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90年代,我到俄罗斯搜集苏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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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在生意和学术间“挣扎”


八十年代,我曾经在南方做了几年生意。主要是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特别受歧视,那个时候劳改释放犯在社会上是最底层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老师特别器重我,所以我一出来找他,他就说你回世界史所里吧,我也很高兴,但是我那会儿已经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进监狱判了刑自然就都开除了。他争取半天不行,社科院不要,回不去。

回不去我想就算了。那时候张木生负责《百业信息报》,属于自负盈亏的那种,就是现在的《中国税务报》的前生。张木生说你就到我这儿来上班得了,我们这儿都是自己管的。后来我就去了,但是没待几个月,被人告发了,说张木生“招降纳叛”。张木生虽然安慰我说你不用管,但我觉得不好,我想就算了。还有一件事也挺刺激人的,我在监狱里写了一本书,叫《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是我硕士论文的扩展。我的硕士论文虽然写了五万字,但搜集的材料特别多。我在监狱里把它完成了,扩展成40万字的专著。当时出版社的编辑不知道我的来历,看书稿不错就收了,何况是一本学术著作,又是讲苏联的,也没什么忌讳。正在编的时候,他爱人问,你编谁的稿子?他爱人是公安口的,一听说是我,就说,这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个人吗?他们社里一听这个情况,马上给退稿了。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明摆着我在这个行当干不了了。

没办法,后来就做生意去了,其实我做生意的时候挺复杂的,刚开始拎着包给人家打下手,转来转去,慢慢就做起来了。我中间有一段是想回北京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愿意做生意,没什么意思。那会儿有关方面要编一套《二十一世纪文库》,主要是翻译国外的学术名著。华夏出版社的老总张宏儒原来是我们社科院的,这套书最后是他终审。但是他没时间,这书内容太多了,他就给我写了封信,说要不然你来吧。我挺高兴,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学术界,但总是属于这个行当的,我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的合资企业当总经理助理。那老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干,因为他靠我给他张罗这个公司呢,专门从新加坡来找我谈了一个晚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爱看稿子。他说你就拿到南方看,我说那哪行,你得跟作者谈、找资料什么的。谈到最后,他说要不然你一半时间在那儿,一半时间在南方。我说都不行,我只能回北京去。而且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我说其实我对做生意不是太感兴趣,我是没办法,没工作也没生活,没着落,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回去。最后弄得挺不愉快的,后来我还是回去了,干了一年,那一年我真的是卖命。

这套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我是代出版社在审稿,就是他们有翻译,翻译完了有校对,校对完了有编辑,编辑完了最后我审。他们就给我租了一间房子,我差不多有十个月没出门,就在那屋里头,光方便面我就吃了三个月,后来我见着方便面就要吐。那会儿我也懒得出去吃饭,主要是怕耽误时间。一天大概能干少则15个小时,多则18个小时,我除了睡觉没别的,就看这稿子。当时他们策划100本书,我一个人大概编了60多本。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文和俄文再恢复一下,对我自己恢复学术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眼睛睁不开了,一睁就流泪,而且根本不能见光,每天就得闭着眼睛,稿子根本就看不了。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已经很危险了,再这样就视网膜脱落了,你的眼睛就完了。我也吓坏了。因为种种情况没办法,我就跟负责人说,算了,我不在北京待了,我还是回南方去吧。再呆着这里等于他们养着我了,没意思,干不了活了。我就回去了。

到1989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是做黄金首饰的。那会儿特别好赚钱。当时国外的黄金是浮动的价格,中国的价格是不动的,所以有时候差价非常大。但是中国的黄金属于专属经营,有经营权的不多。国家拨给你黄金,你去做首饰,做黄金制品在市场上销售;而那个量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一个公司一年也就五公斤、十公斤。所以大部分公司都走私,从海外带进来以后利润就非常大了。

我去那家公司就说,我来想办法解决黄金原料的问题,但是你们得保证不能走私。我了解了一下,解决原料问题其实不是特别难,他们主要是没路子。我通过朋友找到了黄金司的司长。司长特别好,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找你要黄金指标。因为都是他批的,全国经营黄金公司的指标都是他批,他批你五公斤就五公斤,批你十公斤就十公斤。我说我来要点指标,其实我没跟他说别的,我就是讲了讲我的经历,我怎么走上这行当的,我说我原来不是干这个的。我发现他听着挺感动的,他说你可惜了,我说是啊,现在我就想自己赚点钱,将来还是做学问,自己搞点历史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那你怎么赚钱?我说我们这公司有提成的,我要拿到指标,一克提成10块钱。一克10块钱,一公斤就1万,十公斤就10万。那会儿万元户就登报了。他一下批给我三十公斤。

