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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城市场域中的族群认同与权利保障

更新时间:2018-12-23 23:53:18
作者: 姚尚建  

   内容提要:城市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族群流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基于历史传统和文化共识的族群认同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被空前挤压,传统族群的文化固守与城市化的一致性规则形成了新的张力,从而增加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城市并不简单体现为族群生活的集聚。在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城市应该向所有族群平等开放,为每一个体提供权利上升的政治通道,并在这种上升过程中促进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

   关 键 词:城市族群  族群认同  社会融合  权利上升  权利保障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于广袤的西部区域。按照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逻辑,在国家的秩序边界之内,民族之间的多元性意味着族群①存在冲突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的形成中的族群冲突必须在国家边界之中得以缓和,但是在市场主义和文化多元的激励下,对于身份和共同体的认识仍然有可能对城市发展与安全以深刻的影响。

  

一、进入城市的族群:隔离与分化

  

   在人类政治发展中,不同的族群时而彼此共生,时而互相排斥,甚至形成族群冲突;冲突的背后,隐含着族群这一共同体认同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即使不以国家构建为目标,以族群赋权为基本目标的社会运动也此起彼伏。这些运动在一定时期或指向水源、矿产,或涉及语言和传统。但是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使不同族群在紧凑的地理空间里形成互动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族群冲突具有新的内容。

   (一)城市社会的族群差异

   在“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看来,族群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脉络,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感受、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也就是说,族群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脉络来延续的。②因此,只要存在这种历史与共同记忆,族群就有其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在城市普遍出现之前,马铃薯式的农牧业社会有效地保护了族群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的维系中,城市作为社会的异质性产物逐步形成。在古希腊,城市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而公民,正是这些古老城邦的主要元素。但是,公民并不包括所有的雅典居民,在30万的雅典居民中,雅典人中的妇女、儿童,以及所有奴隶和外邦人并不能成为公民。因此,在雅典时期,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相同的城市身份。在罗马,公民仍然是分等级的,不同种类的公民之间权利并不平等。依据权利的大小,罗马公民还包括自治市公民、无投票权公社的公民、拉丁殖民地的公民、联盟者和臣民,其中,拉丁殖民地的公民只有居住在罗马,才具有公民权,而联盟者和臣民不是罗马公民。③因此,在早期城市,居民与城市有一个互相确权的过程,外来族群的城市公民权受到限制,城市中的族群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差异。

   在罗马之后,早期城市陷入了衰落。进入11世纪,西方城市复兴,开始拥有了贸易。工业革命以来,城市逐步具有了现代性的内容。近现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城市开始纳入国家政治体系,完成了城市国家到国家城市的转换,族群的成员也在城市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了身份——城市的市民到国家的公民——的转换。与农牧业散居式社会不同,城市是指与农村和人烟稀少地区相对应的高密度建筑群区和人口中心。④城市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发展带来大量的人口集聚。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只有86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城市已经吸纳了近2/3的全球人口。⑤借助于国家的权力,城市以简单划一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介入族群的文化差异性,那种长期以来支撑族群认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在城市面前遭遇重大结构性危机。

   (二)城市生活的族群隔离

   在现代城市进程中,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但是在一些城市,或基于制度,或基于文化,这些城市融入并没有推进族群的融合。一些城市通过体制控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城市进入权和获得城市户口。东南非洲的英国殖民城市否认当地人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和永久居住权;津巴布韦的罗得西亚非洲人一直到独立前夕才获得自己城市家园的合法权利;战后南非法律不仅判定城市移民为非法行为,而且铲除了内城中历史形成的有色人种社区,将100万有色人种逐出“白人区”。⑥

   在一些国家,虽然种族主义城市政策已经终结,但是城市中社会流动并没有促进族群融入城市。在美国城市,黑人家庭、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城市一些街区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白人人口从这些街区的迁出。城市种族的变化以及对族群聚居的恐惧,形成了持续性的种族隔离。⑦20世纪初,大量的美国黑人开始搬迁到纽约曼哈顿北部的哈莱姆区。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黑人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一些白人认为,黑人是没有教养、不懂礼貌和不懂城市生活的乌合之众。他们担心自己孩子会受到黑孩子们的不良影响,因而不愿与黑人为邻”。⑧由于白人的逃离,曾经繁荣的哈莱姆迅速沦为一个典型的贫民区。这一贫民区的形成充分论证了贫民区背后的族群冲突。虽然作为社区的哈莱姆保护了黑人的文化传统,但是作为城区的哈莱姆陷入了深刻的贫困之中。

   在法国,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移民主要居住在巴黎、里昂—维勒班、马赛、里尔、图卢兹、波尔多等六大都市区。其中,大巴黎都市区移民人口占到移民总人口的16%。移民,尤其是非洲移民多聚居在房屋质量老化、人口密度高的“敏感城市街区”(ZUS:les Zones Urbaines Sensibles)。研究发现,1990-1999年间,原来住在ZUS的法国本地人大多(68.6%)进入了非ZUS居住,而移民特别是非洲移民却只能从一个ZUS进入另一个ZUS,或者保持不变。而这些人之所以选择相似的ZUS街区,最大的原因就是只能依靠种族或者宗教的社会关系获得居住机会。⑨

