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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中东政治转型:反思与重构

更新时间:2018-12-23 23:49:43
作者: 田文林  
”(13)上述情况表明,西方制度和西方文明并非想象中那么优秀,不值得非西方国家全盘照搬。

   与西方的政教分离模式相比,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传统完全是另一种路径。早在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622~661年)时期,伊斯兰世界就已经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乌玛”(穆斯林共同体)。凭借这种靠宗教信仰动员起来的军事力量,伊斯兰世界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在短期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进而开启扩张进程:634年占领叙利亚,639年占领埃及,642年占领波斯,711年占领西班牙,最终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洲际帝国。“决定阿拉伯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全体将士无一不坚信安拉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这个信念鼓舞了士气,带来了军纪,同时又在每个胜利中得以证实。”(14)

   此后,阿拉伯人建立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年)、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无不将世俗政权的法统与伊斯兰教提供的道统紧密结合。即使1258年蒙古铁骑灭掉阿巴斯王朝后,这种伊斯兰世界秩序观并未随之湮灭。新兴的三大“火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法维王朝、莫卧儿王朝),在理念上都继承了伊斯兰帝国的伊斯兰论理,完全确立了伊斯兰作为政权正当性、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基础的制度与思维习惯。(15)总之,在相当长时期内,伊斯兰教与世俗统治互为表里,配合得丝丝入扣,形成逻辑自洽的循环体系。这也是伊斯兰世界长期保持统一稳定的独特秘诀。显然,伊斯兰世界通行的政教合一模式与西方盛行的政教分离模式互不兼容,强行效仿西方政局分离模式,只会带来严重负面效果。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柏威尔(Beauvale)曾清醒地认识到:“土耳其是一种宗教辖区,苏丹是哈里发,法律是《古兰经》和教法注释。如果哈里发、《古兰经》和乌莱玛倒下了,另一种权力取而代之,奥斯曼帝国将一定会瓦解。”(16)

   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的长期侵蚀下,伊斯兰世界盲目效仿和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第一步就是“挥刀自宫”,将植根于政治制度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剔除出去,将国家基础强行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而按照西方标准,世俗化和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世俗化”的空间。(17)在伊斯兰社会里,诸如“宗教”、“国家”、“主权”、“民主”等名词具有十分不同的含义。(18)这些西方概念不断侵蚀、颠覆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关系,将宗教逐步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即使是最令人尊敬的法律文献也提到,伊斯兰法律落后、僵化、不合时宜,这最终导致伊斯兰法律中那些与新自由主义秩序相悖的方面(如团结、照顾弱者的责任)被摒弃。”(19)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生硬模仿,不仅使伊斯兰世界没有学到西方制度的精髓,反而连自己原有的制度优势也丧失殆尽。

   经过上百年演化,中东国家终于建立起符合西方标准的世俗政权,由此摆脱了来自伊斯兰教的有形与无形束缚。然而,这也使中东国家由此失去了伊斯兰教提供的价值庇护。在剥离了伊斯兰功能之后,中东国家成了纯粹的基于权力的政治团体,不再拥有超越性的终极价值,也无法为民众提供终极宗教关怀。(20)由此,中东国家开始面临精神家园无处安放的世纪难题。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效仿西方国家进行世俗化改革,其结果是这种改革并未消除相关国家政治改革压力。恰恰相反,中东世俗国家由于政教分离带来了道统与法统的分离,使它们始终面临来自伊斯兰势力的顽强挑战。直到现在,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政治生态中都存在着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官方倡导的世俗主义,暗线则是如影随形的伊斯兰主义。二者相互干扰,水火不容。“所有伊斯兰国家将要或者可以说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一个世俗的国家;否则把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秩序的艰苦斗争进行到底。除此选择,没有别的出路。”(21)这种世俗与宗教力量对峙,使伊斯兰国家长期面临“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的“精神分裂”。

   在现实政治中,中东国家丧失了伊斯兰这一文化传统的支撑,都不同程度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其维系统治只能依靠经济绩效和强制力量。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中东国家为何多是威权政体或军人统治。在经济业绩不佳的情势下,这些国家维系统治地位更加依靠强制力量。这种完全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中东政权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极端脆弱,一旦当权者力量减弱,便可能出现“塌方式”垮台。而且,民众由于还有“回归伊斯兰”作为备选道路,因此其对世俗政权的政策往往缺乏耐心,总是渴望立竿见影的政绩,否则便很容易转向“伊斯兰”,引发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复兴。

   土耳其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土耳其独立后,凯末尔明确将“世俗主义”定为基本国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世俗化举措:改革国家体制,废除实现了600多年的哈里发制度;改革法制,废除了伊斯兰教法规;改革文化教育,建立世俗学校;改革社会生活习俗。凯末尔改革的大方向就是以“全盘西化”为标准,将伊斯兰教从政治生活中彻底剔除,最终实现“脱亚入欧”。然而,土耳其毕竟是个99%国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尽管土耳其政府自1923年以来矢志推行世俗主义,但是在该国政治生活中始终未能完全根除“伊斯兰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政坛日渐崛起。繁荣党(Welfare Party)建立于1984年,该党在1995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21.4%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58个席位,由此伊斯兰政党首次成为土耳其议会第一大党。1996年,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还出任了土耳其总理。2002年上台执政的“正义发展党”(AKP)同样具有明显伊斯兰色彩。正发党领导人、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1999年曾公开称:“清真寺就是我们的兵营,圆顶就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就是我们的刺刀,信徒就是我们的战士。”(22)该党执政后,逐渐推行伊斯兰化政策。2016年4月25日,土耳其议长卡拉曼公开称:“我们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有一部宗教宪法”,“世俗主义在新宪法中将没有地位”。(23)此番言论公开挑战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引发举国哗然。2017年1月13日,土耳其教育部公布新的中小学教材草案,将删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大幅压缩有关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内容,“凯末尔主义”被彻底从社会课程中删除。土耳其伊斯兰势力屡打不绝,乃至强势回归,从侧面验证了当年英国学者詹森的判断:“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内,残忍、粗暴地隔断一个虔诚民族的伊斯兰根基,这不是不可能的,但也是困难的。”(24)

