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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中东政治转型:反思与重构

更新时间:2018-12-23 23:49:43
作者: 田文林  
伊斯兰世界已经方寸大乱,在政体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制度自信”,一味遵从西方的制度和模式。当时,奥斯曼帝国最流行的观点就是用“缺乏西式制度”来解释伊斯兰世界的落后。许多人认为,伊斯兰世界正是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特征(如没有中产阶级、城市、政治权利、革命等),才导致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36)

   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自上而下的“坦兹马特”运动,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奥斯曼帝国一面效仿西方的国族整合进程,大力倡导“奥斯曼主义”,培养境内各族臣民的共同体意识;一面效仿西方的宪政民主,强化分权制衡和个人权益。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国族整合的内核是集体主义,宪政民主的内核是个人主义,两大改革进程相互抵触,同时启动只会使改革效果相互抵消。这就像同时打开游泳池的进水管和出水管,要想将水池注满是不可能或极为困难的。尤其在国族整合未完成情况下,效仿西方进行宪政民主改革,只会削弱、瓦解原来的权力结构和共同体意识。

   后来的历史表明,盲目效仿西方的政治改革,并未挽救奥斯曼帝国日渐衰亡的命运,反而加剧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过程。恰恰是这股西化改革中兴起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最终埋葬了这个持续数个世纪的老大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独揽大权后,效仿西方标准进行政治改革。“青年土耳其党人”还盲目照搬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推行泛突厥主义,将土耳其语定为奥斯曼帝国唯一官方语言,完全不顾很多人的母语是阿拉伯语或斯拉夫语这一情况。(37)其结果是,这种做法明显加剧了统治者和帝国中心安纳托利亚之外的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38)“鼓励了土耳其裔群众,却疏远了人口占多数的非土耳其裔民族,比如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青年土耳其党人’虽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却给了每个群体忌惮和仇恨的理由。”(39)“青年土耳其党人”这种食洋不化的政治改革,非但未能巩固奥斯曼帝国,反而使苏丹权力受到削弱,帝国内部民族宗教矛盾加剧。不夸张地说,奥斯曼帝国正是因为这种“以西方为师”的政治改革运动,及其从中孕育出来的政治势力,最终加速了自身的死亡。一些学者评价道:“貌似能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最后的复兴希望的事件,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40)

   一战结束后,按照英、法“委任统治”建立起来的若干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继续效仿西方,建立代议制制度,这一时期也被西方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然而,恰恰是在“自由阿拉伯时期”,埃及等国成为西方人的乐园,当地人则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当时,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总人口中,外国人占40%,这些人享有多数埃及人无法享受的各种特权。本土居民则被排斥和隔离在有轨电车、俱乐部、咖啡馆之外。(41)英国军官劳伦斯(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1921年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对外国人来说真是太美好了,言语无法形容”;“外国人在这里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样。”(42)换言之,实行西式民主并未使阿拉伯国家摆脱殖民状态,因而其难以得到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中东涌现出一大批民族主义领导人,如埃及的纳赛尔、苏丹的尼迈里、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伊拉克的卡塞姆、叙利亚的阿萨德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倡导独立自主,摒弃西式制度和道路,中东国家恢复了久违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纳赛尔在1957年3月会见一位印度报纸记者时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什么是民主?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我想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上都能解放这些农民和工人,这样,他们可以说‘是’。我想在不影响农民和工人正常生活或每天获得面包的前提下,让他们说‘是’和‘不’,这就是我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观点。”(43)纳赛尔的这番话揭示出西式政治民主的虚伪性,以及实质民主或经济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其见识和见地委实值得称道。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普遍盛行的强人政治或威权统治,就是对长期以来中东在政治制度领域全盘西化的修正,因而在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但好景不长,由于道统与法统分离,中东世俗国家普遍存在合法性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中东世俗政权必须依靠政绩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一旦政绩不佳,这些国家的统治便容易出现问题。随着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旨在谋求联合自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替罪羊,并日趋走上下坡路。阿拉伯世界革命领袖纳赛尔也在1970年黯然去世。取而代之的,则是“各扫门前雪”的国家民族主义。萨达特等新一代阿拉伯领导人内外政策重新“向西看”,主动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靠拢。这种对西方的战略性依附,导致这些中东国家在核心价值观上自我矮化,从而为西方在伊斯兰世界进行新的文化扩张铺平了道路。

   面对千疮百孔的伊斯兰世界,西方文化霸权再次扮演了“补刀者”角色。按照西方的民主化理论,威权政体只能算一种“过渡状态”,其最终要么走向极权统治,要么走向民主政体。这种“二选一”的理论设定,事实上是在暗示和引导阿拉伯国家,促其沿着“民主化”方向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从威权统治到西式民主的转型。这些年来,西方媒体频频指责中东国家“独裁专制”,“缺乏民主”,甚至提出“民主改造”计划,乃至“武力输出民主”。所有这些,使得那些已经按西方标准实行了世俗化的中东国家,继续“惶惶不可终日”,面临“民主转型”的新课题。

