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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与中国结盟吗?

——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

更新时间:2018-12-25 01:35:23
作者: 谢超  

   内容提要: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关 键 词: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  中俄结盟  战略伙伴  俄罗斯国家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崛起及面临的崛起压力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结盟以化解困境的热烈讨论,对中国是否应与俄罗斯结盟的讨论也日益增多。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力挤压,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也面临美国的无端干预,两国同时都面临体系内主导国施加的强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中俄在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协同合作再次引发外界关于中俄结盟的猜想。①国际国内舆论不断出现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猜测,反映的是两国共同面临美国及其盟友制约的现实情况。

   学界中主张中俄结成正式联盟的观点主要是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论证中俄结盟的意义。②张文木教授认为,中国是否需要结盟、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自身利益需要而定。他认为,当前中俄结盟的主要目标应是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即美国遏制与中俄反遏制,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应避免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留有空间。③笔者基本赞同张文木教授所做的分析,中国快速崛起使得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思潮上升,中国需要依据自身的国家利益,独立思考和调整不结盟政策。不过笔者认为需要商榷的是,捍卫一个既有体系是一个防御性的目标,而在当前格局下中俄结盟是一个改变大国权力格局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战略,具备一定的进攻性;④虽然以进攻性的手段实现一个防御性的目标有理可循,但从战略上看,激烈的手段与有限的安全目标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错配。虽然结盟手段使得安全目标的实现有了较大可能性,但实现该目标还存在其他的战略选择,包括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等,在这些双边和多边手段被证明失效之前,大国结盟,特别是俄罗斯作为军事第二强国和中国作为经济第二强国之间的结盟行为,将极大地冲击既有国际格局,从而引发主导国和其他大国的强烈反应。因此,中俄通过缔结条约等形式结成正式联盟,在外交上能够留给美国的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因为除了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之外,并不存在其他需要中俄结盟应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阎学通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国家间结盟的根本目的,认为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弱,考察俄罗斯是否是可靠的盟友主要取决于结盟为双方带来的战略利益。⑤对于反对中俄结盟学说提出的中国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区域外战争的担忧,阎学通教授认为,核禁忌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使得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周边战争,并不需要他国的军事支持,从未来十年的趋势看,并不存在发生俄罗斯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的风险。⑥上述观点进一步厘清了结盟手段的必要性和中俄结盟可靠性等问题,共同利益使得中俄两国的战略接近和战略互信有了现实基础,背叛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阎学通教授的主张引导了国内关于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的学术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与军事实力足以应对周边战争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失衡。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意味着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很大,且与中国面临的威胁存在共性,这种共同威胁的程度需要两国结盟才能应对。在当前格局下这种威胁只能是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但另一方面是核武器时代的大国无战争理论,即大国之间无法打大仗,俄美之间卷入正面军事冲突的潜在代价使得这种对抗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这种战略安全威胁不太可能是俄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更可能是来自两国在战略缓冲区或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冲突。仅就冷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在只面临有限周边战争的情况下,俄罗斯是有能力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他国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道义上。⑦对于政治和道义支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政治机制下就可以实现类似目的,此时如果结盟,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何中俄要抛弃一个被证明有效的双边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注意到并积极认同中国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建议的积极成果,⑧在大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相关国家的外交行为也面临调整。本文认为,中俄两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压力具备促成双方结盟的条件,这也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不断深化的原因所在,未来并不排除两国结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中俄结盟仍处于学术探讨阶段。如果说中俄战略协调关系已经上升到所谓准盟友的水平,两国盟友关系只剩一层窗户纸的话,那么本文倾向于研究窗户纸迟迟没有被捅破的原因,即虽然存在结盟的条件和动力,两国为何没有正式结盟?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结盟理论关注的本质,即共同利益和共同战略威胁问题。在承认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高度契合的前提下,需要讨论如下问题:这种利益的共性是否达到了促使两国结盟的高度?两国面临的共同战略威胁是否会发展到需要两国正式结盟才能应对的程度?与中国结盟是否契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否能支持与中国结盟?当前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俄罗斯视角下的分析,因此,本文拟分析在国际格局经历深刻变化的前提下,俄罗斯战略选择的成因和成本收益,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角度审视中俄结盟的概率和时机。

