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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更新时间:2018-12-21 10:56:36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或者说是由民主和专制轮番上演的一出“双推磨”:攻打巴士底狱、第一共和国、雅各宾专政;雾月政变、拿破仑加冕、第一帝国;兵败滑铁卢、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称帝、第二帝国崛起;普法战争爆发、废黜波拿巴、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布朗热独裁、确立共和制……这一百年间,面对旧的复辟势力,没有任何民族像法兰西这样不屈不挠,表现出“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托克维尔,1992:34)以及建设新制度的非凡想象和创造力。单是从攻打巴士底狱的1789年到拿破仑“雾月政变”的1799年,法国人就在短短的“十年间实验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几乎所有可能形式:君主立宪制、纳税人共和制、民族共和制、寡头共和制、人民专政、市镇直接民主、军事独裁”(索雷,2015:34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轰轰烈烈的历史是以混乱为序曲的,自攻打巴士底狱始到布朗热政变止,参与这场混乱的主角就一直是民情汹涌的“群氓”。他们既创造了历史,上演了最宏伟的实验剧目,也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血腥、暴力和混乱。勒庞谈到,在攻打巴士底狱当天,被人群团团围着的监狱长仅仅因为在推搡中踢到了一位参与者,大家就推举这位原本是厨子的人用娴熟的切肉技巧割断了监狱长的喉咙。像勒庞所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爱国行为”。接着,这些由“除了极少数彻头彻尾的流氓以外,余下的多为各行各业的店主和手艺人”组成的造反者,在用包括凌迟在内的残忍手法屠杀了上千位“民族的敌人”后,又把关在监狱里的“白白养着”的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全部杀掉,“其中还包括五十来个十二到十七岁的孩子”(勒庞,2018:154-156)。

   这最后一句是说,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还会仅仅针对“民族之敌”,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那么重要。无独有偶,在随后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特权阶级,有大约4000名农民和3000名工人也成了铡刀下的冤魂”(勒庞,2004:177)。为了满足“巴黎人民”的愿望,绞刑架换成了效率更高的断头台——这似乎比鲍曼(Zygmunt Bauman)更早预示了现代性与大屠杀间的关联——不但反对杀人的丹东被砍了头,忙于将签署“砍头令”作为日常工作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也很快被更激进的后来者砍了头。以致“那时候,母亲们带着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勒庞,2004:177)。

   (二)南锡学派的催眠实践

   在群氓动力学的讨论中,一开始仅次于“群氓”概念的主题恐怕就是群氓与首领或领袖的关系。早在马基雅维里阅读李维的《罗马史》时他就知道,“民众没有首领就没有用武之处”(马基雅维里,2013:129)。到了现代,莫斯科维奇说,大众社会(mass society)里领袖或首领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们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他们粘合起来”(莫斯科维奇,2003:6)。当然,这里的所谓“领袖”并非单指高高在上的统帅、君主或帝王,群氓动力学家使用的概念显然是广谱的——从基层的“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直到前述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一百年中叱咤风云的英雄或枭雄。首领并非是先赋性的,诸多后来成为首领的人一开始也不过是某种信念或信仰的使徒而已,但他们或者不惜命,或者巧舌如簧,又或者信念如炬,最终得以在动荡之中出人头地。比如,拿破仑在受到雅各宾派赏识之前,不过是一个少校;希特勒在发动啤酒馆暴动、喊着“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并做出惊天之举前不久,不过是个普通的上等兵;至于一般的打家劫舍、啸聚山林、聚众闹事的头头们,则更多的是鸡鸣狗盗、贩夫走卒之辈。

   不过,不要小看首领或头头对群氓的作用,如若原先的首领消失,新的首领又没有适时出现,群氓就会一哄而散。在群氓的形成及维系的过程中,首领的作用不言而喻。如果说一般的基层首领或小头头为群氓们提供的只是身先士卒的榜样的话——勒庞说过,“引领群氓的是典范,而非论证”(勒庞,2018:116)——那些最终成大事的英雄人物提供给群氓的则是坚定的信念或者信仰。并不是所有的首领都是靠欺骗行事的,他们有时对自己的信仰一样怀有十二万分的虔诚,用勒庞的话说,“大革命时期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在自己先被某种信仰征服后才开始施展威慑力的”(勒庞,2018:109)。勒庞以法国一百年来的历史说明,“在人类拥有的一切力量中,信仰总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有力可拔山的能力”(勒庞,2018:110)。这话说得很棒,不过说得更棒的可能是他的同胞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后者那里,“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引自霍弗,2011:133)。

   所有成大事者都懂得如何驾驭或者说驱使群氓,其中最佳的社会心理途径就是社会动员,即通过信念的诉求和想象的塑造,改变或重塑追随者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勒庞认为,在首领或领袖人物影响群氓之时,最重要的手段有三:(1)断言法,即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对某人或某事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这“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氓头脑中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如,“德国革命已经开始”是政治断言,“果珍喝热的好”是商业或广告断言,它们在支配受众这点上都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后来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将此类辩解性知识体系称为“衍生物”,叹服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Pareto,1935:901)。(2)重复法,即断言如果要产生影响就必须不断地重复。拿破仑说过,“最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在勒庞和帕雷托的助推下,这句话演化为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重复对信念塑造的意义在于,如果在你耳边只有一种观念或一种声音,那它最后就是你的全部知识疆域。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上整天播放的就是根本买不到的那几个日本的电视机品牌,没有市场经验的中国人感到奇怪,买不到你放它有什么用?结果,等电视机供应敞开后,中国人脑子里就只剩下这几个日本品牌。(3)传染法,即所有的情绪都会像流行病一样快速传染,在人们啸聚成群的时候尤为如此。情绪的快速传播不仅造就了恐慌等突发性心理,而且凭借人类的模仿天性和反复刺激,也使得群氓的行为趋于两极化。