我拿着批件回去,我们公司乐的啊,一年的活不用干了。后来我又找了好几次,一年弄个三五十公斤。其实这个量还是小。后来我就找了经贸部,经贸部有个珠宝进出口公司,里面有我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人,他们两口子学珠宝专业回来的,在德国做珠宝。他们有进口权,就是合法的进口。后来我就找他去了,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他来了也得加工,我们公司买了意大利的设备,也可以加工,我说你就给我加工,我赚点加工费也行。后来就跟他签了长期的合同,这一下就不得了了,那一锭黄金就25公斤,一个大金砖,我每次至少拿两锭,多的时候拿三锭。那时候我们的加工厂在海南,拿到海南加工,然后在全国卖,那真不得了。我就这样坐着飞机,背了一年黄金。

大概到1991年,搞了两年,我觉得也赚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就说我不干了,回北京。公司以为我是觉得被亏待了,想跳槽,那就等于把这生意拿到别的公司去了。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做这行当,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我有钱就不想做了,我就自己做学问。中间又过渡了一年多吧,其实我完全返回学术界是1993年了。


重返学界,组织编译《资治通鉴》


我1991年就已经回去了,但是还没有直接做历史研究。张宏儒知道我回来了,他说要不然你就到我们那里。当时他还是华夏出版社的社长。我们世界史所出来的一个老先生,搞了个华夏文化研究会,挂靠文化部。我就自己办了研究所——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挂靠在下面。“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数不多的由独立学人创办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成立后,做什么呢?当时张宏儒给我拉了一个事,说你组织编译文白对照《资治通鉴》,这样就跟学者都联系上了,但都是中国史。我一想也行,就通过我爱人李丹慧——她原来是中华书局的编辑,认识很多人,到北大、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约请了四十几位学人。开始说资金、出版、发行等事,全由出版社负责;我只物色人员、组织班子、保证编译质量。我回到北京就买辆车,跑东跑西地联系,40多个人,做好样条、翻译条例什么的。都搞好了,刚要全面翻译,突然出版社不干了,说风险太大,因为《资治通鉴》的原著有20卷,工程量太大,万一将来赔钱怎么办,不干了。我说40多个人我刚组织起来,返回学术界头一件事就让我坑人,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后来张宏儒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自己投资干这个。我说我那钱是我想自己回来做学问的,这是我买资料买书开会的经费,何况我后半辈子还要靠它呢。他说赔不了,不会赔的。我说我可是一点都不懂,从来没做过书商。他说没问题,你就做吧。

后来我就给接过来了,前期的投入,像劳务费,房租、水电等费用,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都由我负责。1991年底,全部工作终于完成,并经过权威学者审定、通过,跟出版社也签了合同,纸张也买了,就等着开机印了。那个时候出版书都要先有新华书店的订单,一有订单就知道你这书卖的情况,那会儿定了五千,卖三千册就赚钱了,所以稳赚,我也挺高兴的。结果不巧,当时全国多地发大水,突然接到新华书店总店通知,这套书的原预订单统统取消,全部作废。因为水灾,没法经营了,书店都关门了。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真是抓瞎了,因为当时我都没付稿费,我的钱差不多都买了纸张、用作了经营,得给印刷费,还得给出版社管理费,大概几十万,差不多我那会儿的钱都弄出去了。后来我跟所有的作者签了个合同,保证一分钱不少大家的,但是现在别着急,因为我现在没多少钱了。我最后花了六千块钱开了个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请来了,还请了一批学者。结果效果非常好,那书一出来立刻就大卖了。真的非常火。那时候正值反腐,别的不敢送,送书最好,而且给干部送这个是最好的,告诉他怎么当官。所以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万的盈利,一下子就翻过身来了。这是1991年到1992年的时候。


