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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立坤:地狭人稠型城市的困境与治理

——以港九时期(1860—1897)的香港为例

更新时间:2018-12-26 23:49:42
作者: 毛立坤  
继而危及到整个城市的水源安全。19世纪70年代,港府曾派员勘察港岛中部维多利亚峰附近的棚民住户,发现了令人焦虑的现象:棚民产生的垃圾会倾倒在山路的两侧或山谷里,以致山路两侧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气味十分刺鼻。再加上山间没有几处像样的厕所,山路两侧就成了上下山的棚民任意大小便之处。一旦下雨,这些垃圾污物就会四散开来,从而扩大污染范围。有的垃圾堆和粪便填埋处附近还有小溪流,这些小溪流不但是山间居民们生活用水的来源,而且有些小溪流的终点恰恰就是负责向整个城市供应生活用水的薄扶林水库。棚民产生的生活污水也大多不加任何处理而任其四处横流,最终都会流到地势稍低的山间谷地,而山间谷地往往又是凿井的理想地点,因此污水会直接污染井水,可这些易受污染的井水偏偏又是若干食品加工场所的水源,下文将会述及。更有甚者,邻近薄扶林水库的一些住户家中产生的污水在炎热的天气里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可这些污水竟直接顺着地势朝水库方向流淌。有些棚民已经意识到其生活用水不洁净,被迫转而采用雨水收集装置储水以解燃眉之急,山下维多利亚城的居民却对其生活用水在源头上已受到污染之事浑然不觉(31)。港府担忧维多利亚城人满为患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故不愿贸然制止棚民的所作所为,结果就使得各类山间小棚房的数量越来越多,渐呈失控之势(32)。棚民对山区环境造成的危害,可从众多旧日香港寮屋照片中直观地体现出来(33)。

   4.清洁水源稀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由于维多利亚城人口密度过大,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各类污物使城里的很多水井都受到了污染,其井水水质不佳,轻则不太适合饮用,重则成为与阴沟水道相连通的臭水井,后文将会详述与井水水质相关的事宜。这里要说的是香港市场上的食物链供应几乎完全掌握在华人手里,华人所出售的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大多会使用不干净的水,还有一些食物曾用不干净的水清洗过。如此一来,由食物不洁引发的危险就会扩散至全社会的公众身上(34)。例如经港府化验员检测,香港市场上出售的牛奶大多掺有水分,有的卖家所售的牛奶掺水比例高达51%,假如卖家向牛奶中掺入的是干净的水还好办,可实际情形往往是在干净的水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卖家向牛奶中掺入的很可能就是不干净的水,这样的牛奶售出后注定会引发疾病传播(35)。还有一种在香港坊间销路甚好的肉制品产自一个位于山地区域的屠宰场,该屠宰场日常用水取自附近的一处山间谷地里的水井,可该处山间谷地恰是一些棚民排放和丢弃生活污水和垃圾的地方,这里的井水不可能是干净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港府卫生部门的官员感到忧心忡忡(36)。

   5.对城市拥挤问题的学理性分析

   19世纪的学者A.F.韦伯(Adna Ferrin Weber)已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上演的城市拥挤问题。在其于1899年撰写的名著《19世纪城市的成长》一书当中,敏锐地指出,当前世界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人口在城市聚集,并认定这种现象势将演化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继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释,最终判定各国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着手解决由城市人口聚集引发的一系列问题(37)。就此期的香港而言,上文所述及的诸多问题也确实令港府深感头痛,即如何给危险设施或危险场所选址、如何使人口密集型城市保持环境卫生、如何使华人养成讲卫生的观念、如何解决棚民造成的问题从而确保城市生活用水的洁净等。可在当时的港英当局统治者看来,华人才是引发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例如港府大律师欧玛理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香港的欧裔群体生活水准比较高,可他们却不得不与那群稠密的华裔人口比邻而居,而华人又不可能去遵守港府颁布的那些卫生管理条例,特别是关乎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的规章制度……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香港一部分人口(欧裔人口)的命运掌握在另一部分人口(华裔人口)手中。”在当时港英官员的相关往来函件当中,也总是将该领域出现的问题之原委归咎于华人素质低下,且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德和卫生意识(38)。

