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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江: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原因及启示意义

——以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为例

更新时间:2018-12-25 02:02:28
作者: 任志江  
反对将澳大利亚的重要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反对对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反对私有化这一点凸显了民粹主义政党一般带有左翼倾向),提出要振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汉森还指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金融市场、国际组织、世界银行、投资公司和大企业主“鞠躬叩头”,等等。由此可见,单一民族党主要关注的是与种族问题有关的事务,其次关注的是诸如失业、全球一体化等经济事务。该党的出现反映了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工人对左、右翼主流政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

   有调查显示,单一民族党的许多支持者在早前曾支持不同的政党,最主要的支持者来源于“澳大利亚国家党”的前支持者。国家党主要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活动,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农村地区,单一民族党正在取代国家党的地位。此外,单一民族党还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曾是澳大利亚自由党或工党的支持者。⑤这表明单一民族党能够同时争取到左、右翼选民的支持。由此可知,单一民族党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吸引政治立场比较激进的选民的支持,与单一民族党相对立的是传统的主流政党。

   此外,单一民族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支持者原本是支持澳大利亚工党的,该党在澳大利亚蓝领工人阶级中有较强的影响力。单一民族党的政策主张非常切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白人蓝领工人的心理状态和诉求。有学者评论说,“人们往往认为单一民族党的支持者出身于保守主义政治背景,而非出身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背景……但是在事实上,在许多关键性的选民群体中,单一民族党的支持者更多地来自于工党早先的支持者。例如,单一民族党在体力劳动者、工会成员、将自己视为劳工阶级一员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从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那里所获得的支持要远超过其他群体,以上这些人群的特征与工党支持者的典型特征高度一致……(这一证据)显示:单一民族党所争取到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早先支持工党的选民,而不是更加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城市中的支持工党的选民”。⑥由于澳大利亚白人蓝领工人的经济处境在近几十年中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因此他们更热衷于追捧民粹主义政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位领导人也认为,单一民族党的崛起是澳大利亚在近30年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经济变革和技术变革中出现的“改革疲劳症”所引发的结果,改革的成本主要由工人阶级承担了,因此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比较严重。单一民族党宣称,“外来移民正在争夺澳大利亚工人的工作机会”,主张“贸易保护”“减少外资所控制的企业的比重”等政策。⑦澳大利亚体力劳动工人感到现有的任何一个主流政党都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改变困境的希望,因此倾向于支持强调经济排外主义的单一民族党。

   2.澳大利亚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成功的原因

   单一民族党对澳大利亚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许多激进选民集结在该党周围,而传统的保守派选民和左翼选民则发生了分裂,都有一部分选民分裂出来支持该党;第二,尽管单一民族党没有机会亲自推行其所提出的理念、政策,但是其观点与政策主张对澳大利亚社会以及主流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澳大利亚右翼政党在执政时推行的一些保守主义政策正是单一民族党提出来的;第三,单一民族党使澳大利亚内部潜在的种族矛盾、文化矛盾、阶级矛盾公开化,加剧了澳大利亚国内的族群对立、文化对立与阶级对立。

   单一民族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影响力,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经济由繁荣变为不景气,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如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间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在这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例如养老金标准得到提高,政府在教育、住房、城市建设方面的投入成倍增长,对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等等。但是,经济繁荣局面于1974年结束了。此后,澳大利亚遭遇了经济增速下滑、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的不景气局面(详见表1)。

   在经济繁荣局面不再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依靠提高税率来维持高福利,但这种做法又不可能长期实行,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最终不得不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压缩福利开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工人所受到的剥削程度加剧了。这具体体现在:企业更多地使用临时工,生产过程外包情况增多,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不充分就业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工人与工厂签订的合同越来越多的是非长期性的合同,等等。此外,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消费者债务增加等现象也日渐明显。以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为例,在1995-2002年间,澳大利亚最贫困的人口的收入提高了1.6%,中产阶级的收入提高了6.9%,而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则提高了26.3%;澳大利亚10%的人口拥有社会财富的50%,而处在社会底层的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尚不足社会总财富的10%。⑧此外,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ACOSS)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从1994年的7.6%上升到了2004年的9.9%,也就是说有将近200万人在这十年中陷入了贫困线以下。此外,澳大利亚有80万名儿童的父母均没有工作。⑨