赴俄搜集苏联档案


我计划还是要做苏联史,因为我对中国史也不熟,原来也不是做这个的。我就找了叶书宗老师,还有郑异凡、杨存堂、徐天新等原来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特别找了齐世荣先生,还有朱庭光所长,一块儿聊。后来得到消息说苏联档案开放了。那个时候出国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说这事得赶快抓紧,现在做苏联史,如果有了档案跟过去完全就是两个层次了。过去没有用过档案,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能用外文的书就很不错了,图书馆借点外文书、外文杂志。我看俄文杂志,1960年到196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用档案了,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好要开放解禁。后来又不行了,1964年以后又没了,再写东西又是官话套话。所以我说这是个机会。

但我也在想怎么弄呢,先开个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深圳开的。当时全国搞苏联史的四五十位学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那会儿学者没什么经费,我问他们,他们说一年出去开会什么的,才几百块的经费。会上我就提出来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咱们去弄吧。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怎么弄,怎么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后朱庭光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得跟官方合作。因为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办护照都没法办,那会儿私人办很难。然后我就去找那时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学出身的,他应该理解这个事的意义,后来我就约了王忍之,到他办公室谈的,一谈就谈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说关键是社科院没钱,我说钱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续请你们办,得跟那边联系,就是我们去找谁。当时我们都没去过俄国。他说这个好办,我们跟他们科学院有合作,跟那边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说我的俄文也不行,你还得给我派几个人,费用我来出,连吃带住,包飞机票。当时有世界史所的闻一和近代史所的薛衔天两位,再加上李丹慧,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他们也都没去过俄国。

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一下飞机,我挺高兴说吃饭去,要了几个菜,和他们俄国接待的一个人一块儿。一顿饭花了几百万卢布(合400多美金),我说怎么这么贵,这样下去马上坐吃山空。后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就不到外面吃了,有一次我们去列宁养病的哥尔克村,开车去的,租了个车,路上吃了顿饭,要了一个沙拉,15美金,我一看还挺便宜,结果是两片黄瓜,切薄薄两片,15美金。苏联解体以后那一段特别乱,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俄国档案开放已经开始收缩了,出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学者找到了越战的一些档案。原来越南不承认它有扣押战俘,实际上有,他有一个名册,哪哪哪关着多少,是越南人民军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结果这个被翻出来一公布,美国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国反映,说你们当年是领导,我们给你们报的,现在你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还有一个事,1986年有一架韩国的民用航空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苏联不承认,结果档案给披露出来了,弄得俄国也很被动。出了那么几档子事,结果档案管理就严了。尽管严了,它整个还是比较混乱。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说给你就给你,得看你的关系做没做到家。我们就拉着他们喝酒,后来关系还是弄得不错,都可以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工作制度简直无法令人忍受。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第一天我们去档案馆,这还是事先约好了,9点到那儿,办手续折腾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进去了,没看多少到中午了,说中午吃饭关门,全给轰出去了。我们就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到下午2点才进去。进去到4点,喝茶,不办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们不在那儿,我说你们干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极低。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咱们住着旅馆,吃饭又这么贵,这么折腾不行,马上改变方针。咱们只弄目录,先编目,挑咱们有用的、想要的,把目录做好以后,让俄国学者帮咱们弄。我们托人给点劳务费、复印费,而且他们印还便宜,对外国人随便收钱。比如说我们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要收一、两美金,我到现在弄了有几十万上百万页了,那就得几百万美金。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从远东所、世界史所找了几个学者,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了好多酒,二锅头、茅台,俄国人也爱喝。然后跟他们谈这个事,他们都愿意,当场发劳务费,每人先发三百美金。俄国人说给你办事,还真给你办,然后我们就走了,说你们弄好了再寄给我们,或下次我们再来取,或者来中国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术交流了。

过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发现更紧了,在那儿已经不是很容易办了。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来得早,他们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档案。俄国不行,还得去美国。


去美国寻找档案


回来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说可以,我说你还得给我找个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当时有一个处长杨建国,英文、俄文都不错,我说就你跟着我吧。因为去美国不像俄国,美国的特点是什么?活都是你自己干,没人给你干,说实话也请不了,但是复印材料没人管,只要给你看的,随便印。

我们去了威尔逊中心、档案馆和几个大学,一个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几个地方,就是累,因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杨建国累得啊。杨建国说,老沈啊,我当处长这么多年,出国无数,没一次这么累的。我们天天在那儿印,一天站那儿八个小时,哗哗地印,威尔逊中心的复印机我就给它印坏了四台。威尔逊中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复印不要钱。现在我跟威尔逊中心关系特别好,年年去,跟他们特别熟,几届主任我都认识。国家安全档案馆倒是要钱,但也不多,后来跟他们熟了,也不要钱了,但就是费工夫,你得自己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印,所以在美国花的时间比较长,好几个月。美国我去了三次,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得到资料。


