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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益民 陈国权:民主反腐的情境适配:一项跨国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8-12-25 01:49:47
作者: 毛益民   陈国权  

   内容提要:认识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关注民主与发展情境的适配性。文章基于135个国家2009-2012年的数据,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考察民主、情境与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单个条件而言,民主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有效保护产权可使国家免于严重腐败。就组合效应而言,主要表现为:第一,同样是高民主国家,若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且产权有效保护,能实现低腐败,而若政府规模小且产权缺乏保护,则会陷于高腐败;第二,低民主、政治不稳定且产权缺乏保护,会导致高腐败;第三,若经济落后、政府规模小且产权缺乏保护,无论民主程度高低,都会沦为高腐败。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必须慎重考虑民主化的情境适配性,而法治化建设应当优先于民主化的推进。

   关 键 词:民主  腐败  情境  适配性  定性比较分析

  

   民主化就能遏制腐败吗?尽管很多人对此寄予了厚望,但诸多国家的现实经验却告诉我们:效果并不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等,纷纷走上了民主化之路,但腐败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还呈现出了加剧之势。诸多跨国实证分析也表明,民主对腐败的作用是混合性的,可能是抑制效应(Montinola & Jackman,2002),可能是催生效应(Andvig,2006),也可能是一种倒U型关系(Mohtadi & Roe,2003)。学界逐渐认识到,民主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需要与其情境相适配,才能真正产生抑制腐败的效果(Stevens,2016)。因而,只有将情境纳入分析之中,才能更全面、系统地认识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谓情境,是指民主实践的社会载体,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要素。这些情境要素,本身可能会作用于腐败,同时也可能会影响民主对腐败的效应。

   那么,在民主与这些情境要素之间,究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呢?本研究采集了135个国家2009-2012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来剖析民主、情境与腐败的复杂因果关系,从而深化学界对于民主化之情境效应的理论认识,也为当前反腐败实践提供一种更为现实的政策思路。

  

一、民主、腐败控制与情境适配


   (一)民主对腐败的影响:抑制还是催生

   对于民主的界定,政治学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系列使得公民能够通过选举表达其偏好的制度安排(Schumpeter,1950),而另有些学者则强调,对民主内涵的认识应该予以拓展,进而将其视为使得公民偏好得以形成、表达以及在政治决策中得到权衡的制度体系(Dahl,1971)。一般而言,民主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即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纵向问责是指公民通过选举对政府进行问责,横向问责包括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以及公民社会、媒体自由等(Kolstad & Wiig,2015)。本文建立在这种较宽泛的民主定义之上。

   对于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现有理论研究主要揭示出以下三种结果,即抑制效应、催生效应与倒U型关系,这里分别予以阐述。

   (1)抑制效应。在一些学者看来,在民主体制下,信息透明度往往更高,公众参与也往往更为普遍,这使得政府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监督,同时,竞争性选举也使得政治候选人为了获得职位也有动力去揭发在任官员的腐败行为(Treisman,2000)。政治竞争之所以能够抑制腐败,是因为:一方面,信息的自由和民主的结社特性,强化了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减少了腐败得以滋生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民主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周期性更替使得政治官员对某项政策或法律的持续难以做出足够可信的承诺(Montinola & Jackman,2002)。

   (2)催生效应。对于民主化可能会催生腐败的观点,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是相比于极权体制,民主化使得更多社会公众对于公共资源,比如资金、职位等,有了更多的进入权(access),进而使得更多人有了参与腐败活动的机会(Andvig,2006);二是在激烈的选举竞争中,政治官员或政党由于竞选资金的需要,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进而做出一些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Rose-Ackerman,1999)。

   (3)倒U型关系。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在短期内会催生腐败,但就长期而言,则会抑制腐败。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民主化不仅增加了寻租者所获得的信息,也增加了他们接近政府官员的机会。对信息更全面的掌握、对腐败机会更准确的定位,使得他们寻租的收益增加,进而催生了寻租行为的蔓延。同时,政府官员了解到这种不断增加的寻租需求,也会尽可能地最大化自身在寻租过程中的净收益。但是,伴随民主化进程,信息透明与社会监督在不断强化,寻租者之间、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进而导致腐败行为的风险提升,边际收益逐渐下降(Mohtadi & Roe,2003)。

   总之,对于民主化的反腐效果,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这也启发人们去关注民主实践的情境差异性。

   (二)影响腐败程度的情境要素

   在现有研究中,诸多情境因素被纳入到了分析之中,以更为全面地认识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其中,关注度较高的情境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政府规模以及产权保护。

