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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中美亚太互动与地区共同体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8-12-20 16:58:46
作者: 吴心伯  

  

   摘要:本文回顾了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互动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其特点。展望未来,中美亚太互动存在三种前景:合作主导型、竞争主导型、混合型(经济合作加地缘政治竞争)。鉴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大势,中美亚太互动路径的理性选择就是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构建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共同参与的地区机制,打造地区共同体。中美应该共同塑造一个一体化的而非割裂的亚太,一个合作而非对立的亚太,一个更加平等的亚太,一个以有效的机制和公正合理的规则为依托的亚太。为此目的,中国需要创新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美国则需要调整思维、更新观念,合理界定其在亚太的地位与作用。

  

   冷战结束后,由于亚太地区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各自地区政策的变化,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亚太互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亚太互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塑造着地区秩序的未来。在亚太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亚太应遵循什么样的互动模式,着力打造什么样的地区秩序?


一、中美亚太互动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亚太政策着眼于重塑地区结构。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亚洲之行中提出了构建 “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与冷战时代美国的亚太政策主要基于安全逻辑不同,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更注重经济逻辑,将亚太经合组织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新的重要工具。它不仅要推进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也要促进亚太地区的整合,防止东亚成为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鉴于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也对其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这尤其反映在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上。此外,随着东盟推动的合作安全的兴起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美国也对多边安全合作表现出一定兴趣,视其为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工具之一,当然双边安全同盟仍然是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基石。

   基于对地区形势的判断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亚太政策以合作为导向。首先是经济合作。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又积极参与了东亚金融合作,东亚金融合作是更广泛的东亚合作的先声。其次是安全合作。中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接受了合作安全的理念,并提出了符合后冷战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参与推动着地区合作进程,扩大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也使中国在地区合作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从中美互动的角度看,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成为两国多边互动的主要机制。由于利益目标和政策取向的不同,中美两国在这两个机制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大于竞争,两国都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欢迎东盟地区论坛在培育地区安全合作的理念和实践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同盟体系的调整,特别是美日同盟的再定义和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制订,使中国在后冷战时代明确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它与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的介入一道,影响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走向。

   小布什执政后,在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致力于巩固美国的力量优势,打造单极世界。在此背景下,美国视正在崛起的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其全球战略重点开始向亚太倾斜,以加强对华战略制衡,塑造美国绝对主导的地区力量格局。然而“911”事件的发生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既定战略,其亚太政策不得不从结构导向调整为问题导向,反恐和应对朝核问题成为主要的安全关切。尽管美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战略走向保持高度警觉,但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掣肘下,美国对华战略压力与“911”事件之前相比显著下降,对台政策也朝着有利于台海稳定的方向调整。在经济方面,小布什政府对亚太经合组织兴趣索然,对风生水起的东亚经济合作持观望态度,主要通过双边途径推进在亚太的经济目标(如谈判美韩自贸协定,通过双边对话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等)。

   21世纪初的十年,中国亚太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中国与东盟谈判达成了自贸协定。东盟与中日韩和东盟与中国合作蓬勃开展,并带动了中日韩合作。东亚合作的实践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地区合作理念和政策设计。虽然中国仍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活动,但地区合作政策的重心显然是东亚而非亚太。在安全方面,中国通过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对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的和建设性的作用。在台湾问题上,为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中国积极争取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支持,塑造有利于遏制台独的地区环境。

   这一时期中美亚太互动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因素下降、安全因素上升。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势头减弱和东亚合作的勃兴,中美在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的互动显著减少,尽管这一时期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安全上,中美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内保持了密切互动,这也成为后冷战时期中美安全关系的 一 大 亮 点。美 国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的 政 策 调 整———反 对 台 独分 裂 活动———无疑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奥巴马执政时期,在战略上积极寻求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提升对亚太的关注。其亚太政策表现为加 大 对 亚 太 的 外 交、经 济 和 安 全 投 入,促进美国在本地区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其作为亚太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架构,巩固美国的规则制定权,扩大美国的经济收益,同时将中国排除在外,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在安全上主要表现为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加伙伴”网络,增加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战略拓展,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此外,美国还加入了东亚峰会,希望利用这一多边机制推进其地区安全议程。

   这一时期,中国的亚太政策表现出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一方面,中国继续参与 和 推 进 东 亚 合 作,开 展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和 “中 日 韩 自 贸 协 定”谈 判。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了“一 带 一 路”倡 议,为 深 化 与 亚 太 地 区 国 家 的 经 贸 联 系、促进互联互通搭建新的平台。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促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和开放性。在安全上,中国更加注重加强与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如建立湄公河流域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推动亚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进程,谋求管控南海争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导试验所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体现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意愿。

   奥巴马执政时期是后冷战时代中美在亚太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中美亚太互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竞争的加剧。面对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奥巴马政府力图重构亚太经济与安全格局,维护和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制衡中国。面对美国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以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在经济合作和维护南海海洋权益方面开拓进取,以新的思路和举措拓展新局面。另一方面,中美也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中合作与博弈,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合作。

   特朗普执政后,一方面放弃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转而通过双边手段推进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推出 了 “印 太 战 略”,试 图 通 过美、日、澳、印四国合作,在经 济 与 安 全 上 抑 制 中 国 在 印 太 地 区 的 积 极 进 取,并加大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压力。此外,在朝核问题上则积极谋求中国的合作。当前中美在亚太的互动在经济领域竞争与合作都不明显(经济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双边互动中),而在地缘政治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尽管双方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协作。

   总体来看,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互动面在扩大,这既体现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这些多边机制中,也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这些特定的问题领域。互动面的拓宽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合作机制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作用的扩大。

   二是竞争性增强。由于利益的差异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在一些地区合作机制中和某些问题领域内都有所反映,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达到高峰,越来越体现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关系的特点。

   三是排他性倾向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大平台,东盟地区论坛也成为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到了奥巴马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不包括美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也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安全上美国则积极构建“同盟加伙伴”网络,中国则是这一地缘政治设计的主要目标。排他性的上升一方面显示出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打造针对性(甚至对抗性)更强的地区工具,同时也反应了东亚自主性的上升,即能够提出和推动不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地区合作倡议。


二、中美亚太互动之走向


   从上述分析可见,后冷战时代中美亚太互动的频率上升、力度增强,但走向不确定。理论上看,中美亚太互动前景大致存在三种可能:合作主导型、竞争主导型、混合型(经济合作加地缘政治竞争)。

   合作主导型的互动,在经济上体现为双边经济纽带增强和相互依存度上升,多边合作的扩大,如中美继续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积极探索和构建亚太自贸区等。在安全领域,中美地区合作,首先表现为双方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重大战略谅解:美国尊重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利益诉求,不谋求遏制中国在本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在实力上升背景下 的 战 略 进 取 保 持 克 制,如不谋求在太平洋上的主导地位,不以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等。其次,双方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上进行合 作,如 通 过 谈 判 和 平 解 决 朝 核 问 题、建立新的半岛安全机制,在南海地区避免发生冲突,推动形成争端管控、危机预防的新机制。第三,两国在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合作。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不仅表现为地区成员追求多样化的甚至 相 互 冲 突 的 安 全 利 益,也反映在多元甚至相互抵触的安全安排上。要有效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就必须构建一个由本地区主要国家参加的复合安全合作机制,而中美两国的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竞争主导型的互动,体现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竞争。经济上,中美在双边层面既可能不断扩大经贸联系(如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可能加剧竞争(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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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美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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