运用档案资料探寻历史


刚开始,我们都是收集苏联史资料,因为当时准备做苏联史,所以就从十月革命起,涉及到苏联历史的都弄。举一个运用苏联档案研究朝鲜战争的例子。1993年叶利钦给了韩国总统金泳三216件俄国档案,都是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认识了当时俄国大使馆的一个人,原来也是学者,远东所的,叫冈察洛夫,冈察洛夫说这套东西也给你们中国了,给中央档案馆了。我就到中央档案馆去了,结果发现中央档案馆封存了,拿来还没人看过呢,就都给封起来了,不能看。我说这是外国档案,他说外国档案也不行。回去我又找冈察洛夫去了,说中国都不让看,那怎么办?他说我单给你印一套。两箱子,我真兴奋。因为朝鲜战争这个事本来就是疑点重重。这个材料让我特别兴奋,整个就是来来往往的电报。198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里面有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电报,这一配合起来,这个事大概的脉络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做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材料,所以一看到这个材料就非常兴奋。

中间又出了一件事。1995年底有一个俄国学者拿了一件档案,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以后,觉得现在出兵不合时宜,暂时不去了,你就让金日成撤退,或者到山里打游击去吧。可是我们中国80年代末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布的10月2日电报,是毛泽东在电报里说,我们已经决定出兵了,10月15日先去四个军。于是这个俄国学者就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电报是假的,有俄国档案为证。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事登出来了,说中国档案做假。后来陈兼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事很大,你赶快去查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1996年初在香港要开一个冷战史的会,会上就要谈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一听,就马上去找金冲及先生,他是这个文稿的主编。我就说,人家说咱们造假,你是主编还不赶快查查,是不是有毛泽东原稿。他也有点蒙了,说你等等,第二天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他说查了,是毛泽东手稿,不会错的。我说时间呢?他说时间也不会错,10月2日是用汉字写的,能错得了吗?后来我想有几种可能,一个是开始同意,后来不同意;或者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变了,所以发了两个电报。但是中国那个电报写的是3时,10月2日3点,我说要是3点可能还是这个在前。那会儿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还没见到俄国那个电报呢,我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看看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它是10月2日写出来的,但是也许隔了好几天发呢?结果查了,没有签发时期。而且别的电报都有签发日期,八成是没发。后来金冲及说有这个电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没发。我说前前后后你都找来,几点几分发出。

到了香港那个会上,俄文的电报我也拿到了。一对比,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俄文那个电报是10月2日晚上11点。两份电报,一个是凌晨,一个是晚上。后来再找其他的材料看,10月2日白天政治局开会,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意见非常大,大家都不同意出兵。你再看电报就能吻合了,因为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是10月1日来的,毛泽东大概当时自己就定了,因为凌晨3点钟,肯定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写了电报。但是白天书记处会议一谈,大家有不同意见,所以晚上他就拟了后一份电报,暂时不出兵。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在那次香港会议上也是这么谈的,现在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档案太重要了。后来材料就越来越详细了。

我当时也在美国搞档案,而且档案大部分是从美国弄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在俄国收集的都是关于苏联历史的档案,就是后来编的36卷,到美国收集的范围就更宽了,都是冷战史的,其中大量的也是俄国档案。涉及中国的主要是朝鲜战争,还不是在俄国弄出来的,是当时在俄国大使馆工作的冈察洛夫给我的,还有我又去美国找的。在美国光从学者手里弄来的也不少。我跟着陈兼,一个一个去拜访学者。当时我们在香港开会认识了几个人,那时候正好很多人讨论朝鲜战争,有个叫凯瑟琳·威瑟斯比,一个女的,她懂俄文,手头有很多资料,我就去找她。她老公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冷战史的专家,叫沃伊泰克。两口子特别热情,一箱子全让我搬走了,而且还帮我复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很穷,她说都拿走吧。这箱档案都是朝鲜战争的。这是她自己搜集的,这不是叶利钦给的,叶利钦的才两百多件,当然也不少了。再就是去国家安全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的量也非常大,而且他们编了很多,就是美国对苏联的评估,所以我对美国档案也开始收集。