   对于这样的指摘,笔者表示不敢苟同,而认为这是一种狭隘、偏激的看法。港府自身其实并没有尽到分内的责任,在宏观层面没有将城市规划好,在微观层面没有将公共厕所、垃圾堆放点、供水和排污管网等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好,这就使得此际的香港变得拥挤不堪,且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讲卫生的社会氛围,讲卫生的成本于底层华人而言高得令人咋舌,谁要是刻意去讲卫生,谁就会活得很累!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里,拥挤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华人则是拥挤之弊害的主要承受者;讲卫生也并非单纯是一种与个体素质相关的生活习惯,其在更大程度上已然演化成奢侈行为,这才应当是解析该领域内大多数问题的正确视角。举例来说,选择拥挤的地下室作为栖身之所者(亦即不讲卫生者)均为底层穷苦华人,欧裔人口(亦即讲卫生者)从来不会住在这种地方,这就反映出表象与实质的巨大差异,即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人种相关,而究其实质,乃是与财富的占有量密切相关。更令人愤慨的是一部分将地下室出租给华人居住的房主恰恰就是那些动辄谴责华人不文明的欧裔人,他们就是这样一边依靠华人缴纳的房租过着文明而舒适的生活,一边又斥责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华人不文明,这可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39)。

  

二 逼仄的生活空间与严峻的卫生形势——香港华人日常生活环境的微观呈现

  

   此际的香港住户对房屋及各类生活配套设施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供给量,每一处可以获得的居住空间都会很快住满人。很多情况下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各类粪便、垃圾和污物等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被处理掉,严重污染着居民区的卫生环境。由于水源稀缺,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颇成问题,由此而引发的纷争和困苦自然为数不少;而生活污水的排放则因排污条件过于简陋,政府几乎无法加以管制。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监狱和医院这两种人口高度密集的场所,其卫生状况更加令人堪忧。总之,香港华人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脏、乱、差;这样的环境严重危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此际香港华人的寿命普遍较低。在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看来,香港的整体卫生状况到了极度骇人的地步;只不过在华人看来,这都不算什么,都能忍受而已。

   1.华人社区的居住条件和街道卫生状况

   由于香港人多地少,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若仍按照中国内地的那些老式房屋的结构建房,已不能满足大批量涌入者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于是这一时期新建的房屋较之老式房屋更加追求拓展室内居住空间,并尽可能将房屋外墙建在贴近所划拨地块的边界之处(40)。以(维城)第88号地块房屋改建工程为例,改建前该地块上原有4幢房屋,而为了容纳更多人口居住,改建时将旧房屋全部拆除后在原址新建了5幢房屋(其中4幢与旧房屋同尺寸,1幢较旧房屋尺寸更大)。这意味着改建后的房屋至少增加1/4的住户同时,公摊面积至少减少1/5,容积率大增(41),结果住户的生活和居住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逼仄(42)。这些华人居住区的房屋多为一至三层结构的建筑,一层的地面往往是没有用任何材料加以覆盖的裸土地面,想让这样的地面保持清洁卫生的确存在很大困难。二层以上的楼板(楼层间的隔板)也很单薄。即便是如此简陋的房屋,造价却很高,因为建房开销的大部分钱要花在购地和平整地皮上;相比之下,建房所用的众多物料开销只能算少数;至于房屋内部的装修花费就只好能省则省了(43)。大多数房屋一看就能辨别出久未进行过打扫,房间里的墙壁显然也从未曾刷白过(44)。这大概就是旁观者在步入香港华人社区之际乍一看所能得到的印象,那么这些房屋里的住户的居住条件如何呢?