   通过观察上述情况可知,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人切身感受到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相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不再那么如人所愿,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和谐,也会导致部分选民的政治诉求变得激进化,因而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蛊惑。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一些选民很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党宣传的吸引,将失业等社会问题归罪到少数族裔头上,并对他们进行直接攻击。有数据表明,澳大利亚选民对单一民族党支持度的提高与选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⑩

   第二,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穆斯林移民人数日渐增多,因此白人对自身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部分白人认同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主张,希望能够排斥、压制非白人人口,维持白人的政治主导地位。此外,澳洲原住民的维权诉求也是单一民族党代表的一部分白人希望予以抵制的。

   第三,单一民族党有能力展现出本党与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之间的不同之处。二战后,西方的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先是在贸易保护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政治共识,然后又围绕新自由主义化全球一体化进程达成共识,这导致一些工人认为自己被主流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抛弃”了。例如,由于对工党不满,一部分选民放弃支持工党,转而支持保守派联盟,但是在1996年取代工党上台的、由霍华德领导的保守派联盟政府为了追求效率,推行关闭农村和边远地区银行、医院、学校和其他服务机构的政策,这种做法导致选民对保守派联盟不满。单一民族党正是迎合了这部分反对现政府、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的选民。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单一民族党的选民要比其他选民更加强烈地倾向于表示他们无法看出澳大利亚工党和保守派联盟在重大事项上存在哪些差异。不仅如此,单一民族党还能够将曾经支持其他小党的一些选民吸引过来,在1998年的联邦选举中投票给单一民族党的选民中有许多在此前曾经是支持民主党、绿党等其他小党或独立候选人的。

   从总体上看,单一民族党表明澳大利亚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其更容易产生民粹主义特征。第一,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比西方国家中的非移民国家更容易发生族群之间、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容易滋生排外主义;第二,尽管近代以来澳大利亚成了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会,但是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离亚洲更近、离欧美较远,而且随着亚洲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移民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口日渐增多,因此澳大利亚白人比其他西方国家的主体民族更容易产生危机感;第三,澳洲原住民问题的存在使澳大利亚白人产生种族主义情绪。尽管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但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有限、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工作不力,难以取得政治突破。

  

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从理论、案例两方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这一现象进行的分析,可以对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的政治变化和未来的政治走向作出一定的判断,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西方国家当前经历的宏观政治变革阶段的表现之一。首先,由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束了高增长状态,一部分选民对社会、政治等领域产生了不满情绪,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党正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诱导有关选民支持自己。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传统左翼政党放弃了阶级观点,放弃了工人阶级选民,社会中的底层民众迫切希望在面对资本主义压迫时寻找到“避难所”,在选民对传统左翼政党的支持得不到回报的情况下,他们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这种“黑暗”的力量。

   第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一种危险的政治信号。民粹主义政党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政党高度相似。目前,西方国家中的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呈现出五个特征,即奉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民主、支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政党崛起时的情况非常相似,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法西斯政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当前西方国家的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的区别在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尚未糟糕到世界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程度,因此西方国家的政治变迁也不像当时那样剧烈。(11)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仍然是西方政治即将出现较大动荡的前兆。

   第三,西方国家正在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滞胀危机出现之后,欧洲又走上了社会矛盾逐渐积累、社会关系日趋紧张的下坡路。这种情况将推动极端主义政党崛起。学者克利夫提出,如果将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特征综合在一起,就会发现90年代好像是“用慢镜头播放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情况”一样:经济危机爆发,工人斗争兴起,政治上左、右翼之间出现两极分化。(12)之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的“慢镜头”,是因为西方国家近期遭遇的经济危机并未达到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程度,工人的斗争也不像1936年法国工人发起的占领工厂浪潮那样声势浩大,西方国家的街头也没有出现当年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大规模法西斯运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工人斗争明显复兴的情况,而且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数千万选民的支持。由此可以预见,西方国家的政治正走入一个新的周期,进入新一轮的下降通道,极端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在未来会更趋强大。

第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在未来有可能遭遇挑战。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人口增多、阶级对抗加剧等矛盾,同时相伴发生的是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加剧等社会问题。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存在,会导致政治领域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因此人们看到,当前西方国家的政治正处在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例如非主流政治家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法国的马克龙等新面孔当选为西方大国的领导人、民族问题凸显等。之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西方选民会呈现出求新求变的倾向,是因为选民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受到严重社会问题的困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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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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