   (1)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腐败程度,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提升了社会民众的教育与文化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Treisman,2000)。当社会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升,其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能力将会更高,进而更容易揭露官员的劣行,而人际关系逐渐走向一种契约化,减少了各种非正式的裙带网络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另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使得人们收入提高,减少了腐败行为的边际收益,进而抑制了官员参与腐败的心理动机(Montinola & Jackman,2002)。除此之外,有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还会调节民主对腐败的影响,民主只有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2005美元不变价)时,才会产生遏制腐败的效果(Jetter et al.,2015)。

   (2)政治稳定。研究表明,政治的不稳定会降低社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而那些身处此种环境中的官员们也会更加容易腐败。以俄罗斯为例,剧烈的转型导致了政治不稳定,诸如国家法制体系、官僚监管制度等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滞后性甚至断裂性(Levin & Satarov,2000)。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社会民众缺少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更加倾向于借助俘获官员来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在政治不稳定情况下,政府官员获得了更多的腐败机会。正如苏珊·艾克曼所言,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往往会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Rose-Ackerman,2009)。除此之外,在政治缺乏稳定的情况下,民主化可能造成政权进一步动荡,而进入权的相对开放,也可能加剧利益集团为争夺公共资源而努力俘获政府。

   (3)政府规模。一国政府的规模总体上反映了它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干预能力。对于政府规模,许多学者认为政府规模扩张是官僚自利性的产物,会导致机构臃肿、冗员增叠,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趋于失效。在这种思路下,政府规模扩张会增加腐败和寻租(Alesina & Angeletos,2005)。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你想减少腐败,那就缩减政府”(Becker,1995)。立足中国情境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率(周黎安、陶婧,2009)。但另有研究表明,大规模政府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腐败,那些相对廉洁的经济发达国家,其政府规模往往要大于严重腐败的经济落后国家(North et al.,2009)。事实上,政府规模的扩张往往也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实现更好地服务和监管。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将大政府等同于坏政府是一种严重误导”(La Porta et al.,1999)。归根到底,政府始终具有两面性,到底是扶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还是取决诸多方面的情境条件。

   (4)产权保护。按照诺思的界定,“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而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行为及规范的函数”(诺思,2008)。本质上,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而产权保护则是借助政府公权来保障这种权利。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执行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那么整个社会实际上就会陷入契约高度不完全的境地,这不仅会削弱经济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寻租或腐败(Acemoglu & Verdier,1998)。比如,有学者对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表明,产权不清晰、保障不到位是导致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Opper,2005)。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尽管实行了民主制,但特权网络的瓦解并没有带来产权的有效保护,国家陷入腐败(Mcleod,2005)。

   (三)情境适配:从净效应转向组合效应

   由上述文献回顾可知,要抑制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民主与情境之间应当遵循一种适配逻辑,也即民主需要与其他情境要素进行匹配,只有在适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抑制腐败的效果,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显然,反腐效果是要素适配的综合产物,而不仅仅是民主本身所带来的。这也意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从关注民主的净效应,转向关注民主与多种情境因素之间的组合效应。

   所谓净效应,可以理解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单一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变化(Ragin,2008)。现有研究多以回归分析为主要方法,而回归分析,就其方法论本质而言,就是试图寻找影响结果的多种变量,并进一步从中分离出每个变量的净效应。这种净效应取向有助于揭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但同时也限制了回归分析对现实的解释力。具体而言,对净效应的估计高度依赖于模型的设定。净效应的核心要义是计算出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之变化的非重叠性贡献(non-overlaping contribution),而这种非重叠性贡献则直接取决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果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则其净效应就会被削减。在实际研究中,对某个结果产生影响的多个变量,通常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就各自对结果的非重叠性影响而言,则往往只有相当小的部分。

此外,为了捕捉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者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交互项。但时,这种做法仍然是净效应导向的,而且,交互的变量在数量上也存在限制。当三个及以上的变量进行交互时,尽管在数理分析上仍然可以做到,但对结果的诠释将会变得非常困难。也正因如此,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都是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很少见到包含三个及以上变量的交互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过两个的因素交互发挥作用却是常态。比如,民主与其他情境要素,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政府规模以及产权保护等,其中的两个或三个甚至全部,都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对腐败的抑制则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所带来的效果。对于这类组合效应,仅仅借助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将难以有效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为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能够容纳更多条件互动性的方法,以集合论为基础的定性比较分析,为探索此类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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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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