当时其实都来不及细看,就一看这题目知道有用,就自己先弄,没工夫坐那儿看。我们都是这样,早晨档案馆一开门就进去,一直到它关门,中午不吃饭,就喝凉水(美国的凉水可以喝),带几块饼干,要不然你出去办手续很麻烦,美国也没什么好吃的,我说算了,咱们自己买点饼干吃,节省时间,晚上人家下班时我们再走。有一次还给误了,我跟李丹慧在那儿复印,因为它里面都是开着灯的,没窗户,美国好多都是这样的,根本忘了时间,等我们一看表,全下班了。威尔逊中心是挨着国会旁边的,特别大一栋楼。结果它所有的门都关了,出不去了,我们俩在里面转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出去的门,整幢大楼就留了一个门,有一个人在那儿守着。

那次回国带了八个大行李箱,怎么往回运呢,超重不说,海关都得找麻烦。正好碰上我哥哥,他是公安部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团到美国来访问。我说你帮我带回去算了,我自己就拿了一箱。后来回来我哥说,他们团里反映:你弟弟是干嘛的,那么沉的箱子,以为我倒卖什么呢。他说不是,我弟弟弄的全是档案,都是纸。


档案整理工作


当时我们是想重写苏联史,我说咱们再写苏联史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得以档案为依据了。当时除了这几位老先生,年轻的就是我,金雁、张盛发、左凤荣。那会儿说好了我们要写苏联通史,以档案为依据,所以就得先整理档案。我说咱们先翻译出版档案,有了这个,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咱们就能把苏联史推上一个台阶,而且跟以前的研究根本不一样,就在于都用原始档案了,原来没人用过。后来实现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立项,反正我有钱,大家就翻吧。我就每年自己开会,钱都是我出。但是翻译靠这几个人不行,我说咱们都是各卷的主编,40多卷,每人包几卷,谁研究哪一段的,那几卷就归你负责编辑,翻译工作,我统一管。

我成天就抱着原始档案,全给复印出来,大概分了专题,比如苏联跟东欧关系,苏联和德国的问题,十月革命的问题等,一共弄了247个专题。我就抱着稿子坐飞机全国飞,安排任务,你翻这个,他翻那个,弄个样条出来,编了号。我们就负责编辑校对,当时王忍之找我,说这翻译费也不少,你怎么弄?他们跟财政部申请了一笔钱,200万。他说你用一部分,我们社科院也组织一套班子,你弄苏联史,我们搞中苏关系史。后来我说干脆这样吧,钱我一分都不要了,你们留着用吧,我有钱。我主要是觉得我不大爱受人管,拿了国家的钱就很多事不好办,算了,既然我前期都没要国家一分钱,后期也不要。当时王忍之不好意思,他说象征性也得给一万块钱。我说你这一万块钱就给世界史所,他们不是出人了吗?你就给世界史所,你别给我。我们的进度非常快,1996年开始,基本上全都扑在这上面了,1999年就都完稿了。大概到2000年书就可以出版了,中宣部还拨了一笔钱给出版社,60万。当时出版社也找我,说这是给你的出版费用。我说我不要。

这套书多艰难,折腾了有六七年,到2002年才出版,涉及中国的都不让出。后来朝鲜战争那部分我就拿到台湾出了一个三卷本的《朝鲜战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我也搜集了好多,2015年出了一套中苏关系的档案,十二卷。后来又搞了一套美国情报局的档案,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司,那是2004年,“9·11事件”以后了。因为911这个事对他们刺激特别大,事先没人知道,2004年美国整顿情报系统,其中有一大批档案都是关于对华情报评估的报告。当时他们就想找中国学者来评判一下,这个事就交给威尔逊中心了,威尔逊中心当然就交给我了。还没解密呢,就先寄到中国来了,一大摞。我就分了,我、李丹慧、牛军、杨奎松,我们几个人每人分了一部分看,然后写论文,去美国参会。

现在至少这几所大学,像武大、南大、复旦、北大、南开、首师大,对档案的要求已经比较严格了。我来华师大以后,规定我们这儿的学生不用原始档案根本就不能开题,你就找档案去吧。这才是真正的史学。人家老说我揭露真相,其实不是,历史档案在那写着了嘛,过去不是按原始档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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