“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8]81,也是将奏议这类文章置于诗赋之前。与此同时,他将奏议这类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83刘勰也认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4]407。他们的意见改变了秦汉时期这类文章属于文吏“簿书”的认识。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他对奏议文的重视提高了这类文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奏议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风格:“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8]83他对四类文体的风格做出了区分,并对作家的奏议文展开了文学批评。在《与吴质书》中曹丕提到了陈琳、阮瑀这类文章时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8]67后来文论家陆续对这一文体的特征及美学风格展开了论述,陆机《文赋》提出“奏平彻以闲雅”[8]1025,意见与曹丕一致。李充《翰林论》残存的八条议论中也有四条有关这类文体的评论,“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8]559-560李充肯定了奏议这类文体的文学属性,这又是奏议类文体从秦汉“政事”转变为魏晋“文学”的一个很好证据。李充还谈到了奏议文体的实际功用,“在朝辨政而议奏出”[8]560,他将奏议视为在朝廷讨论政事的文章,这与刘勰的认识是相近的。李充主张奏议之文不宜以华藻为先,而应以志虑远大为根本,“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8]560这与刘勰对章表“言必贞明,义则弘伟”的要求接近[4]408,其主张仍然可以视为陆机、挚虞等以道理情志为本,以形容词藻为末的一派。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与颜之推“文本于五经”的说法,刘勰言“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4]22-23,颜之推言“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9]。刘、颜二人关于具体文体的渊源意见并不统一,但我们看到,在他们的论述中,奏议类文体也是源于五经的,他们并非否认文学的独立地位,而是借源自五经来提高文学的地位,这一意见毫无疑问将奏议文的地位提高了。至此,奏议这类文体从秦汉文吏的政事公文,经由儒生的介入而发生蜕变,在魏晋转变为与诗、赋、铭、诔并列的独立文体。伴随着这一文体地位的上升,其美学风格也发生了转变。

  

二、从主“雅”到尚“丽”:文学自觉与奏议文文体风格的变化


   两汉社会笼罩在浓厚经学氛围中,自汉武帝之后以儒生为官吏,奏议的创作主体由秦朝的专职文吏变为儒生。儒生的创作使经学渗透在奏议中,造成了这一文体呈现出“典雅”的风格特征。公孙弘对这类文章就有“尔雅深厚”的要求,《文心雕龙·奏启》言“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4]422他在《时序》篇中也指出两汉儒风对文章的影响。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谈到班固等人的文章时说道:“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10]78来裕恂《汉文典》也指出两汉奏议具有“雅健”的风格,“贾谊、晁错之奏议……雍容揄扬,彬彬乎有三代之风。是以西京文章,最为雅健。”[11]8689-8690从两汉奏议来看,“雅”是士人自觉的追求,这种风格的形成根源即在儒生以经学介入奏议,在提高文体品格的同时也将儒家经典渊懿典雅的风格渗透在奏议文中。[12]刘勰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4]530,在他看来奏议文的风格是趋向典雅的。

   詹福瑞先生认为奏议文“典雅”的风格指的就是“风清骨峻”,其实就是从“义”和“言”的角度来理解。首先,奏议文的典雅指的是文章之义合乎经义大道。刘勰言“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4]505汉代儒生地位的上升造成了儒学对奏议文的渗透,其议论必缘经术,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言奏议文“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4]438,来裕恂《汉文典》指出汉人如刘向、扬雄等“本经术为文章”[11]8690,“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10]74我们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可以看到这一特点: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13]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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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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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交流》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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