   还是在《群氓心理学》中,勒庞说明了那种具有神性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的首领或领袖人物对一般大众乃至枭雄们的影响力。威武彪悍的奥热罗将军原本对蹿上来的“矮小新贵”拿破仑不屑一顾,一直到觐见前还在骂骂咧咧,但直面拿破仑时却首鼠两端、不敢吱声,“当拿破仑离开时他才恢复镇定”,以至于他从此深信那个小个子对他施用了幻术(勒庞,2018:123)。

   在勒庞撰写《群氓心理学》的年代,“幻术”这样的字眼对法国人来说并不特别神秘。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幻术”就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由法国乡村医生李厄堡(A.Liébeault)和巴黎萨尔伯屈里埃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沙尔科(J.M.Charcot)以完全对峙的立场推进的催眠术。精神病学或变态心理学中的催眠术,其早期形态是奥地利医生麦斯麦(F.A.Mesmer)创用的通磁术或麦斯麦术,后经英国医生布雷德(James Braid)改造,以希腊睡神修普诺斯(Hypnos)之名命名为催眠术(hypnotism)。一开始,布雷德提出导致患者进入迷睡状态的是肌肉疲劳这样的生理原因,但后来发现更为重要的是暗示等心理因素。

   布雷德前后观点的相异,导致了沙尔科代表的巴黎学派和李厄堡代表的南锡学派的分歧。沙尔科及其巴黎学派认为,催眠完全是一种生理现象,催眠状态是精神病及变态者的表现特征;南锡学派的李厄堡及其弟子伯恩海姆(H.Bernheim)却主张,催眠就是一种暗示,而暗示能够使患者在催眠状态中接受一种新的观念,从而获得某种健康的治疗。从催眠术的发展尤其是南锡学派的实践中,很容易发现这一精神病学的治疗方法是如何和勒庞及其群氓心理学的分析挂起钩来的,所以莫斯科维奇会说“如果说群氓心理学产生于法国,而非意大利或德国,那是由于在法国同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革命浪潮和诸多的催眠术流派的缘故,也就是说,那是巴黎公社和南锡或萨尔伯屈里埃医院的产物”(莫斯科维奇,2003:108)。简言之,如果说革命制造了麻烦,那催眠术则希望能够解决麻烦。当然,将体现在宏大革命场面中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临床上的个人黏连,最终注定了勒庞甚至整个群氓动力学及其分析路径的失败命运。

   如果多说几句的话,本来法国人之间的对立和刻板保守与对催眠术抱以敌意的德国人之间鲜有关联,但偏巧要命的是那个一直在探索精神病治疗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成了李厄堡和伯恩海姆的拥趸。尽管弗洛伊德在观察了南锡学派的实验后只短暂使用过暗示催眠法,并很快创立了自己的谈疗法(interview),但催眠师对患者的支配力量(这非常像领袖与群氓的关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和莫斯科维奇一样,笔者也相信,一如革命浪潮和催眠术的双元发展催生了群氓动力学或群体心理学,原本只关心个体心理及其情感纠葛的弗洛伊德在1920年向群体心理的转向也是20世纪初“反犹主义”浪潮(它后来在奥斯维辛酿就的暴行丝毫不亚于雅各宾专政时的巴黎)和南锡学派的催眠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是如果将由力比多支配的爱的关系或情感联系视为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弗洛伊德,1986:98),领袖与群氓的关系就可以还原为作为家庭核心的父亲与其治下的儿子间的关系。如此,不仅在教会和军队之中每一个体是由力比多为纽带与自己的首领(基督或司令)联系在一起的,群氓们对首领的崇拜也不过是一种因心理投射而产生的自居或认同作用。简单地说,此时他抛弃了自恋而转为他恋。在这个问题上,就连对催眠术一度有所怀疑的加布里埃尔·塔德(Jean Gabriel Tarde)也同意,群氓就像处在被催眠状态的受术者一样,愿意受施术者的影响,从对首领的着迷中他们能够获得无法抵御的乐趣。如此,如若一旦建立类似父亲与儿子的联系,按照群氓心理学的逻辑,父亲就能够成为任何一种领袖的先兆:“因为父亲一直是并且永远是其儿子的第一位主人、神父和榜样。每一个社会,即使今天的社会,都是从这种方式开始的”(Tarde,1962:78)。


三、勒庞与群氓精神一统率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及其暴行(即“多数人的暴政”)给整个19世纪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自然也孕育了后来的群氓动力学:不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描述过革命及向专制复归的复杂心态(托克维尔,1992),莫泊桑也描述过“一种相同的思想在人群中迅速地传开,并支配着大家”的革命心理,并直言不讳:“我对群氓有一种恐惧”(莫斯科维奇,2003: 21,20);而那位以《艺术哲学》闻名的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A.Taine),在六卷本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6-1894)中用了三卷的篇幅来讨论法国大革命,他对这场革命的关键词是“暴民和恐怖”,而革命的教训非常直白:“社会消解后出现的新政权一个比一个暴虐”(麦克莱兰,2014:180)。在勒庞之前,同样受泰纳影响的法国人塔德以为,因为群氓常常将自己想象为受害者,他们往往会采取“最恶劣的暴行”(莫斯科维奇,2003:211),而意大利人西皮奥·西格勒(Scipio Sighele)则干脆将一群人的集合称为“犯罪的群众”(周晓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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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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