  

中东剧变:西式民主化神话的破灭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将“自由”、“民主”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将“输出民主”视为控制中东的战略手段。西方强势文化的长期灌输,加上冷战后各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使伊斯兰世界逐渐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对外来发展模式亦步亦趋,盲目效仿。始自2010年底的中东剧变和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长期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在治理模式上,阿拉伯国家明确“向西看”,将“民主转型”视为纾解困境、实现复兴的最大希望,但中东剧变暴露出民主转型难以摆脱的三大痼疾。

   (一)宗教与世俗力量相互内耗的痼疾

   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多数国家推行政教分离,由此导致中东国家道统与法统相互分离,彼此相互纠缠: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世俗权力,握有警察、军队、法庭等各种国家专政工具;另一方面,宗教势力则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并在草根阶层扎根很深(如埃及的穆兄会)。这些宗教势力长期蛰伏,但一旦获得机会,便会反客为主,与世俗力量争夺政权。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但凡出现重大变革,总会出现伊斯兰势力的身影。在这场中东剧变中,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乘势崛起,一度掌握国家政权。但这种态势令相关国家教俗矛盾空前激化。2013年7月,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直接罢黜穆尔西,并对穆兄会严厉镇压,由此导致穆兄会暴力化倾向增强。近一两年来,穆兄会成员针对政府目标的袭击不断出现,埃及等中东国家社会分裂空前加剧。要么是世俗独裁,要么是伊斯兰化的民主,中东教俗矛盾令中东国家在政治转型中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二)“集权”与“分权”的艰难选择

   理论上说,集权政体与分权政体各有优缺点。集权政体的好处是政局稳定,中央政府行动能力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是容易出现权力世袭、家族腐败、政治僵化等弊端。分权政体(议会民主制是典型)的好处是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兼顾不同利益集团诉求,但缺点是容易出现中央政权缺乏行动力,导致政坛内耗和权力空转。相较而言,集权政体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国家)的现实需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族整合和经济现代化,因此需要倡导集体主义,团结各方力量。要做到这点,政府必须强化权力,统一实施。尤其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地缘版图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一战后英、法两国人为划定的,相关国家民众的部族和教派意识强于国家意识,将不同部族和教派的民众整合为具有“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国民,是其首要任务。而分权民主恰恰与这一进程反其道行之,民主化强调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其价值基础是个人主义。在国族整合未完成情况下,过早到来的民主化进程,只会使相关国家陷入教派意识复苏、民族分离主义抬头、中央政府议而不决等一系列“软政权化”趋势。

   从实践看,中东政治转型不断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左右徘徊。中东伊斯兰世界最初都是东方式集权政体,并在数百年内行之有效,维系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中东国家纷纷效仿西式议会民主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所谓“自由阿拉伯时期”。但这种政体变革并未使相关国家走上富裕强大之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这些国家又普遍被高度集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取代。从效果看,这种威权政体汇集各方之力,能够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使整个国家蒸蒸日上。但这种“超稳定结构”也导致权力世袭、裙带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剧变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地民众渴望打破这种一潭死水的既定政治结构,也是中东从“集权”向“分权”转变的开始。但这种带有“分权”性质的政治转型,使中东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具有很强的部族、教派意识,国家权力失控必然导致教派、部族等原生性意识复苏,由此导致中东陷入中央权力弱化、安全形势恶化、教派和民族分离意识抬头等诸多困境。这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令诸多中东国家难以抉择。

   痛定思痛,当前中东转型国家出现了“再集权化”趋势。如果说2013年埃及塞西军人政府上台是中东集权政体回归的早期征兆的话,那么,2017年4月土耳其修宪公投就是集权化倾向的最新例证。土耳其自1923年起就实行议会民主制,但经过这次修宪公投,土耳其将从2019年正式转向总统制。按照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的解释,土耳其实行总统制,目的就是实行强力领导,避免过去弱势的联合政府的状况。按照新宪法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有权组建政府并任免各部部长,颁布法令、举行修宪公投,还可以计划预算、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意味着埃尔多安总统将大权独揽,长期执政,土耳其集权化趋势明显。“土耳其模式”一向被阿拉伯国家视为“民主楷模”,但现在该国从分权转向集权。中东国家的“再集权化”倾向表明,至少就中东地区而言,集权政体显然比分权政体更适合该地区国情。

   (三)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

   民主化论者一直将“民主”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其不仅能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还能带来稳定与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东国家之所以深陷困境,是因为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去工业化”所致。与此同时,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埃及等中东国家长期推行私有化政策,财富分配日趋向少数人集中,由此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矛盾加剧。

因此,阿拉伯国家要想真正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变革。具体地说,就是在执政者执掌政权后,先改变上层建筑,再变革生产关系,最后实现生产力发展。然而,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转型并未沿着这一轨迹前行。中东剧变初期,尽管抗议民众提出旨在全面变革的“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口号,不仅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4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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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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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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