   在中国,城市对于族群文化的影响仍在观测之中。一方面,一些少数族群与中国整体城市化保持了同步,如俄罗斯族、锡伯族和回族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本民族人口总数的50%。⑩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民族学者也发现,一些族群进入城市以后,依然聚族而居,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固化。

   云南省昆明市,以“捡渣渣”(捡垃圾)为生的、来自贵州省山区的布依族家庭,多聚居在一些称为布依巷的城中村里,他们以族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居住空间和共同职业为载体,在城市中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流动的族群边界。即使在原先居住的城中村拆迁后,零散化的布依族又通过同城居住的亲戚、老乡、拾荒时认识的同族打听租房的信息,在昆明找寻新“家”,并形成新的布依巷。(11)对昆明市布依巷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这些布依族居民的居屋要求有堆放废品的地方,但当地居民由于担心堆放废品容易产生异味及滋生疾病而不愿意将较好的房子租给他们,他们大多只能租住于城中村老旧的房子里或者是村民临时搭建的被政府认为是“违章建筑”的窝棚中。(12)因此,正是这种职业的特殊性,锁定了布依族城市居住的地理空间,也被动地维持着城市族群的社会边界。

   (三)城市融合的族群固化

   芝加哥大学的派克(Robert E.Park)在20世纪20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1)相遇(Contact);(2)竞争(Competition);(3)适应(Accommodation);(4)同化(Assimilation),他认为族群互动的最终方向必然是族群同化。(13)但是事实上,当一个族群成员进入陌生的城市时,对于安全的寻求有可能转而寻求特定族群的集体性保护,就可能形成特定族群的地理空间集合。族群地理空间分布的社会化后果是排斥性社会空间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易产生族群冲突。在哈莱姆黑人区的形成中,促进族群融合的努力却适得其反地导致了族群的隔离。1900年,由于哈莱姆有大量新建的住房空置,一位名叫菲利普·佩顿(Philip A.Payton)的经营房地产行业的黑人出于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关心,开始建议几个房产主把那些空置或者半空置的公寓租给殷实的黑人租户,(14)最终导致了这一同质性社区的形成。

   在昆明市,基于对血缘、地缘和族缘的依赖而形成的布依巷居民,同样借助强烈的族群认同感适应着城市的生活。何明等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房东都提到“布依族最团结”。这种“抱团”文化为初来者提供了落脚处,并引导其更快进入拾荒行业,满足了其在城市谋生的基本需求。规模一度最大的布依巷五村聚居点,几乎成为当时布依族在昆明的“招待所”。(15)哈莱姆、布依巷等街区居民的“抱团取暖”,显示了少数族群进入城市的不适。这种边缘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不过是故乡生活的空间移植。基于职业的隔离固然保护了族群的文化传统,但是一旦职业与身份形成了代际继承,就可能成为这一少数族群融入城市生活的社会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族群融合受阻以后,少数族群的社会隔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得以持续,族群中的阶级结构开始重组,“虽然种族隔离在缓慢地衰落,但阶级隔离却日渐森严。事实上,即便是在同一种族的内部,阶级隔离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四十年前,富裕的和贫穷的黑人(或拉美裔)家庭大都居住在一起,而现如今,同一种族的富人和穷人就不太可能比邻而居了”。(16)在我国,一些城市政府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吸引人才,制定了严苛的落户积分政策以激励社会精英进入城市。然而,当城市化进程形成对社会精英的吸纳机制时,任何同一文化体下形成的身份认同将被击破。城市不同族群的精英通过城市政府开设的有限通道进入了城市,进入城市收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并获得基于阶层、职业的新的城市身份,获得和原有城市居民一致的城市权利。失去精英的族群逐步成为城市阶层的洼地,其居住的区域日益成为问题街区,从而加大了城市族群融合和城市发展的社会成本。

  

二、族群在城市中的身份与权利


   现代城市既是公民的城市,也是不同族群的城市。族群城市身份的获得,是城市权利的起点。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阐述了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关系,他强调,现代民族必须同时既是公民的,也是族裔的。在族裔共同体层面上,个人是建立在其历史和本土文化基础上的,他们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公民权利,从而代表、容纳并保护这一共同体。(17)现代民族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也同样论证了国家的城市及其每一个族群的成员共同生活的正当性。

   (一)城市权利的身份意义

城市意味着有限的地理空间,也意味着新的社会集合。在西方国家,城市往往意味着自由和自治的社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城市是国家特定的制度安排。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城市都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的居所,更意味着新的身份认同。史密斯的判断意味着,城市不同族裔人应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作为国家的城市,必须捍卫城市居民共同的公民权利。同样,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社会流动的过程,城市的自由内核又必须捍卫其社会成员的差异性权利。因此在城市族群融合中,城市并不必然意味着族群的冲突。事实上,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看来,城市权利本身就表明一种处于优先地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保持个性的权利、居住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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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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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族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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