  

二、结盟概率与时机

  

   在国家结盟理论中,对于结盟原因的讨论主要包括权力制衡、威胁制衡、共同利益等,有关的理论论争推动了同盟理论的发展。⑨除了研究建立联盟的原因和方式之外,关于结盟概率和结盟时机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间结盟的概率更大?在怎样的情况下国家关系会突破临界点结成正式联盟?沃尔特(Stephen M.Walt)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外部威胁的四个因素,即实力对比、地理位置、进攻实力和攻击意图,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结盟概率问题。⑩权力周期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以上问题,提出国家间相对实力及其变化可以作为研究结盟概率的重要指标。当体系中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临界的不均衡的系统性变化时,战争概率上升,体系更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变化。(11)丹尼尔·邱(Daniel Y.Chiu)进一步完善了临界变化这一概念,并把临界点定义为国家之间权力周期和角色的突然的非线性变化,且类似变化具备导致体系结构变化的潜在作用。(12)因此,在体系变化的临界点,国家间结盟的概率可能增加。(13)

   对于体系内的主导国、大国(包括崛起国和其他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来说,在当前的国际体系环境下,这个临界点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潜在挑战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使得主导国对体系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产生新的认知,二是潜在挑战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与主导国相当的水平,体系内开始出现新的权力结构。因此本文认为,不应该将权力制衡与威胁制衡两者对立起来,应该看到在权力格局变化接近临界点时,有关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全面加大也可能减小对某国的威胁认知,前者会导致国家间关系恶化,后者则更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上升。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或者感受到在体系内地位的变化,会创造新的安全形势,国家或认为这种体系变化对自身安全带来威胁,为了适应体系变化而采取的外交政策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威胁。(14)

   当前的体系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类似的深刻变化,作为崛起国,中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虽然国民生产总值仅在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但已远强于十年前,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已非数量级的差别。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预测时间不断被修改和提前,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一份报告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就将超越美国。(16)无论哪种预测更准确,本文倾向于认为,基于当前中美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还需要约十年的时间去完成对美国的超越。目前中国是体系内的第二经济大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军事强国,加上积极主动的外交态势,未来十年内具备威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唯一国家只可能是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需要的时间更长。目前我们虽然无法定义一个相对肯定的时间表,但军事赶超的时间至少要比经济赶超的时间长,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是比较合理的预测。

   一般认为,在临界点或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由于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国家对于相对权力的分配、威胁的认知和对安全地位失衡的担忧都在上升,从而促使国家之间结盟,并且结盟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增大。如果说中国快速崛起引发了人们关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预期,那么中美绝对实力的差距使得这种预期仍更多地停留在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上。对于美国来说,来自中国赶超的威胁是长期层面的,是对权力结构变化的预判,对于潜在威胁采取适当的防范手段是合理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双方战略竞争加剧,关于中国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也很多,观点各有不同。对于中俄接近,美国国内存在加强遏制“俄中轴心”的主张,(17)一部分战略人士则认为,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乃至在相对较弱的经济政策上都更具攻击性,因此,主张加强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防止中国被迫与俄罗斯接近甚至结盟。(18)无论如何,在当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前权力周期大国权力体系的稳定与否,同时崛起国的战略行为和选择也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反应。

   如果主导国在全力遏制的行为方式之外,实行相对温和的容忍政策,例如扩大与大国特别是崛起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以增加崛起国通过结盟或战争实现崛起目标的潜在成本,类似策略选择也可以有效地影响大国行为。这符合心理学中的损失规避概念。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19)如果主导国施加的战略压力过大,使得崛起国认为无论结盟与否,崛起中的大国都将面临美国的遏制,那么大国结盟应对主导国及其盟友体系将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关于结盟对象的选择及其可靠性,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中国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20)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中俄经济实力差距将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拉大,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大于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段时期里,中俄结盟都将是实力对等的同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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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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