   大多数新建成的房屋都是典型的“群租房”,屋内的住户数量较多,生存空间极度拥挤,曾有人声称此类房屋内部已拥挤到空气都不能正常流动,可见这些新建的房屋较之老式房屋更加不宜居住(45)。这段时期维多利亚城还流行兴建最令人诟病的“热屋子”(fever dens),而且此类房屋的数量一度增加得很快(46)。相关专家经过调查后也认定:“穷苦华人所蜗居的那些房屋的居住条件很糟,建筑结构也很不得体,内部人满为患,极度拥挤,平摊到每个住户身上的室内居住空间很小。”(47)那么住户们在这样的房屋里是如何安身的呢?大多数底层以上的民房会被用木板墙分隔成若干个9英尺长10英尺宽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都会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的居所。不过此类小房间的房顶并不是其所在楼层的顶部,在这些小房间的房顶上方,还会隔出一个夹层来,本地人将此类夹层称为“小顶阁”,在这样的小顶阁里根本无法站人,但可以摆地铺供贫穷的下等阶层成员睡觉(48)。在上述这类房屋里面,人均可摊到的居住空间不到130立方英尺。住户若想从房间走到厨房去,必须格外小心才是,因为稍一不慎就会触碰到头顶上方的物体,进而导致其坠落。还有一处房屋的某层楼面虽然没有被分隔成若干单间,却在狭小的空间里住着25名抬轿的苦力,他们到了晚上就铺开行李卷挤在一起席地而睡。在另一处由8幢小房屋组成的房子里,总共住有428人,人均摊到的室内空间仅为200立方英尺左右,过度拥挤的住宿条件使得这些房屋内部极其污秽。人畜混居的情形极为常见,而民众在室内饲养的禽畜又不会被纳入人口统计的范畴,则人均摊到的室内空间当更为狭小(49)。参考同期英国和法国政府对住宅居住标准的规定,每名住户应摊到400-500立方英尺的居住空间才算合格;相比之下,此际香港华人的居住空间明显小得多(50)。恰如当时曾避居香港的政治流亡者王韬所言:“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爨。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眠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复人类所居。”(51)一些前来香港调查华人住房情况的英国人很难想象这么多的住户是以怎样的方式被堆垛、填塞进如此狭小的房屋空间里,不过他们至少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有的住户在白天委实无法在屋里容身,于是就挪至房前的街道上去完成他们的工作(例如摘麻絮),到了夜晚才会蜷起身子进入房屋里休息(52)。“而到了次日清晨5时许,人们就已经起床……在路边搭起一张张桌子,桌子上有很大的容器,里面盛着米饭、蔬菜丁、肉片、家禽内脏和鱼块,以及酱油和其它各种调味品……附近还能见到卖田螺的小贩。”这都是为了吸引那些无力自己做饭的工匠来光顾(53)。此外,厨师在厨房里没有地方劈柴,索性就到街上去。洗衣服之类的家务劳动也相继转移到了街道上(54)。在很多情况下,房屋外的道路其实已被众多住户和商贩们摆设的摊位占满了(55)。港府医官在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之后曾断言:“除了香港以外,在世界上其它由欧洲人治理的城市里,绝对不会有如此令人生厌的房屋和住户。”(56)这些流露出殖民主义色彩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偏见,完全无视底层华人在香港艰难求生的困境,而且也显系不实之词,因为同期在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底层民众的居住条件并不比香港华人更好(57)。

在一幢房屋的每一个楼层里,都会从其楼面上隔出一块7英尺见方的小空间来充作厨房。不过对于住户而言,厨房的功能其实是多元的,既是做饭之地,也是大小便之处,还可当成储物间,有的厨房里面甚至还架着一张床,可供一人(乃至多人)晚上在此栖身。几乎所有的厨房都很潮湿、肮脏、破敝、气味难闻,再加上房屋设计结构不合理导致其通风透气性能极差。厨房的地板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不过因为住户们经常要在厨房里劈柴,因此大理石地板很难保持完整的原貌,有的住户甚至为了渗水方便而故意将大理石地板打裂、打烂(58)。厨房里并没有安装烟囱,一层厨房顶上有个1英尺见方的孔洞,二层以上厨房顶上同样也有这样的孔洞,就是供排烟用的。依靠这种孔洞排烟,效果很差,以致每当有人做饭时整幢房屋里都会弥漫着油烟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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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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