   埃及同样面临教俗相互内耗的问题。现代埃及毗邻欧洲,很早就受到欧风美雨影响,实行政教分离统治。但该国宗教势力树大根深,始终是现代伊斯兰势力的主要发源地。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早在1928年就已建立。1952年纳赛尔政变上台后,其代表的世俗力量很快与穆兄会闹翻。众所周知,埃及总统纳赛尔是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公认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但激进宗教学者库特卜却宣称纳赛尔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勾结的叛教者”。(25)埃及世俗政府不得不对穆兄会高压严打。同时,在丧失了来自宗教的道统支持后,埃及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政绩合法性”赢取民众支持。1967年埃及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声望大减,伊斯兰势力重新抬头。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试图调和世俗与宗教两股力量,大量释放穆兄会被拘人员,自己也以“虔诚总统”自居。但由于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萨达特最终在1981年被极端伊斯兰组织在国庆阅兵式上枪杀。

   1981年穆巴拉克执政后,尽管对政治伊斯兰打压遏制,但其自身仍无法彻底摆脱伊斯兰的身影。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中学历史课本在谈及国家认同和反对外来侵略时,将伊斯兰视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宣称只有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其他宗教则都是“异教徒”,并称“为真主而圣战”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中学课本还强调真主至大,强调“热爱祖国来源于宗教信仰”。(26)与此同时,埃及穆兄会也打着“伊斯兰趋势”和“伊斯兰之声”的旗帜,主张平等、社会公平、道德重建、反对腐败,同时建立了一大批医院、学校、贫民救济机构等,吸引了大批中下层民众,成为世俗政府最强大的反对派。(27)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穆兄会赢得伊斯兰联盟60个席位中的38个席位。尽管埃及政府一再打压,但国内宗教力量始终不容小觑。(28)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在随后启动的民主选举中,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

   从更大范围看,在2010年中东剧变后,随着部分政治强人或威权政权纷纷垮台,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所谓“阿拉伯之春”变成了“伊斯兰之春”。这种现象实际是对中东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主义政策的反动和修正。某种程度上,中东国家恰恰是由于选项太多造成的“富人的烦恼”,使其在发展方向上莫衷一是,首鼠两端,空自走了许多冤枉路。这种教俗力量之间的相互内耗,只会使其两败俱伤,加剧国家的动荡与衰败。

   (二)从集权转向分权导致中东国家陷入“软政权化”

   按照全盘西化论者设想的“政治改造路线图”,中东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此后便是敦促中东国家实行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在欧洲意识形态中,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的核心又是个人主义,并由此才推导出政教分离、法治、民主、言论自由等一系列范畴。(29)换句话说,西方价值体系是个复杂整体,在政教关系上要求实行政教分离,必然要求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实行分权制衡。

   然而,对中东国家来说,从高度集权的所谓“独裁专制”,转向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是一场风险更高的政治冒险。传统上,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基本都是中央集权统治,并行之有效地进行着国家管理。在伊斯兰世界,哈里发制度就像管理工厂那样管理着臣民,它并不比它周围的帝国更为残暴。事实上,哈里发帝国对待宗教少数派的做法,远远好于基督教欧洲对于犹太人、异教徒和宗教异端的态度。(30)这些国家还不断扩展疆域,组织移民,开垦耕地。所谓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31)

   但西方国家从自身价值标准和利益考量出发,用“民主或者集权”的二元对立思维衡量中东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和要求,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显然是不合法、不合格的,必须进行痛苦而艰难的蜕变。“受过教育的臣民开始相信,奥斯曼帝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结构,奥斯曼帝国急需的是政治改革,尤其是一部定义和限制苏丹权力的明文宪法。”(32)19世纪时期,英国首相坎宁一直主张让奥斯曼帝国引进西方模式。“改革意味着法治基础上的有效而诚信的政府;意味着所有臣民被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拥有平等权;意味着特权的消失;它还意味着所有群体、共同体和民族享有同等的自治权。”(33)

   然而,这些要求与奥斯曼帝国的现实相去甚远。我们知道,欧洲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实现了政治一体化(即国族整合)。中产阶级的出现、识字率的普及、开展群众性宣传和教化新技术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西欧政治一体化背景下才出现的。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始终未能实现政治一体化。它只是沿着神权政治的路线形成的松散的组织。其形形色色的民族是按其宗教归属(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而不是按照民族(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来区分的。(34)

   在国族整合未完成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盲目实行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分权”为主要诉求的西式民主改革,只会使奥斯曼帝国原本松散的权力结构日趋散架,原本强大的国家能力极大削弱。正如英国知名学者埃里·凯杜里所言:“奥斯曼帝国引进那些欧洲的政治原则只意味着引进混乱、骚动和分裂;这些原则的成功将意味着它总体上的破坏。”(35)

然而,在“西方优越论”影响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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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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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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